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霞飞路到斯德哥尔摩

——光纤之父高锟的人生路

1933年，高锟出生于上海一户典型的高知家庭。父亲高君湘是留美返沪的大律师，祖父高吹万是清末民初时期南社著名文人，堂叔父高君平为知名天文学家。

高锟的家坐落于霞飞路，这条现更名为淮海路上的民居，如今已成老上海的缩影与家世不凡的标志。到了上小学的年龄，高锟被送进霞飞路上的世界学校。这所由蔡元培、陶玄等创办的西式学堂，时为上海顶级贵族学校。课堂上，高锟们要学英语、法语，放学后，衣着整洁光鲜的孩子们纷纷钻进各家的高级轿车。只有圈内人才能辨认出，这些小家伙中，有孙中山的孙女、杜月笙的小儿子、荣氏家族的后代……

回家后，还有父亲请来的私塾老师在等着高锟，一字一句地教他诵记四书五经。高锟的堂兄、上海文史馆馆员姚昆田回忆，高锟随父母移民后，再回上海叙旧时，还颇有兴致地与他和诗。

1948年高家举家迁往香港，是高锟人生首个转折点。这次迁居，使高锟得以心无旁骛地继续接受优质高等教育，为他今后的非凡成就奠定了基础。在香港圣约瑟书院念书期间，这个打小就喜欢自制灭火筒、烟花、相纸甚至泥炸弹的小男孩，就立志报读电机工程。

从书院毕业后，高锟赴英国留学，1957年，取得伦敦大学电子工程理学学士学位，加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高锟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在名为《潮平岸阔》的自传中，高锟写道：我在电讯事业冒起之际投身这个行业，社会上对传送大量讯息，甚至活动影像的需求日渐迫切，这可就是推动我向前发展的波浪？

1960年，高锟进入ITT设于英国的欧洲中央研究机构——标准通讯实验室，其时，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重视公众对改善通讯设施的强烈需求。高锟的主要职责，正是提高现有通讯设备的功能，重点研究和发展一套利用毫米波长的微波传送通讯系统。

现在看来，当时年仅27岁的高锟的确生逢其时地站在了全球通讯科技的制高点。

1966年7月，33岁的高锟登上了人生的第一座高峰，其论文《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发表于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学报，这个日子后来被定为光纤通讯诞生日。后来，高锟也开始转战美国罗安那克（Roanoke），开展新的研究。

1983年，ITT高层的一个电话成为高锟的第三个转折点，他被公司任命为首席科学行政总裁。时任副总裁弗拉申博士对高锟的要求是，“做任何你认为对ITT有重要意义的事”。那年，ITT还给这位履新首席科学家制作了一张公关宣传海报，海报的背景是一片树林，高锟坐靠在一棵树下悠闲地看书，海报下方有一行字，“我们给他资金和时间，让他缔造更好的未来”。

如今，ITT一定在为自己当年为未来支付的巨额资金感到物超所值，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高利润，这一规律在顶尖科技界中同样适用。迄今为止，ITT所属的标准通讯实验室的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已经走出13名诺奖得主。

变得“很有很有钱”的高锟没让自己变得很时髦，他只是喜欢到郊区、湖边等幽静处买块地，和夫人亲自设计房子，再找工人盖，他喜欢自己动手做木工，房子前坑坑洼洼的木搭露台，就是他刨的。如今，在他们的硅谷家中，还摆着一张做木工活的桌子。

这位不必承诺任何具体目标的首席科学行政总裁，彼时却比任何时候都忙碌。黄美芸回忆，“有时给他秘书打电话，让他下班路上从超市带点东西回家，秘书回答，‘高太太，您不知道高博士今早去了纽约吗？’”

1987年，高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持英、美双重国籍的他每年有一段回家的长假，这些“探亲”时间，高锟充分用于与贝尔实验室合作交流，此外就是到全球各国领奖。

老两口在硅谷家中仍然留着一些奖章，可都摆在让人倒吸一口气的位置上。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的纪念证书，贴在车库墙上，证书正下方，是供人换鞋进出的小凳子；书柜上一只满满盛着贝壳的水晶碗，是高锟获得的第一个奖，1976年美国莫里奖，这已升了级，以前可是用来盛火柴盒的。“那怎么办？我们没地方放了呀。”黄美芸笑说。“我不认为拿到诺贝尔奖才标志着高锟达到了事业顶峰。”1997年，上海交通大学前应用物理系主任陈益新教授收到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邮件，邀请他推荐1998年物理学奖候选人，空格有三个，陈只填了高锟的名字，“他发明的光纤，是一项世界性、革命性的贡献”，“诺奖评委会每年都会邀请全球各领域的专家推荐候选人，这本身就有很大的偶然性，高博士今年才获奖，太迟了”。

