中国绘画艺术是中华民族艺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存。根据现有考古资料，中国绘画可以追溯到上古史前时期，岩石、彩陶发饰可称为最早的绘画。彩陶本身是土红色，用黑白两种颜色来装饰，它的装饰主要是由既有规律又有变化的几何纹样组成的，色彩对比强烈明快，造型浑朴自然。

从重彩画来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漆工艺的发明。在般代的遗址中已发现画有色彩图案的漆片，色彩以红、黑二色为主。到战国时期，漆器大多用鸟兽、鱼纹来做装饰，富有变化，装饰味也很强。有的漆画在黑漆底上以赭、黄、朱红、灰绿、金银等色彩表现物象，格调深沉热烈，富丽堂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两千多年前人们对色彩的认识与运用以及当时重彩画精湛的艺术水平。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帛画是古代绘画的代表。强烈的对比是这幅作品的一大特色，在色彩上尤为明显：鲜亮的红色与浓重的青黛、深棕色形成强烈反差，而且在白底上黑、红、黄、赭、青、绿、紫这些颜色都有，有的是用颜色勾轮廓，里面再涂别的颜色。这都说明当时在重彩技法上的经验已相当丰富。西域佛教画的传入，在色彩上无疑给了画家一种新的刺激，开阔了画家的眼光，色彩的运用日渐熟练。

色彩在中国画中的地位日渐提高，到唐代，已发展至鼎盛。这一时期，文化艺术有了新的高度，绘画也获得了极大发展。色彩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更是备受宠爱，色彩的运用在唐代可以说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地步。这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一是长期的政治稳定，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和大量吸收、融合边疆民族和邻近国家的文化成果；二是要用华丽的色彩、辉煌绚烂的格调来描绘歌舞升平的景象，来反映唐代政治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实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但是，色彩在唐代辉煌的高峰上停了下来。由于历史原因和绘画观念的局限，色彩再没有力量向上冲击了。宋代是水墨画急剧发展和勾线填色原地踏步的时期；而自元代后，水墨画便以绝对优势主导了中国画坛。色彩不仅在画幅上的位置越来越小，而且也变得越来越淡。大青绿山水让位于色彩较弱的小青绿山水，以墨为主的浅蜂山水广为流行。墨给人的一般印象是高雅深奥、超见脱俗，而且在不同的纸、纲上由于笔所含水分的不同，能产生晕开或干湿等不同效果以及明暗浓淡的变化，还能表现物象的质感、量感和色彩感，显得单纯而又丰富，耐人寻味，而色彩则被认为显得火气、俗气。在尊墨的大气候下，一批杰出的画家如郭愿、米常等在山水画上抛弃了唐代以来金碧辉掉的画风而追求平炭清新，水墨画就成了这种精神特点的最好寄托和我体。水墨画的确立和完善，成为后世“文人画”所特有的绘画表现形式，且得到了长是发展、收她与我国原有的老庄哲学有着直接的关系。

到了近现代，中国画色彩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思想家，奋起呐喊，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在绘画方面把矛头直指文人画，打破了一时沉寂的空气。正是这一变革，中国画色彩风格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体现了时代精神。无论是重彩工笔，还是重彩水墨写意都呈现出蓬勃生机。这一时期水墨和重彩的结合，推动现代中国画色彩的向前发展。

（摘编自董有国《中国画色彩地位的变化和时代特征》）

晚清中国值数千年来有之巨变，于政于学，都出现从未面对国的局面与元素，教育改革遂为晚清新政要项。1901年科举改制措施发布，科举考试由经史八股改为政议策论，但这种由八股而策论、由经史而西学的科举改制，仍难脱“新酒旧瓶”的困境。晚清政府又特于1904年设进士馆，希望将新科进士既往接受的经史辞章教育革新为西学法政教育，同时，也希望通过切实管课，令新科进士勉力学问，“讲求实用之学”，兼求速成和切用。但官立、官办、官读的现实，使其依然未能避免出现“老爷式学生”。从法制史角度而言，以“开官智”为目标的进士速成教育，拉开了近代中国系统法政教育的帷幕。科举废弃后，进士馆亦因之停办。进士群体负笈东渡，又成中国选官史及留学史上空前盛举——中央政府竟将已获最高功名的文化精英、官员群体的继续教育委诸日本，冀望邻邦成为改革强国之津梁。而留学教育的展开，也因求之太速以致良莠不齐。。

晚清教育种种制度变革与运作之中，均可见官僚群体与官僚体制之间微妙的共存与互搏。进士群体的出身为旧制度所授，其自身亦属于庞大的官僚体制，故而维系旧有体制乃其共通的基本立场。但清廷所关注者，主要在于政治的稳定、新政的展开、国祚的延续。但官员群体多数所在意者不在自身知识水平及行政能力对整体政局的影响，所关心的主要还是仕途前景问题。

关于作为末代天子门生的癸甲（1903年、1904年）进士在清末阶段的任职，清末官制改革，加之这批进士多有新学经历，对其补缺晋升有利。不过，其中仍约有半数尚未轮得实缺，清朝已被推翻。

从帝制到共和的政体转换中，不少癸甲进士拥有进士出身这一关键“象征资本”，加上前清政界的任职资历，以及新旧皆备的教育经历，从天子门生变为民国精英；亦有部分不仕民国，乃至为“复辟”奔走；或有进士投身新闻、法律、教育、金融、实业等，发挥其所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此时代巨变中，从政治立场及政治行动来看，辛亥后癸甲进士中只有少部分坚持做清朝的“政治遗民”；但从文化认同和文化心理来看，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传统文化的“文化遗民”。“中学”是他们安住身心、寄托情感的重要支撑。

1949 年新政权建立，癸甲进士部分在新政府任职，且不乏身居高位者；多数进入中央及地方文史馆系统；亦有部分或僻居乡里，行迹难考；或客于于他乡，流寓海外。其出处与动向，总体延续其民国时期的政治立场。

（摘编自李林《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末代进士的命运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