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大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汉魏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诗选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灯

王鲁彦

我愤怒地躺在母亲的怀中。母亲紧紧地搂着我，呜咽地哭泣着，她的泪纷纷地落在我的颈上。我只是愤怒地躺着。

“你不生我不好吗，母亲?”我怨念地问。

母亲没有回答，母亲的脸色极其苍白。

我愤怒地伸出右手，竭力地撕我胸上的衣服。

“为了母亲，孩子…”母亲按住我的手，呜咽地说。

“咳咳…”我哭了。

风凄凄地摇荡着窗外的枇杷树，雨萧萧地滴在我心上。母亲的脸色是那样的苍白。我悲苦地挽住了她的颈，她的颈如柴一般的消瘦。

“让我死了罢。母亲…”我哭着说，紧紧地挽着她的颈。

“不能，不能，越子，我的孩子……”她的泪纷纷地落在我的脸上。

灯光暗淡地照着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如丝一般的乱，如霜一般的白。

静寂，静寂，世界上除了我和母亲外，没有一个人影，除了风和雨的哭声外，没有半点响声。

“罢了，罢了，母亲。我还你这颗心，我还你这颗心!你生我时不该给我这颗心，这在世界上没有用处!”说着，我用两手竭力地撕我胸上的衣服，怨忿而且悲伤。

“啊，孩子!”…母亲号啕地哭了。她紧紧地按住了我的手，我竭力地挣扎着。

风凄凄地摇荡着窗外的枇把树，雨萧萧地滴在我的心上。灯光暗淡地照着母亲的头发，母亲的头发如丝一般的乱，如霜一般的白，母亲的泪如潮一般地流着。我抱住她的消瘦的颈，也号啕地大哭了。

有一滴泪，从母亲的眼中落了下来，滴在我的眼上，和我的泪融合在一处，渐渐地汇成了一道河。

我溯着河流走去，进了母亲的眼帘，一直到了母亲的心坎上。

在那里，我看见母亲的心萎枯了。

“母亲，为了你的孩子，你将你自己的心萎枯了。然而你分给你孩子的那颗心，在世界上只是受人家的咒诅，不曾受人家的祝福，只能增加你孩子的悲哀，不能增加你孩子的欢乐。现在，取出来还了你罢。母亲!”我哭着说，跪倒在母亲的心旁，解开胸衣，用指甲划开胸皮，我伸手进去从自己的腔中挖出一颗鲜血淋淋的心，放在母亲的心上。母亲的心和我的心合成一个，热血沸腾了。

我急忙合上自己的胸皮，扣上了胸衣，忽忽地离开了母亲的心，出了母亲的眼帘，由原路回到了母亲的膝上。

母亲不知道。

“母亲，我不再灰心了，我愿意做‘人’了。”我拭着眼泪对母亲说。

母亲微笑了。母亲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欢乐，母亲的眼前露出了无限的希望。

只有灯，只有站在壁上的灯，它知道我在母亲心中所做的什么，不忍见那微笑，渐渐地惨淡了下去……

一九二四年作

(选自王鲁彦处女集《柚子》)

图1：短视频用户对视频媒体的认知（网民比例）

图2：四种视频形式的跨屏使用情况（网民比例）

（选自《短视频用户价值研究报告2018-2019》）

网络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形式，已经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必然在促进媒体深度融合、实现媒体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当然，在看到网络短视频飞速繁荣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影响短视频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比如，短视频内容鱼龙混杂，低俗庸俗恶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需要不断强化内容监管，此外，短视频的版权保护目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内容是与创意紧密相关的，保护创意等智力成果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创新性内容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伤害的还是短视频整体业态。近年来，在网络短视频领域侵权问题频发，对短视频健康发展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为了促进短视频高质量发展，首先，应该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网络短视频毕竟是一个相对新兴的领域，具体运作过程中难免产生版权争议，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制度建设，尽快健全完善版权保护体系，使从业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短视频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其次，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规范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要积极治理短视频领域的侵权乱象，充分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构建竞争有序的短视频市场环境。最后，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培养。保护短视频版权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网络短视频用户数以亿计，如果每一位用户都能增强版权保护意识，在使用和分享过程中，自觉坚持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对于营造良好的短视频保护环境必然大有裨益。

