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东中西部的10个省份的调研结果显示，2005年-2015年间，近六成中小学生睡眠不足国家规定的9小时，造成学生休息不足的原因主要是校内外的课业负担过重。“00后”小学生超过国家规定在校时间的比例达75%，平均在校8.1小时，比国家规定最高时间6小时超出2.1小时；“00后”初中生超标比例达85.9%，平均在校11小时，比国家规定最高时间8小时超出了3小时。

与国家规定相比，学习日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小学生超出0.7个小时，超标比例达66.4%；初中生超出1小时，超标比例达78.5%。休息日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小学生超出1.8小时，超标比例达81.1%；初中生超出2.3个小时，超标比例达87.1%。

过重的学业负担导致中小学生的休息权被剥夺，对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新京报》2018年03月05日 朱永新：《要切实保障好学生和教师的休息权》）

材料二：

“减负”最要紧的是做好五件事——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重个性、讲规律。

“调结构”，就是“减负”要做好加减法。具体而言，就是要适当减少文化课学习的时间，增加德育美育体育学习的时间；适当减少书本学习的时间，增加实践教育的时间；适当减少单纯知识技能训练的时间，增加学生综合素养培育的时间，等等。

“转方式”，就是适当减少教师不适应学生学情导致的学习负担，转变教与学的方式，更多的在激发学生兴趣、教会学生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上下功夫，等等。

“提质量”，就是要减少重复、低效的机械训练负担，增加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思维的、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教育教学活动，以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

“重个性”，就是要减少学生同质化的学习负担，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为每个学生提供合适的差别化的教育；要适当减少统一的强制性的学习负担，增加学生多样化的自主性的学习活动。

“讲科学”，就是中小学教育要尊重规律，依靠科学。以考试评价为例，日常考试的功能不是要给学生排名排队，而是为了诊断和改进。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5日 《张志勇：别带着误解看“减负”》

材料三：

“减负”本身具有教育、心理、文化三重含义。从教育意义上讲，“减负”不是单纯的在校学习量的减少，不是学生学习需求的遏制，更不是学校推卸教育责任，将学生的学习需求转移到校外辅导班。“减负”减的是对学生发展而言过重的课业负担，减的是不合理的课业负担，减的是枯燥乏味反复训练，减的是过量的作业负担、频繁的考试负担；从心理意义上讲，减的是因超纲学习和超前抢跑而给学生带来的愈来愈重的心理负担，因竞争带给教师、家长的恐慌情绪和焦虑心理；从文化意义上讲，减的是功利性意图对教育环境的压制，减的是竞争意识对教育氛围的戕害，减的是毕其功于一役思维在基础教育领域的蔓延。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7日 王凯：《扎实“减负”孩子才有全面发展空间》）

材料四：

减负，是肯定要减。

但，关键是如何减、减哪些、减到什么程度。

首先，要区分清楚哪些是“负”、哪些是“正”——哪些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认知发展规律、成长成才规律，哪些不符合。这个是减负的基础；

其次，孩子们各个不同（身心发展、认知发展等规律不同），需要针对不同类群的孩子，做出哪些是“负”、哪些是“正”的清晰区分——这个减负的关键，因为对有些孩子是“负”的，对另外一些孩子可能就是“正”，因此，减负应该严禁一刀切！

再次，减负应该减到什么程度，这也很关键，因为无论是知识掌握还是技能训练还是能力培养，都需要一定的“劳动”强度和广度；而且对不同的孩子，“劳动”强度和广度大不相同。这个也是一刀切不得！

最后，减负不是目的，转变学习与成长模式才是关键——变量的积累为质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减负=减量+增质。

（《新京报》2018年03月12日 张勇：《把减负落在“减量+增质”上》）

道德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是义与利的关系。其实，义也是利，不过是受惠范围稍大的利。弟弟帮哥哥与邻居打架，在邻居看来是争利，在哥哥看来是可歌可泣的仗义。民族冲突时的举国奋争，对民族之外是争利，在民族之内是慷慨悲歌的举义。义与利是一回事，也不是一回事，只是取决于不同的观察视角。

一个高尚者大爱无疆，爱及人类之外的动物、植物，乃至整个银河星系。但从另一角度看，如此大爱其实也是放大了的自利，无非是把天下万物视为人类家园，打理家园是确保主人的安乐。如果有人爱到了这种地步:主张人类都死光，以此阻止海王星地质结构恶化，那他肯定会被视为神经病，思想比邪教还邪教，其所谓的高尚其实一文不值，且不可思议。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其实很世俗，充满人间烟火味，不过是一种福利分配方案，一种让更多人活下去或活得好的方案。一个人有饭吃了，也让父母吃一口，也让儿女吃一口，就算得上一位符合最低纲领的道德义士。

