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之争给儒学带来了什么

孔德立

①早期儒学的传承创新　　是早期儒家自身传承的结果，　  是排拒与融合其他学说的结晶。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儒、墨两家争鸣的重头戏，对儒、墨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凸显出早期儒学的传承与创新路径。

②《墨子·公孟》篇批评儒家有“四政足以丧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导致社会上的恶人毫无宗教敬畏感，民众也失去了批判社会的武器。其二，厚葬久丧，既耽误生产，又靡财费时，加剧生活贫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长统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贵族们的一顿饭“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辞过》），如果再沉溺于弦歌乐舞之中，奢侈之风会更加兴盛。其四，宣扬“命定论”，使贵族与平民各安其位，泯灭了民众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斗志。墨子认为，儒学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众，根源在于儒家“仁”说。“仁”首先是血缘之爱，以“孝”为中心，然后在家庭宗族、邻里乡党、朋友君臣中次第展开。墨子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各私其亲，不能以对待自己亲人的方式对待他人。鉴于此，墨子提出了“兼爱”的主张。

③“仁爱”与“兼爱”是儒墨之争的核心问题。要击退墨家的进攻，必须彻底揭露兼爱的危害。恰好，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举动暴露了墨家的理论缺陷。墨家赞同薄葬，批评儒家的厚葬主张，而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做法正违反了自家学说。当孟子批评夷之时，夷之却以儒家主张的“若保赤子”为借口，辩解说“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亦为儒家所赞同。孟子对夷之的论调予以坚决的反击，他指出，丧礼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财产的多寡，而是源于子女发自内心对父母的真爱情感。墨子津津乐道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爱精神，实际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认为，墨家把他人之父视为己之父，消弭了父亲的特定内涵。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儒、墨在仁爱与兼爱问题上有着不可弥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锐地批判墨家的“兼爱”学说，认为其会使人成为无异于“禽兽”的“无父”之学。

④传统说法认为，孟子辱骂墨子为“禽兽”，遂以为孟子与墨子的学说是对立的。但如果把墨学置于孔孟之间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孟子在捍卫儒家仁学核心价值的同时，亦悄然对墨学进行了吸收。性善论与仁政学说是孟子对儒学的新贡献，但如果我们只注重孟子对儒学的传承的一面，很容易忽略墨学对孟子的影响。孟子直接说人无仁义礼智则“非人”。可见，善性已经成为做人的必然条件。那么，孟子性善论的至善源头到底是什么呢？

⑤如果我们考虑到墨子对儒家的批评，不难发现，墨子对“天”与“善”的论述正被孟子悄然吸收了。《墨子》书中“天民”一词出现2次，《孟子》书中出现了3次。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词却不见于其他早期儒墨两家著作。墨子把至善之天与民连接以来，为人性找到了至善之源。“爱人利人以得福”（《墨子·法仪》），扶危救困、爱人利人之人，获得天佑而得福。墨子虽未明言人性善，但推行兼爱之人必定以人之善性为前提。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中》）的主张，从“农与工肆”中选拔官吏的提议，均是墨子提升民众地位的举措。经过墨家的宣传及实践，墨子的这些主张已经唤醒了民众积极争取自身利益的意识。在风起云涌的墨家“革命”之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此外，孟子“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的论述，既坚持了儒家仁爱的核心价值观，又受到了墨子“行天下大义”的影响。墨子“非乐”，孟子则劝导统治者“与民同乐”，把墨子认为贵族专享的乐舞文化转化为了君民共享的社会财富。

⑥经过孟子对墨学的融合、排拒与吸收,儒学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贵族式的内圣修身之学,而是发展成为兼济平民的外王之学。从孔子到孟子，儒家在坚守仁学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又吸收墨学之“义”，走出了一条主体性传承与包容性创新之路。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离开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穿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