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北文化

从历史上说，中国就存在南北文化差别与南北文化对立融合的问题。从周朝起，北方诸侯自称中国，而吴、越、楚等南方诸国则因为“断发文身”，地广人稀，刀耕火种，被视为“蛮夷”，并受到北方的排斥轻蔑，直到晋代仍被视为“化外之民”，南方文化被称为“蛮夷文化”。黄河与长江作为养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远古时期就哺育滋润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两大文化体系。而“炎黄子孙”“华夏民族”的称谓，正是远古南北文化对抗融合的遗迹。代表北方文化的黄帝部落，与代表南方文化的炎帝部落曾在中原大地摆开了宏大的战场，一决雌雄。这场战争打得异常激烈，天地都为之变色，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多次的反复，黄帝终于打败了炎帝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并从那时起，奠定了北方文化的胜利及其权威地位。南方部落虽然失败了，但南方文化并没有绝迹和湮灭，而是作为一种与北方文化相对立的“异端”文化依然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不时燃放出一段光彩。如果说《诗经》代表的是北方文学，灌注着现实主义精神，那么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是南方文化的化身，流淌着浪漫主义的神韵。正如王逸《楚辞章句》中所说的“楚人信巫”，南方文化是一种巫术文化，这种激情激发了屈原的灵感，刺激了他的无穷无尽的想象，丰富了他的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确立了史官的权威和绵延不断的修史传统。

后来则有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立和分庭抗礼。南朝文学具有柔靡香软的特点，南朝民歌更是以情歌为主，不同于北朝文学和北朝民歌的刚健质朴。再后来则是南北文学走上合流，这种合流促成和孕育了唐代文学的博大卓著。而元杂剧作为北方文学的代表，其音律、曲调都不同于以南戏、明清传奇为代表的南方文学。

从美学上说，北方文化代表壮美，充满着阳刚之气，刚烈豪放，慷慨激昂，正所谓“铁马秋风塞北”；而南方文化则是优美的化身，弥漫着阴柔之气，“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正所谓“杏花春雨江南”。从地形地貌来说，南方多山多水，山川秀丽，北方则以平原、草原为主，一望无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从饮食结构来说，北方是麦黍文化，南方是稻作文化。

从思想形态上说，儒家思想更多地属于北方文化系统，充满着先秦理性精神；道家思想更多地属于南方文化，充满着理想和浪漫气息。而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思想的主导形态和文化发展趋势。儒家思想成了正统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标志着北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和主流性。文化的中心在北方中原、华北地区，这里的重要自然景观是黄土和黄河，它们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哺育中国文化的乳汁，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在黄河，传统文化的根扎在黄土中。正统文化的底色就是黄河文明，或称黄土文明。中国历代首都大都坐落在黄土地上，分布在黄河主轴线周围，如西京长安、东京汴梁、北京等，它们都是中国传统华夏“黄土文明”或叫“黄河文化”的凝聚点和扩散中心。

20世纪，北方文化有了“五四”运动的辉煌后，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就转移到了南方，南方因居于西方现代文明登陆中国的前沿地带，获得了中国文化发展潮流的领导权。20世纪前半期进行的北伐战争，意味着南方文化在拉动着中国战车；而长征更是从南向北一路播撒革命的种子，是南方文化向北方播撒现代福音；20世纪后半叶则有文化界劲吹东南风，港台商业文化从南方一路厮杀过来，演化成大众文化对北方精英文化的挑战。

大隐

马宝山

酒一醒，孟浩然就后悔了，他知道又一次失去了求仕的机会。

几天前，襄州刺史韩朝宗约孟浩然吃酒吟诗，谈得甚欢。刺史十分欣赏孟浩然的才学，决定把他举荐给皇上，为朝廷效力。说好两天后一起赴长安去见皇上。

第三天，当韩朝宗派人前来孟家，唤他一同进京时，和朋友喝得醉醺醺的孟浩然说：已经喝酒了，哪有时间管他。来人见劝不走孟浩然，回去禀告刺史。韩朝宗很生气，一人独自进京去了。

说来，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六年前，孟浩然正在王维处谈诗论文，唐玄宗李隆基忽然来了，王维以孟浩然是布衣不能面圣为由，叫他躲在床底下。皇上与王维谈了一些政务之后，看到桌上有诗笺，便随手拿起来看。这诗正是孟浩然所写的《岁暮归南山》，诗云：“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玄宗看了“不才明主弃”一句不大高兴，悻悻然对王维说：“这人岂有此理，他自己不来找我，怎么可以说我弃他呢！”

皇上走后，王维很是埋怨了几句孟浩然。仕不成还受一顿奚落。那一次的求仕之路也就这样断了。

这两件事，使原本一心报国的孟浩然心寒。加上孟浩然读些史书，发现自己的性格根本无法适应尔虞我诈的官场，决定不再求官，进山隐居起来了。

孟浩然隐于鹿门山的鹿门寺。寺院里有殿堂僧房数十楹。除了一二十个僧人外，没有闲杂人来，十分清静。

鹿门山东南三十里外是襄阳城，有一位叫姚邺宸的长史。这是一个为襄州刺史做文案的七品官。姚长史雅爱诗书，特别是喜欢孟浩然风神散朗、清淡自然的山水田园诗。姚长史听说孟浩然在鹿门山就跑来，想与诗人切磋，向他请教。