作为历史上宏伟的道德工程之一，基督教曾提交了最为普惠性的福利分配方案。“爱你的邻居”，《旧约》这样训谕。基督教创始人耶和华在《以赛亚书》里把“穷人”视若宠儿，一心想让陌生人受到欢迎，让饥民吃饱肚子。耶和华要求信奉者“寻求公平，解放受欺压者，给孤儿申冤，为寡妇辨屈”，这种视天下受苦人为自家骨肉的情怀，以及相应的慈善制度，既是一种伦理，差不多也是一种政纲。这与儒家常宣传的圣王一体，与亚里士多德将伦理与政治视为一体，都甚为接近;与某些宗教更醉心于永恒(道教)智慧(佛教)等等，则有较大的差别。

中国不乏西哲之同道。《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管子》称“王者以民为天”。《左传》称“夫民，神之主也”。而《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也明显含有关切民众的天道观。稍有区别的是，中国先贤们不谈“怪力乱神”，不习惯人格化传奇化、神话化的赎救故事，因此最终没有走向神学。中国先贤虽然也有“不愧屋漏”或“举头神明”（见《诗经》等)之类的玄语，但对头顶上的天意、天命、天道一直语焉不详，或搁置不论。西方的“天赋人权”具有神学背景，是宗教化的;中国的“奉民若天”则是玄学话语，具有半宗教的性质。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置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道德核心，“上帝”也好，“天道”也好，与“人民”均为一体两面，不过是道德的神学符号或玄学符号，是精神工程的形象标志，一种方便流传和教化的代指。

(摘編自韩少功《重说道德》

画家画天空，背后有科学

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中，天空充满了红色的颜料，它们像一大块黏糊糊的东西，看起来如此沉重，似乎即将压下来。这夸张的色彩也许不是画家的随意泼墨，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物理学家唐纳德·奥尔森在《天空和望远镜》杂志中指出，蒙克画中的红色天空，也许是一种自然现象。

那些传世画作往往反映了真实的气候环境情况。希腊气象局科学家赫里斯托斯·泽雷弗斯所带领的科研小组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他们搜集了554幅日落油画和水彩画。这些画作分别出自181位著名画家之手，其中包括法国印象主义画家德加、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荷兰画家伦勃朗、德国宫廷画师鲁本斯等。最后他们把研究论文发表于《大气化学与物理学》杂志上。该论文分析了16世纪以来554幅描绘日落景象的名画中红绿两色的使用频率，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00年中，大气中的悬浮颗粒物浓度一直呈上升趋势。他们认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造成大气中粉尘含量上升，这会阻碍阳光进入大气层，导致全球暗化。

英国伯明翰大学气象学家约翰·托宁多年来也一直在苦心研究各个时期英格兰各地的天气状况，他意外发现莫奈旅居伦敦期间的作品为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莫奈创作于那时期的画作中，阳光在泰晤士河上跳跃闪耀，天空呈现出奇异的色彩变化。约翰·托宁想到，这些丰富的颜色并非出于莫奈头脑中的艺术幻想，而来自于真实的伦敦生活。那漫天黄色，应是高硫含量的煤燃烧后烟尘和硫酸盐颗粒散布到空气中，成为水蒸气的凝结核所致，在此条件下形成的雾霾比自然形成的雾更为持久。比较巧合的是，狄更斯在其有关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小说《雾都孤儿》中也写道：“在城市边缘地带，雾是深黄色的。靠里一点儿，是棕色的。再靠里一点儿，棕色再深一些。直到商业区的中心地带，雾是赭黑色的。”

科学家去做了验证，选取莫奈1898～1900年创作的9幅作品，结合他同一时期的信件和日记，与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据对照。令他们惊叹的是，莫奈身为艺术家，却如同科学研究者一样，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创作日期及太阳所处的位置，绝无臆造。所以印象派大师的确是非常可信地用手中画笔将伦敦当年的绝世光影留存于世的。不过印象派大师的绚丽色彩，可能来自PM10之类的大气污染物，想到这点不免让人有些沮丧。

 (有删改)

A．蒙克的《呐喊》中，天空充满了红色的颜料，它们像一大块黏糊糊的东西，看起来如此沉重。

B．日落油画和水彩画中红绿两色的使用频率随着大气中粉尘含量的上升而上升。

C．莫奈画作中那漫天黄色实为高硫含量的煤燃烧后的烟尘和硫酸盐颗粒散布到空气中形成的雾霾。

D．原先人们对印象派大师作品艺术特色的认识可能是错误的，PM10之类的大气污染物早已有之，这不免让人有些失落。

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这个概括于徐志摩。在《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关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提到的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