（摘编自《让短视频更精彩》，（中国出版》2019年第5期）

随着媒体融合进程特续深入，短视频发展将在2019年进入新阶段。来自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最新发布的《短视频用户价值研究报告2018-2019》显示，短视频将以其“视觉化的强参与性、社交传播的强互动性、‘短视频+’的连接延展性，重构视频生态的演化图景”。

根据CSM全国网收视率调查数据，电视观众三天内收看电视的平均到达率约为70%，换言之，三天内没有接触过电视的观众比例约为30%；这个数据和三天内只选择使用短视频的29.7%的网民比例极为接近，其中逻辑大致意味着，如果不看电视，则转向只看短视频。短视频构成对电视的直接竞争。

业界专家认为，短视频的规模红利正在趋向消泯，要想继续获取规模红利，短视频的价值型增长将变得更加重要。电视平台从媒体融合视角出发的短视频业务发展，既是对短视频市场价值提升的一种观照，也是稳定电视平台传统业务的一份努力。

电视内容的主体是长视频。自然是和短视频相对立的。短视频对电视边界的侵蚀与消解也同时激起电视平台寻求发展自由身短视频业务的动力。长视频平台发力短视频业务，成为当下媒体融合与转型的标志事件。

（摘编自邓维东《短视频将持续改写电视行业》，《传媒》2019年第5期）

相对于长视频来说，短视频尽管短，但其同样是作者创作行为的产物，是作者思想与情感的外在表现，在满足原创性的前提条件之下应受版权法保护。世界上第一部电影作品只有一分多钟，而且只有一个摄像机位，这并不影响其作为作品的存在。纠结于时长的长短对短视频进行类型化从而对其是否为作品及是否满足原创性要件进行判定并非明智做法。另外，创作本无高低，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并非版权法所关注的对象，从所谓创作高度的角度对短视频进行类型化亦非明智之举。在与短视频有关的司法裁判中，与其无谓“纠结”，还不如“释怀”，对短视频作品提供一体化、扁平化和普惠化的保护，为短视频行业建构健康有序的竞争环境。

（摘编自卢海君《短视频的<著作权法>地位》，（《中国出版》2019年第5期）

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南北中

李凭

在摆脱野蛮进入文明阶段后，中华各地先民创造出绚丽的文化，随后从西到东、从南到北传播，进而汇聚在中原；经过凝结升华后，又从中原散发到东、西、南、北各方位。正是这种持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明不断丰富，从而在文化上表现为多样性，经济上表现为不平衡性，政治上则表现为追求统一性。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表现不一，便不断酝酿出种种社会矛盾。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就一直存在所谓东西南北中的问题，并且具体表现为文化区域的造就，经济重心的形成，政治中心的变迁。

中原西部的渭水流域是中华古人类与古文化的发祥地，可作例证的是蓝田猿人文化。但是，作为发祥地，它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因为还可以列举出元谋猿人及其文化、中国猿人北京种人及其文化，等等。中华古文明的形态是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的区域特异性是很早便形成的。不过，由于气候、物产相对适宜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更由于地理位置的适中，黄河中游逐渐成为文化文汇的中间地带。于是，黄河中游的文明程度逐渐突显，形成凌驾于其他地区之上的趋势，为后世所谓中原文化至尊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黄河中游地区，原本也存在多种不同的文化。依靠军事胜利的推动与政治管理的成功，黄帝部落的文化在中原占据了上风。于是，以黄帝部落为中心的政治形式出现了。当然，这仅仅是黄河中游政治中心的雏形。然而这样的雏形是具有号召力的，后来从中华地域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分别发展起夏、商、周等王朝，就都以中原为根据地向周边拓展。北宋以前列朝，虽然兴起方位不同，但是政治中心的确立与变迁，大多具有力图居中的趋势。不过，政治中心的确立与变迁，在客观上会受诸如民族、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北宋以后，这些因素的影响更加明显，而在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济重心的雯化。

