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关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紧密结合的景观形态，传递着历史文化内涵。边关出现在唐诗中，皆因丝绸之路的通达，开放的国家社会格局，文人墨客对漫游边塞、从军入幕的崇尚以及包括过所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限制等。相比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边关的文化意义更为抽象，象征性更强，所承载的感情也更为复杂。诗人多以社会现实为吟诵主旨，以点带面、由小及大、以虚带实，将边关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战场形势。从军事意义上讲，边关地理位置重要。从唐诗中看，边关的“战火”已经烧入了诗歌意境，不管那些知名关隘是否正在发生着战事，诗歌中的征战杀伐都未曾真正停歇，皆承载着将士建功立业的豪情、大无畏的精神和犯我者虽远必诛的决心。例如，唐彦谦《咏马》中“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借玉门关指边陲前线征战之地；李白《从军行》中“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体现出关防将士守卫家园、驱敌出境的豪迈气魄。

其次是戍边之所，“关”是军防象征，也是征人和亲属对戍边之地的情感依托。诗歌里有恢宏阔大的战场形势，也有单一渺小的个体自我。边关虽然承载文人将士们建功立业的梦想，但毕竟是遥远的苦寒之地，长期在塞外驻守或是从军入幕不得志之人面对战争的惨烈、环境的荒凉、人情的冷漠生疏，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思念怨忿之情。而人们的情感是相通相应的，在亲朋远赴塞外前免不了“爷娘妻子走相送”，塞外兵士思念故人的情感也不会停歇。因此边关戍守之地，成了思归与念归的交汇。

再次是阳关寄情。在涉及边关名称的唐诗中，有一类“阳关诗”较为特别，这源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的“阳关”指的是友人西行的必经关卡，有着明显的关外无故人的地理属性和分界含义。因为诗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其曲名便为《阳关三叠》或《渭城曲》，唐代许多诗人都曾提到。在他们的那些诗句中，“阳关”多已失去起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特点，而以人文伴随意义，仅指代曲调货词中涉及的劝酒、伤离别等某些特定含义。

最后是家国分界。丝绸之路上的边关地理环境和其后天见与中原地区差距较大，作为戌边之所的代表和军事战略要地成为内地与西域的分野、不同文化的分野、生死安危的分野、家国与异乡的分野，是物质与人文界限的共有载体。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年老思乡，向汉和帝上疏：“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外绝城，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由此可见，玉门关被汉人看作家国的分界，带有深重的情感烙印。

唐诗中的“边关”含义不再单一，表面。在人们的心目中，除了对距离、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的认知与定位之外，“边关”早已超越了军事防御或是征税、监管缉私的原有含义，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文精神和家园情怀。

（摘编自邢宇晨《唐诗中的边关意象》）

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诚信的品格，无疑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承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向“宁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青莲石

三石

韦老，县一中退休老师，教的是高中地理。大学时韦老学的是地质勘探，却误打误撞成了教书先生。学的是地质，教的是地理，韦老却是嗜石。经常下河滩、上矿山、逛市场，数十年下来，家中收藏了不少石头，其中不乏珍奇。

而一普通退休教书匠，却与时任教育局长颇有些交情，虽有些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局长姓龚，上任不久便来韦老家讨救治学之道。韦老的学生，县教育局办公室周主任曾先行告知韦老，龚局长亦喜奇石。韦老明白过来，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是讨教，其实为石头而来。

次日，龚局长如约而至。院里几株月桂，一张石桌摆在葡萄架下，两人端坐在被岁月打磨发亮的竹椅上。龚局长极为谦和儒雅，与韦老探讨教育事业事宜。原先安排一个小时，不想两人聊得极为投机，两个小时仍意犹未尽。关于石头，龚局长自始至终没吐一个字，却在韦老意料之外，怀疑周主任传来信息是否有误。

或许因为韦老家与县教育局办公楼仅一街之隔，两人碰面机会不算偶尔，渐渐熟络起来。龚局长常来韦老小院中品茶聊天，聊得多了，自然会聊及石头。韦老说，曾听闻龚局长喜欢石头，交往许久不见提起，以为消息有误，原来龚局长还真是同道之人。龚局长无奈地说，只敢偷偷喜欢，不然外人知道，定有趋炎附势之人，省得麻烦。

韦老几十年的奇石珍藏，着实让龚局长叹为观止。

不过韦老却是怪人，从不带龚局长进入藏石的里屋。每次龚局长驾临，韦老便取出一枚摆于院中石桌，一边喝茶，一边说着石头的来历、意境、象征。韦老娓娓道来，龚局长频频点头，不时插嘴谈些看法，韦老感觉龚局长还真不是附庸风雅之辈。韦老曾提出观赏龚局长的珍藏，龚局长一脸无奈地说，不瞒韦老，早年也有过几枚，后来捐给博物馆了。虽然仍旧喜欢，却不敢再玩，只能饱饱眼福。

曾有一次，韦老观察龚局长满面愁容，心想定是遇到什么为难之事。联想近日县一中搬迁项目的流言蜚语，猜想恐与此有关。想到这，韦老进屋捧来一枚产自本地茅山一带的青莲石，几片大小各异、颜色翠绿的荷叶舒卷有度，一枝红花点缀其间，摇曳生姿，端得是惟妙惟肖。龚局长一看，不觉信口咏出了曹寅的“一片秋云一点霞，十分荷叶五分花。湖边不用关门睡，夜夜凉风香满家”的诗句来。韦老扶须微笑，宋人周敦颐的《爱莲说》赋予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因此，青莲成为清正廉明的象征，备受人们青睐，成为托物言志的绝佳对象；我这枚青莲石也是早年入茅山偶得，算不上名贵，却是深有寓意。每每观赏，便感清风拂面，我虽一介老夫，却也能时时警醒自己洁身自好。龚局长豁然开朗。

不久，项目如期开工，流言蜚语却是烟消云散。

还有一次，一个老板，也是韦老的学生，不知从那儿得知韦老与龚局长的关系，跑来讨要一枚奇石当敲门砖。韦老倒也爽快，取出那枚青莲石告诉老板学生，龚局长最喜欢这枚，你既然坚持，便拿去一试。也就当天夜里，老板学生兴奋告诉韦老，龚局长收下了，却让韦老颇感失落。然次日清晨，龚局长捧着青莲石来到韦老家，笑着说物归原主。韦老感叹不已，唉，总归是我学生，算我教导无方啊。

一晃数载，龚局长即将荣升市教育局副局长。

临别前夜，龚局长来韦老家辞行。书老烫了一壶绍兴老酒，弄了些花生米、猪耳朵，两人相对而斟。酒至半酣，韦老竟然有些唏嘘，取来青莲石要赠与龚局长，并说，承蒙龚局长瞧得上，几年来由得我胡言乱语。所谓宝剑赠英雄，老夫乞望龚局长异地高就之后，仍能常观此石，常思为官之要。这，不能算贿赂吧？

龚局长脸色凝重，郑重接过青莲石，小心翼翼捧在手中，端详片刻，轻轻摆至石桌，意味深长地说，石头终归是石头，再有灵性也是人赋予的。有幸与韦老从相识到相知，无数次聆听韦老谆谆教诲，这石中青莲早已刻印在心中了。至于这石头嘛，还是请韦老亲自收藏吧。

韦老先是一愣，然后笑声朗朗。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1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