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圾垃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上海市民将迎来被称为垃圾分类“最严执法”大考。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划，到2020年底，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其他地级城市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垃圾分类意义非凡，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近年来，随着对生态环境及民众生活体验的重视程度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发展的重点，并写入十九大报告。根据测算，国人平均每天产生垃圾约1．2公斤，且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垃圾总量每年持续增长。以上海为例，2015～2018年的生活垃圾产生量依次为789．9万吨、879．9万吨、899．5万吨、984．3万吨，增长十分惊人。实行垃圾分类后，既可废物利用、变废为宝、节省资源；亦可将有害物及时处理，防止次生污染发生。垃圾分类也有经济意义。作为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的一部分，垃圾分类投放只是第一步，后续还包括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等多个环节，而不同的垃圾，其后续运输和处理，也将形成完全不同的产业链条。有业内专家预计，一旦垃圾分类实施，全国垃圾处理行业将很快形成万亿以上的市场规模。

（摘编自《垃圾分类是现代文明杜会的标志》）

材料二：

日本：规矩近乎“严苛”

日本从1980年就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回收，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日本的垃圾分类非常细，除了一般的生活垃圾分为可燃和不可燃垃圾外，资源性垃圾还具体分为干净的塑料、纸张、旧报纸杂志、旧衣服、塑料饮料瓶、听装饮料瓶、玻璃饮料瓶等等。看起来如此麻烦的事情，日本人却乐此不疲。喝完一瓶可乐后，他们会洗净饮料瓶，揭下外面的塑料包装，把它扔到可回收的塑料垃圾桶中。瓶盖属于不可燃垃圾，而瓶子本身则要放入专门的塑料瓶回收箱。

美国：垃圾分类深入生活

被称为垃圾生产大国的美国，垃圾分类逐渐深入公民的生活。政府为垃圾分类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除了在街道两旁设立分类垃圾桶以外，每个社区都定期派专人负责清运各户分类出的垃圾。在纽约，垃圾处理被称为“垃圾管理”。只要在大街上走一趟，就可以看到马路的两旁，堆放着一些黑色或深褐色的垃圾集装箱，上面写着：垃圾管理公司。

瑞典：垃圾分类成日常习惯

在瑞典，家家户户都在厨房的水池下或抽屉中放置不同的垃圾收集容器。分别收集玻璃瓶、金属、纸张、塑料和厨房垃圾等。一位瑞典家庭主妇说：“吃完饭后，我们把吃剩的食物放进食物垃圾纸袋。我通常在早晨骑车上班时，顺便把纸袋扔进食物垃圾箱……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习惯。”

（摘编自《细致到近乎“严苛”的日本垃圾分类》）

材料三：

2013年成都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量约4835吨/日，较上年增长3．3%，预计到2020年，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量将增长到约7200吨/日。从垃圾组成来看，近几年中心城区生活垃圾以厨余类为主，占生活垃圾组成的50%～70%。中心城区各区尚未建有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单独收运处理设施，因此一些试点小区分类产生的厨余垃圾也只能混入其他垃圾中，由环卫部分进行收运，利用各区现有生活垃圾被运处置体系，经压缩转运后进行焚烧或填理处置。同样地，一些试点小区产生的有害垃圾（主要是电池）要么存在小区里无人收运，要么混入其他垃圾进行焚烧或填理处置。

（摘编自《成都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体系调研报告》）

近日有网友发帖，直指西安图书馆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阅览室上演“空城计”，培训班“抢地盘”，三年没有任命馆长，甚至利用场地进行收费培训等。

全国的市级图书馆中遭遇类似尴尬的，并非西安图书馆一家。当下社会变革日新月异，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数字阅读、网络阅读方兴未艾，图书馆的传统职能逐渐失去吸引力，“立身之本”受到猛烈冲击；与此同时，部分图书馆或多或少存在人浮于事、功能单一、馆藏陈旧、效率低下等问题，可谓充满内忧外患。

面临着困境，许多市级图书馆开始寻求突围之道。许多图书馆开始不仅在提高藏书质量、提供信息共享方面做出努力，而且在社区教育和文化塑造方面的介入也日益紧密。

（摘编自《网络调查图书馆生存状况：陷入转型之困》，“人民网”2010年11月4日）

（资料于“人民网”）

社区图书馆覆盖率达90%,部分却“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

记者来到成都市岳府社区，一位工作人员打开了图书馆：不足10平方米，贴墙放着两排书，多半是历史、养生类等。空间逼仄、环境脏乱，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图书室主要针对社区成年人，但很少有人来借书。

浙江省图书馆副馆长认为：长久以来，社区图书馆缺乏主动宣传的意识；政府的鼓励与扶持未能形成长期的制度保障，一些社区图书馆也因此无力自我更新和完善；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影响了社区图书馆的正常运行，让其流于“阅览室”的浅层职能；图书馆的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居民的阅读意识也需要提升；社区图书馆的业务还相对单一，很多社区图书馆还仅仅停留在书籍借还这一项业务上。

社区图书馆是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末端神经，如果仅靠自给自足，显然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需求。从2003年起，在杭州图书馆馆长的推动下，一张囊括市图书馆、区县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的“大网”逐步建立。通过杭州图书馆的“一证通”体系，只需登陆杭州图书馆的系统，就可以借到这个城市任何一个纳入体系的图书馆的书。点击“预约”，需要的书籍就会在3天内到达距离读者最近的社区图书馆。

（摘编自《社区图书馆可别成摆设》，《人民日报》2013年7月25日）

几年前，李岩为追求理想，在北京海淀区创办了自己的私人社区图书馆“第二书房”。今年7月，第二书房被评为北京市“十大阅读示范社区”。

“能支撑多久？是否可以长期做下去？”李岩一直在问自己。他的头等大事就是寻找复制模式，他认为只有连锁模式，才能让“第二书房”活下去。“第二书房”目前的运营方式是会员制，888/半年。如今已有100多位会员，这是目前书房唯一的收入。很明显在房租达到4万元/月的橡树湾社区，会费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除了房租，还有购书经费和员工工资在等待着李岩解决。

对于私人图书馆遭遇的一系列难题，中国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认为，从政府层面，应该对私人图书馆实行宏观管理、政策支持，发放文化经营许可证并实行减免税收的政策。

（摘编自《私人图书馆成长多烦恼》，《工人日报》2013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