近日，在香港，高锟4年前出的自传存货在几日内被抢购一空。不过，无论是新晋诺奖得主，还是一夜成名的畅销书作者，这两个新身份对现在的高锟来说全都没有意义了。从老人健康中心回到家，高锟顺从地听着太太的指挥，换鞋、喝牛奶、吃蛋糕、加多件马夹。他的眼睛总不愿离开黄美芸，他喜欢冲着她笑，她是他自传中第一章“邂逅”的主人公，也是他眼下惟一叫得出名字的人。

叶嘉莹，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等。下面是《三联生活周刊》对叶嘉莹的访谈节选。

三联生活周刊：你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功底，又吸收了很多西方现代理论来研究诗词，使古典诗词研究拓展了一个层面。这一点是怎么完成的？

叶嘉莹：想起来我很幸运，我是中文系出身，而且我是从小在家里熏习陶冶出来的。我后来不得已而要留在海外任教，不得不学会用英语讲中国文学。我每天查生字到半夜两点钟，这是为了生存没有办法，被逼出来的。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其实我更大的“好”是好为人弟子。我喜欢学习，所以除了教书以外，虽然很忙，我仍然去听外文系的诗歌或诗歌理论的课程。光听讲不够，还要找人家的书来看。看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噢，这一点就可以来解释我们中国的诗歌！我们中国古人的诗话、词话甚至文学理论，没有一个很科学的、逻辑的思维理论。王国维虽然是比较晚近的人物，也接受了一些西方的启蒙，但他的文学批评《人间词话》仍很抽象，比如清空、飘逸、沉着……这些对学生来说都是很空泛的东西，抓不住什么。

如果我跟西方的学生讲诗的气韵、词的境界，他们是听不懂的。你不能不用一些他们比较有逻辑的理性的思辨来说明这些事情，所以我的解说要结合西方理论，这是现实的需要。我虽然用西方的理论，但我不被任何一家西方的理论所束缚。西方的跟中国的不能够完全对接，所以只能是把可用的东西拿来利用。当然先要有中国的文学根底，才能拿得对。所以一定要先有古典文学的基础，然后再去学西方的东西。如果先学了一套西方理论，回来生搬硬套，是表皮的附会、牵强、生硬、浅薄，我也不赞成这种做法。

三联生活周刊：在传统诗词的学习上面，你不仅提倡多读，而且要吟诵。为什么要强调吟诵？

叶嘉莹：我们中国古代的学习，可以说从周朝开始，就是伴随吟诵的。我们都常常笑当年的私塾，摇头摆脑地这样吟唱。可是我们前辈的学者、历史上诗词伟大的作者，他们旧学的根底都是从小这样背诵吟唱出来的。我们现在很多人不会写作旧诗，或者写得不够好，也是因为缺少了这一层的基本训练。而吟唱是帮助你记诵的，记诵既帮助你写作也帮助你欣赏。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很多学校也在推行诗歌朗诵活动，这与你倡导的吟诵一致吗？

叶嘉莹：朗读跟吟诵有很大的区别。朗读有一种表演的性质。但是中国古人的修养并不是向外张扬的。你看中国古代的音乐，像古琴、瑟，在大庭广众的演奏厅都并不合适。我们中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都是内向的，是向内在的追求。所以吟诵也应该是在夜深人静、清风明月之夜，你自己拿一本古诗，把你的心灵、感情、意念都跟那首诗打成一片，而且，不仅是从理性的、知识上打成一片，是要从感性上打成一片。

三联生活周刊：古典诗词在塑造现代人心灵上有什么作用？

叶嘉莹：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并不是由眼前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在我看来，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也就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西方也有学术观点认为，读者的阅读，其实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往往也就正是读者自身的一个演变和改造的过程。而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实在是以这种兴发感动之作用为其特质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你个人的人生体验来说，诗词为你带来了什么？

叶嘉莹：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曾经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其实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我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的确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功用，这自然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如何将这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也是我这些年之所以不断回来教书，而且在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虽然我也自知学识能力都有所不足，恐终不免有劳而少功之诮，只不过是情之所在，不克自已而已。

我做这些工作，还是觉得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不应该中断。认真地学习古典诗词，可以让传统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力。我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古典诗词的教研工作者，可是我当年回国的那一片初心和意愿30多年来没有改变，今天我仍然盼望着古典诗词和中华文化的长流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