头一回进山，孟浩然醉酒，没有见到。第二回进山，说是孟浩然病了，也没有相见。姚长史真是个执着的文人，没过一个月，再次进山。寺里住持告诉姚长史，说孟浩然游山去了。姚长史在寺里等了半天，游山的孟浩然还不见回来。长史告别住持下山去了。走到半路，他看到一个樵夫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息。见到自己就热情地打招呼：“官家，下马歇歇脚吧。”

姚长史就下马，刚坐下，樵夫就问：“是来见孟山人的吧？”

姚长史奇道：“你怎知道？”

樵夫笑了笑：“时常有读书人来见孟山人，可是，这个孟山人却有些怪异，来人十之八九是见不到他的——您也是来与山人说诗论文的吧？”

姚长史说：“孟浩然是与王维并称‘王孟’的诗人，他的山水田园诗文名扬天下，我是来向先生讨教的。”

樵夫从腰带上解下两个装酒的葫芦，一个递给姚长史说：“秋天里山风硬，喝两口酒驱驱寒吧。”说着自己先饮了一口，“孟浩然应试不第，仕途困顿，纵情山水，对自然景致、田园风光感慨几句，哪有多少好诗呀。”

“世人说孟山人的诗句句尽堪传，此话不虚啊。”姚长史呷一口酒说。

他们坐在路边石上，好一阵谈论孟浩然的诗文，姚长史才上马走了。他很是奇怪，自己怎么和一个砍柴的人议论诗文这么长时间呢？

说着冬天就到了，姚长吏就要随刺史大人进京赴任，他想走前再去拜见孟浩然。姚长史就踏雪进山，进鹿门寺院，在住持僧房里喝茶暖身。住持问：“又访孟山人来啦？”

姚长史说：“年底就要进京了，想见一下孟先生啊。”

“去吧，刚才还见先生往屋子里抱柴，想是暖屋子迎长史的吧。”

姚长史推开孟浩然的屋子，里面暖暖的，却不见主人。长史就翻看先生散放在桌子上的诗笺。许久也不见主人影子，他便走出屋子在院子里一边寻人，一边游览这座始建于东汉的寺院，一直到晌午也没有找见孟浩然。姚长史心中索然，与住持告别。

住持送姚长史出山门，住持问：“可与孟先生畅谈？”

姚长史悻然道：“哪里畅谈，影子都没见一个，满院子寻，只见一个头戴幞头的扫雪人。”

“带紫色幞头的人？哈哈，那便是孟大山人啊。”住持仰头大笑。

姚长史愕然：“失之交臂，看来我与山人真是无缘啊。”

住持笑了：“你们是见过面的，就在路边一块石头上，还说了好大一阵子话嘛。”

此时，他们的脚步已经走到那块路石边。姚长史一下子想起秋天坐在石上与樵夫谈诗论文的情景来了，他“啊”了一声，“那个樵夫就是孟浩然，孟大山人哪？！”

住持长笑不止。

人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可谁见过孟浩然这样隐居的呢？姚长史不胜慨叹：“孟浩然乃真正大隐啊！”

（有删改）

或许有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美，文学应以美为最大特征，而非公共良知与社会责任。不错，美的确是艺术的首选，但何以为美？词语外壳吗？文本装演和雕饰吗？当然不。“准确”就是美！闪电般捕捉到事物的核心价值、灵魂的真相和生命不轻易泄露的秘密就是美！为何会准确？是因为你真实到了一定程度，下潜到了足够深沉的位置；是因为你用诚意和责任换取了事物的真，并挽留了它；是因为你顽强地靠近并守住了距离真相最近的点。表达准确不仅需要才华，还需感受的勇气和表达的责任，后者甚至更重要。像童话《皇帝的新衣》，最美的一句话是那个孩子说的，这就是诚实的功劳，是童年的属性在帮一个人实现生命之美。文学的最高成就是真实，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能否对心灵和精神不撒谎。我发现，凡让我怦然心动的，无不是高度准确的句子，它准确地击中了你的某个精神部位，感动和惊讶着你，你才觉得它美。它惊醒了你体内某种东西，帮你恢复成你的样子。读者往往对某个作家有一种固执的信任，逢其文即读，遇其书则购，因为预支了一份信任在里头。大家相信他的精神是诚实的，都愿意相信他又－次要把真诚而重要的东西告诉大家。尽管他的故事未必每次都精彩，未必每个观点都卓尔，但人们已养成了一种恭候他的习惯。这样的精神印象，无疑乃一个作家最大的荣誉和成就。

(选自王开岭《当代散文的精神惰性》，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