中华大地的经济重心早先位于中原，隋唐之后南移至江南。在南北朝分裂时期，江南的经济确实有了长足发展；而在北方，虽然中原经济因战乱频繁而破败，但仍然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经济发展区域，那就是由黄河与太行山围拢形成的河北地区。东汉以后许多割据势力依赖河北的经济实力而崛起。北京能够成为元、明、清列朝的首都，就与河北的经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当然，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未必是一致的。如隋唐时期，经济重心虽然已经向东北、东南转移，但政治中心仍在长安、洛阳一线。为了解决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问题，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被凿通了。从历代大运河走势的变化，不难看出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之间的紧密关系。在隋唐、北宋时期，大运河是途经开封的，这种状况有别于后来元明清时期的大运河。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脱离，其弊在于运输物资要增加巨大成本，容易造成财政困难；但是也有其利，那就是迫使政治中心必须与经济重心密切联络，从而有利于对全局的掌控。

中华大地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引起东西南北中之争的关键。在炎黄时期、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为东西之争；东汉以后，东西之争转化成南北之争。不平衡的经济会不断引发政治之争，因此就需要寻求平衡，而寻求平衡的过程会消耗巨大的社会成本。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与东西南北中的不平衡状态是密切相关的。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有别于流行的以精英文化为大传统而以民间文化为小传统的文化传统划分，从中国文化自身特点出发，又有作为“道”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作为“术”的中国文化的小传统这一新的划分。如果说前者是指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儒释道的文化体系的话，那么，后者则为诸如中医、武术、气功、养生、堪舆乃至烹饪等的技术体系。也正是从这一新的划分出发，才使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之间以“辩证的滑转”取代了各执一端，并最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大小文化传统之观念。

一旦我们将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对应于中国古代的“道”与“术”，二者的分别就彰明较著。若加以概括，这种分别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形上与形下之别。“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一出自《周易》的“道”的经典定义不仅颠扑不破，而且在中国的儒释道那里同样成立。在儒家，“道”是作为“善端”的隐而未彰的属性；在佛家，“道”表现为《心经》一言以蔽之的“照见五蕴皆空”；在道家，“道”是老子所谓的“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窈兮冥兮”的状乎无形影。与这种“道”的形上性不同，“术”指向形下性。中国医术离不开医诊的“望闻问切”，中国武术离不开形体动作的一招一式，中国气功则离不开“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的人体“器官”之“器”。

其二，心灵与身体之别。但凡中国文化的“道”都与心灵相关，从庄子的“心斋”到孟子的“尽心”，从佛教的“以心法起灭天地”到阳明心学的“致良知”，无一不是其显例。自是之故，才有了现代新儒家所谓“内在超越”论的推出。相形之下，中国文化的“术”则大异其趣，它是地地道道的“身体的技术”。中医是我们身体的治疗术，武术是我们身体的攻防术，气功是我们身体的养生术，而烹饪与我们身体的关系更是不言而喻。

其三，本体与工夫之别。所谓本体是指“心识”上世界“是什么”的真理，所谓工夫则为我们身行上“如何作”的技能。“道者，虚无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技也”，在中国文化里，“道”与本体相连，“术”则为工夫所系。用佛学的术语来表述，如果说“道”是中国文化的“慧学”，那么“术”则属中国文化的“定学”。故“道”与本体相连，“道”就是《易》的“太极”、《老子》的“大一”、孔子的“仁义”、佛学的“真如”、朱子的“天理”、禅宗的“自性”这些“究极义”；“术”为工夫所系，“术”就是中医的如何“辨证施治”、武术的如何“以柔克刚”、气功的如何“调息、调身、调心”这些“下手处”。

　　（节选自 2019年01月28日 《光明日报》之《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的哲学辨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