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养的“外在”方面是效法楷模所具备的属性—评价之心充分发挥作用，确立把“义”置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的恒常态度，实行心所命令的某种社会行为。德性的关键在于培养“义”领先的恒常态度，因为这一态度把作出评价与依据评价指导实际行为联系了起来。被仿效的楷模有时是历史上的典范——业绩记录在册的圣贤。荀子说：“故学者以圣王为师。”实行修养就要学习描述圣王行为的著作。有时楷模是活着的人，如教师、父亲、长官或君主。孔子说：“见贤思齐焉。”

中国的学习理论设想：人们天生具有学习榜样的能力，这种学习可能是对周围人无意识的仿效，因此，善择邻人就显得很重要。学习也可能是自觉地试图模仿教师、士大夫或祖先的态度与行为。尽管个人可能受到否定性榜样（如恶邻）的行为的影响，但多数人必定为道德楷模所吸引并自觉仿效。

对儒家来说，效法楷模不仅是道德教育的一条途径，更是最有效的一条途径，它能够通过树立正确榜样向人们反复灌输各种德行。中国早期许多政治著作中都暗含这一设想。它们经常描述有修养之人充当他人仿效楷模的责任，赞扬道德楷模在改变众人的行为方面的功效。换句话说，当道德高尚的榜样存在时，社会的混乱就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根据《论语》的说法，如果当权者以正直来引导人民，那就没人敢于背其道而行之。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整个中国历史充满了供人民效法而树立的楷模，从古代的崇高人物如关羽（忠诚的楷模）和舜（孝顺的楷模），一直到活着的和邻近的楷模。

楷模理论中另一个信念是，人的行为目的不应是获取财富，而应是做一个模范之人，也就是使他的先天的评价之心和社会倾向得到实现。“圣人”和“君子”是用来称呼这种榜样的，他们应当享有官职并充作别人效法的楷模。这就是儒家所充当的榜样。尽管受尊敬的地位、荣誉等是人的合理要求和天然向往，但对儒家来说，这些没有什么会重于“浮云”。当官的受尊敬是因为他们被当作德性的榜样，理想上，谋求官职之人的目的应当是这种影响他人的机会，而不是物质利益。在以后的很长时期中，有名的“清官”称号就是指居于高位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

楷模仿效不是儒家的专利。在道家思想中，圣人以道为楷模，人民则效法圣人，效法的是楷模的“无为”。儒家思想中，楷模仿效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得很充分。因此，不断出版的用于青年教育、赞扬楷模生平的文学作品，忠、孝等各种榜样几乎被推崇到了神明化身的地步。

从孔子的时代起，楷模仿效已成了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楷模仿效的思想比孔子的思想更为古老，通过研究它的起源，我们就能确切地阐明修养过程的“外在”方面的涵义。

（节选自蒙罗《早期中国“人”的观念》）

摘下星辉献母亲

——追忆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

王俊禄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万物抽穗拔节的小满时令，记者来到瑞安曾联松广场。广场上，曾联松铜像吸引着游人驻足：红色的花岗岩基座，古铜铸就的身姿，戴着眼镜，穿着中山装，举首凝眸，似在仰望天空构思五星红旗，似在眺望天际那一抹金色的曙光。

曾联松，1917年出生在滨海小城瑞安的书香人家。受过良好教育的他，学的并不是美术设计，似乎是神来之笔，他“摘”下“星星”这个璀璨的意象，与共和国的标识紧紧相连。1938年，曾联松参加***，积极从事地下活动，担任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1949年时，他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做秘书工作，这家原属于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通讯社，在5月上海解放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但曾联松总觉得全身有使不完的劲，总想多做点什么。不久，《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刊登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他想：祖国新生，群策群力，我为何不能一试?

据家人回忆，那段时间，他下班以后天天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看看、写写、画画，就是吃饭也非得妻子三番两次地催促才肯下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日后的采访中，他吐露了心声：“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然而，仅有一腔热忱还不够，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讲，要短时间内拿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那则征稿启事被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四项要求，他几乎能倒背如流：第一，要有中国特征；第二，要有政权特征；第三，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之比是三比二；第四，色彩以红色为主。

怎样才能在设计中准确而全面地体现上述的要求呢?特别是一、二两项，曾联松认为这是国旗设计立意中的关键，从美学观点来说，任何一种图案的设计首先要有立意，就像一篇文章一样，没有正确的立意，文章就没有灵魂。新中国国旗的设计更需要一个准确、贴切而深刻的立意。现在，这个难题就像一座碉堡拦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他一下子还找不到它的突破口。冥思苦想，终于有一日，一阵委婉深情的沪剧唱腔从窗外飘来：“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

“星星，星星……”曾联松反复默念，突然找到了灵感：***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当年红军帽.上就有一颗红五星，用五角星这个革命的标志，来作为国旗的主体，不是很有意义吗?

经过十多天的绘图设计，他拿出初稿：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象征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旗面红色相协调，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之端庄，但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开国大典，***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揿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全场30万群众一片欢腾。

“一得之愚献祖国，五星旗海壮山河。”曾联松生前曾写诗表达自己为伟大祖国设计国旗的无上光荣。

从1947年起，曾联松就居住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上，直到1999年10月19日去世。他一生简朴，甘守清贫，平时弄堂里进出，总是穿着蓝卡其布的中山装，夹个皮包。弄堂里的人很少知道，他是我们国旗图案的设计者。

他用一辈子的生命追求一个信念：不管人生境遇如何，不忘初心，不改赤子情。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自念一生坎坷，书剑无成，贡献很少，报国不多。每临清苦能‘信念’不移。值此国际风云多变，幸中华自强，国运亨通，柳暗花明，经济振兴，令人欣慰。”

（新华每日电讯2019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