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浪漫诗人吗（节选）

①随着欧美浪漫文学和文学批评引入中国，我们可以有更开阔的视野来理解我们传统的文学，    是浪漫文学的具体文学经验，    是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的分析视角，都对我们多有启发，    是对理解李白这样的诗人，这样的启发尤其值得重视。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学经验和批评传统，浪漫文学和浪漫主义批评在李白研究上的局限性，也是需要看到的。

②欧美的浪漫文学，强调突破传统与常规的束缚，而李白对待传统的文学规范，却表现出相当尊重的态度。例如，李白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在20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解读中，李白喜欢做乐府诗被视为艺术上打破声律束缚、追求解放的标志。但更为深入的研究，则揭示出李白的乐府创作，体现了复古和创新的复杂关系。因此，李白绝不是在简单否定传统、规范的基础上追求创造性，其继承与创造水乳交融的艺术特色，与浪漫文学的文学经验有所差异，因此，浪漫主义批评对突破常规的强调，对于理解李白艺术就有不尽妥帖之处。20世纪的某些受浪漫主义批评影响的李白研究，过多地强调李白突破艺术规范，甚至认为他完全忽视规范，这样的认识都需要认真反思。

③“天真”、“豪放”是古代诗论家评价李白最常用的术语，也代表了李白诗歌艺术最突出的两个特色。李白诗歌的“豪放”与浪漫文学的特征颇多近似，如充溢的激情、不羁的想象，都体现了精神追求自由的奔放力量，运用浪漫主义的批评视角，这些特征会得到相当恰切的阐释，但是，李白诗歌“天真”的一面，情况则比较复杂。

④“天真”是与虚饰、矫情相对，李白的“天真”植根于中国道家哲学的“自然”精神，这与浪漫文学通过对大自然的沉思来表现自我精神的至高创造力，有着明显的差别：欧美的浪漫文学，注重表现“自然”，而他们所推重的“自然”，是指与人类社会相对的大自然；浪漫主义文学对自然的表现，就其本质来讲，是自我的精神创造力的投射。

⑤中国传统文学所表现的“自然”，则是指世界的本然与人之本性，表现自然的终极目的，并不是展现自我精神的至高创造力，而是体会世界与人本然的存在状态，人在追求自然过程中体会到的精神自由，并不建立在自我高扬基础上，而是体现为对世界与人之本然存在状态的深刻体认。李白的“天真”正是建立在这种独特的“自然”观念之上。

⑥浪漫主义诗人喜欢通过描绘大自然来反抗城市文明的束缚，李白在诗歌选材上并没有明显的偏向，他向往理想境界，但并不刻意乖张，他最善于就人之常情开掘奇崛宏伟、一往情深的诗境。例如《静夜思》，其所抒之情不过是寻常的游子思乡，其所写之景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普通片段，但在他的笔下，游子低头沉吟思乡的一刹那，恰恰是摒除了一切繁杂而无比专情的时刻，这是一个理想而纯净的时刻，它生灭于日常人生的起伏之中，却体现了对人生的纯化与提升。这就是李白追求理想境界而又不离日常人生的独特所在。李白的诗歌表达了种种人生愿望、人生体验，他不回避自己的功名富贵之思，也不回避自己的日常人情，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独特的和谐关系，与浪漫主义文学追求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

⑦浪漫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在理解李白上的枘凿之处，需要特别留意，一切简单照搬外来批评视角的做法，都并不可取，但从文学交流的开阔格局来看，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这些枘凿而对外来影响抱彻底拒斥的态度，因为即使是这些现象的存在，也可以积极地启发我们深入认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在经历了20世纪中外文学的巨大碰撞之后，任何要彻底回到中国传统的做法都实际上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在开放的格局里，我们对自身传统的认识，其被深化的可能，实际上要远大于被削弱的可能。

（《文学遗产》2008年3期）

思考艺术社会角色的扮演，既要追踪艺术起源与本质的问题，又要关注艺术与社会制度以及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关于艺术的起源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话题，不同时代的人们都有对艺术起源进行过相关思考。上古时期，人们习惯于将某种艺术形式的创造归功于某位英雄或神人，比如中国古代的“仓颉造字”“伏羲创画八卦”“女娲抟土造人”（远古制陶业的反应）等神话传说即是如此。后来，人们逐渐本能地认识到，艺术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某种情感表达或情绪释放的需要。《毛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中国古代关于艺术本质的思考，相对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因为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不太习惯过于形而上的思考。而西方在这方面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了“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的论点。柏拉图就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而“自然是对理式的模仿”。等到宗教神学笼罩的漫长中世纪结束之后。随着人文意识的觉醒，艺术的主体价值在文艺复兴^①时期才得到灿烂释放。中国文化由于具有早熟性，艺术的独立也要提前一些，如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绘画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走向独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中国书法艺术的成熟也是这一时期，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书法家为后世书法树立了高山仰止的艺术标杆。

自在、自足、自由、自律的精神和意志，是艺术生命中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部分。孔子曾经说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间接地道出艺术的主要价值在于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南朝画家王微在《叙画》中所说的“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亦是如此，突出了艺术给人精神上带来畅快感与自由感。西方也有类似的理解，黑格尔认为“审美带有某种令人解放的性质”，这里的“解放”即可以理解为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艺术越往后发展，它的这种主体性价值就会越加凸显出来。20世纪初，中国近代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他说：“宗教是靠着自然美而维持着它们的实力存在。现在要以纯粹的美来唤醒人心，就是以艺术来代宗教”。他提倡以艺术教育来破除对宗教的迷信。通过艺术和审美教育活动建构人的感性生命和情感世界，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指导意义。

（摘编自徐妍《浅谈艺术社会角色的扮演》）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大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汉魏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诗选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