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旧如旧，延年益寿”是保护修复古建筑的宗旨。文物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积淀，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因此保护古建筑就是要承认其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和真实的历史文物，使其“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因此，我们对于古建筑的修缮，就要认真分析其建筑的构造特点、损毁规律，深刻总结古建筑修复和维护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按照古建筑的特点进行修复，核心就是坚持原状修缮，尽最大能力让它保持原状，才能显示出古建筑的文物价值。

摘编自祁伟成《中国古代建筑传统修缮技术的发展》

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96处，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古建筑。木结构是古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其损坏程度往往决定了文物保护和维修工程的性质与难度。如抢险加固工程，是针对古建筑险情所采取的临时性安全措施；一般性维护保养工程，主要是指以日常保养性工作为主的维护工程；重点维修工程，局部及全部大木落架及墙体大面积重新拆砌等。古建筑的维修工程应以“修”为主，操作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和规定。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因为受材料和筑造、维修技艺传承等因素制约，这些技术规范难以贯彻，文物建筑在维修中木件更换量过大的现象屡见不鲜。年久失修的古建筑经过大修甚至一般维修，文物原构件及价值损失就已很大，如果再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更换，就可能使修缮后古建筑的文物价值降低很多。

摘编自王可《论古建筑木结构的保护》

4月15日，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严重火灾，损失严重难以估算，其重建势必是个漫长且耗资巨大的艰巨任务。据悉，巴黎圣母院的修复，乐观估计需要10年，总经费预计需1．5亿欧元，仅中间塔尖部分就高达600万欧元。

对于任何一个有历史底蕴的国家而言，古建筑维护和修复都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比如因《罗马假日》而广为人知的罗马许愿池，修复金额就达到218万欧元。这笔钱是由著名奢侈名牌芬迪提供的。日本在这方面的投入更大。如天守阁姬路城修缮工程(2009—2015)，花费28亿日元；东本愿寺本堂修缮(04—08年)花费约98亿日元；著名的大阪城天守是30年代全大阪人捐钱复建的混凝土建筑，其造价大概折合今天的700亿日元。

摘编自新浪网《古建修复，“钱路”漫漫》

颜料配方，只是古建彩绘修复中的一个难题。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古建彩画讲究手法。尽管吴书瑞有良好的绘画功底，但在纸上画和在建筑上画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更何况古建彩画还要遵循传统的绘画规制和手法，刚入行的吴书瑞一点也找不到感觉。为了练习好基本功，吴书瑞这一刷就是3年。沥粉是中国彩画特有的技术，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用矿物质勾勒出凸起的线条，再将金粉等矿物质粉末撒到上面，将平面的图案变得立体，使得图案更加生动。在这一行，要练习五六年才能掌握基础操作的要领，才算入了门，要想独立操作，至少得10年之后。“十年磨一剑，这种说法一点都不为过。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能有这种耐心了。”吴书瑞不无感慨地说。

摘编自《新京报》《恢复古韵就是最好的文保》

“诗言志”，历来被我国诗人视为指导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领域的开山纲领。作为一种文学观念，《诗经》在对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的萌芽，明确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诗言志”最早大约是出自《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到了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这个时期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占主流的还是指思想、抱负和志向，带有强烈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倾向。

汉代，“诗言志”的内涵开始发生了变化，加入了情的内容。先秦的“志”到了两汉，主要指志向抱负和情感相融合，情理结合。孔颖达明确提出了“情志一也”：“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汉代将情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其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的分别，道学家往往割裂二者，导致对各种情感抒发的抹杀。而汉人的情志统一，一来是合理的，并且出现了诗歌创作上汉魏风骨的伟大成就，成为后世的典范；二来对后来“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

汉魏之后，特别是六朝时期，诗歌创作则朝向重情的方向发展。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些观念的提出，反映了诗歌创作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言志”的“志”在汉代虽然也包含着“吟咏情性”的因素，但是，这种“情”只能是符合“礼义”之情，这种“志”也在儒家政教怀抱的范围。而六朝的“缘情”说目的在于突破儒家“礼义”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愿望与要求，而且“情”甚至反过来包含了“志”。刘勰提出了“为情造文”之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为情造文”的“情”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而是包含了先秦的“志”。

作为对佛道思想的批判和对儒学思想复兴的努力，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反对仅仅将诗歌看作表达个人情感的工具，而是要尽力回溯到儒家“诗言志”的开端。唐代诗歌创作重新回到了“情志一也”，这一点从李白、杜甫和白居易那里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前代“情志”的综合，正是唐代文学得以正常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迎来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到了宋代，随着宋明理学兴起，宋代诗歌表现出说理的特征，成为圣贤之道的附庸，慢慢脱离了传统的志与情，中国诗歌的高峰和黄金时代也就此过去了。

(摘编自肖朗《“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流变》）

西方中世纪的编年体史书起源于基督教会，早期的编年史家大多是生活在修道院的修士。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编年史被认为代表了中世纪教会修史的最高水平，由多位修道士接力完成，最初的开创者是温德欧弗的罗杰。

罗杰编年史以上帝创造世间万物开篇，结束于1235年的记事。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罗杰记录了三代国王统治的历史。在罗杰的笔下，理查一世“勇武善战”，承载着“骑士风范的尊严与荣耀”。而国王约翰在历史上留下的贪婪、无能、刚愎自用的负面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罗杰编年史的塑造。

罗杰编年史关注的重点是“人”，出于“教化后人并且向勤奋之人提供帮助”的目的，罗杰关于人生事务的记载堪称丰富多彩。罗杰将记事的目光聚焦于英格兰，详细记载国王与贵族的交往、王国的演变等，行文之间也论及欧洲大陆的事务，诸如罗马教宗写给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书信等。罗杰撰写的编年史以史实丰富著称，他也因此被誉为“中世纪最为杰出的编年史家”。

后世研究者对罗杰编年史做出分析考订，辨认出全书各个部分的内容：447年以前的历史叙述，除了《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的文字之外，抄录或者改写了罗马时期的作品，包括尤西比乌与杰罗姆的编年史文本。447年至1189年的历史叙述中，大量内容借鉴各地修道士编纂的史书，其中包括伯里·圣埃德蒙编年史、比德撰写的编年史。关于1189年至1235年将近50年历史事件的记载，出自罗杰本人的耳闻目睹，堪称全书最有价值的原创内容。抄录前人的文字内容，以此为起点续写编年史，在中世纪早期是一种习以为常的书写方式，各地修道院的编年史大多以这种方式成书。这样的书写方式并非全无益处，对于那些原件业已散佚失传的著述，罗杰的抄录与改写也起到了保存文献典籍的作用。

在罗杰之后，修史的传统在圣奥尔本斯又延续了200余年。这在西欧中世纪历史上十分罕见。研究者推测，罗杰及其后续者从事的是有组织的群体行为。这样的推测合情合理，但是并未获得文献史料的支持。

圣奥尔本斯编年史堪称一部鸿篇巨制，其中承载着非常厚重的文献史料。然而，修道士们何以获取如此广泛而丰富的信息用于历史著述呢？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素有修史的传统，不仅珍藏有文献典籍用于修史，而且有机会与其他修道院分享传抄著史成果。圣奥尔本斯是英格兰最为显要的修道院之一，在英格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里生活的修道士经常被国王委以重任，有机会进入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带参与机要，直接从政府获取档案文献。

（摘编自刘城《西方中世纪编年史的代表作——<历史之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