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来、125平方米、118平方来、113平方术、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市。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1期）

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却偏离了人本机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李后强等《以人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社科网2019年3月19日）

“大城市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东京“城市病”最为严重的时期，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为此，东京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举措，让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聚集更多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这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的人口总量。另外，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还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让副中心和中心城区共同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和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南丽江《应对“大城市病”国外有妙招》，《中华建筑报》2018年4月22日）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忘言得意”是玄学在认识方法上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玄学大家王弼在《老子指略》里说：“夫欲定物之本者，则虽近必自远以证其始。夫欲明物之所由者，则虽显而必自幽以叙其本。”这里的“本”“始”即他所谓无形无象、无称无名的“道”。郭象也同样强调，欲求圣人之道，不应停留在有形之“迹”上，而应当进而把握其“无迹”之“所以迹”。因此，“忘言得意”的实质，就是认识事物不要停留在迹象上，而要深入内部去把握其根本。就这方面而言，“忘言得意”反映了人们对宇宙深化、社会认识的要求。

对于“得意”，王弼认为要通过言象获得，而郭象不仅仅讲“寄言以出意”，还更多地强调通过“超言绝象”的“冥合”去获得。无论哪一种，都强调要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而“得意”之深浅，又与认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这种认识方法包含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得之于外、证之于内、内外合一、主客通明的过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法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

“忘言得意”论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论，尤其是欣赏论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人最注重得意于言外，喜欢那些“意犹未尽”“韵味无穷”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只能就眼前呈现的形象来评论文学艺术的人，则认为他根本不够一个真正欣赏者的资格。苏轼就在一首论画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中国这种传统的欣赏论，给文学艺术欣赏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同一对象，不同的欣赏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心情去欣赏，往往各有所得。即使是同一欣赏者，在不同的环境和心情下，对同一欣赏对象也往往有不同的体会。欣赏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至可以完全离开创作者的原意，体会出另一种新意来。

玄学的“忘言得意”论，无论在思维方式上，还是在文学艺术的欣赏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这从一方面来说，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缺乏精确性的弱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如玄学本身，即是借用这种思维方式，才把人们的思想从两汉今文经学的荒诞和古文经学的繁琐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创了一种简约而深邃的义理之学。宋明理学正是继承着这一方法而发展起来的。

（摘编自楼宇烈《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可以设想，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智慧的“容器”。人工智能可以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人工智能不是人类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考、更有可能超过人类智能。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发展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和帮助改善民生；到2025年实现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理论，底层技术积累薄弱，存在“头重脚轻”的结构不均衡问题。基层技术积累薄弱使人工智能核心环节受制于人，阻碍人工智能领域重大科技创新，不利于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并使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存在远期隐忧。

从技术角度而言，国内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应用技术已接近甚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基础元器件、底层算法和理论研究等方面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缺乏重大原创科技成果。

从资本角度而言，截至2017年6月，国内人工智能领域投融资主要集中于应用技术领域，芯片领域的累计融资额仅占人工智能产业总融资额的2.1%。而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一比例高达31.5%。

从企业分布角度而言，国内人工智能芯片企业多为规模较小的初创企业，难以满足芯片领域技术和资金门槛极高的要求，而美国芯片领域则不乏谷歌、英特尔、IBM、高通、英伟达等科技巨头。

（安晖《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人民网2018年9月29日）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人类迄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成为最糟糕的事。”霍金对人工智能的这一评价，启示我们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要保持足够的审慎。未来，随着大量智能化无人系统运用于战场，战争成本将大大降低，作战人员的“零伤亡”有望成为现实，这极易导致军事强国在武力使用上更加随意。而在复杂战场环境下，拥有高度智能的无人作战系统极有可能出现识别错误、通信降级甚至被敌电磁、网络攻击后“倒戈反击”等问题，而诸如滥杀无辜、系统失控等更会给智能武器的军事应用带来无穷隐忧。

由此可见，事关战争的重大问题决不能轻易交由机器做抉择，即便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日益完善成熟，也不能放任智能武器的“野蛮生长”，需要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伦理等诸多问题。应加强社会安全监督管控，形成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军备控制讨论与谈判，为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与伦理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牢固确立人类是人机关系主导者的思想，实现对人工智能的安全有效控制，让其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服务，而不是让人工智能成为“恶魔的帮凶”。

（摘编自熊玉祥《AI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解放军报》2018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