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诗礼文化中的诗教与礼制的互动关系而言，两者或离或合，大略经历了五次历史性演变。

先周时期，诗教与礼制天然遇合，生成诗礼文化的初级国家形态。诗教争礼制最初经历了从自然状态，过渡到舜以来初级国家形态的漫长历程。当原始部落社会迈进初级国家的门槛时，朴素自然的民间礼俗一变而为初级国家形态的礼制。于是，礼制建设向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这是帝舜发出的对子弟开展诗教的命辞。从此，诗教与礼制相结合，共同启动了诗礼文化建构的历程。

西周时代，诗教与礼制水乳交融，生成诗礼文化的高级国家形态。西周初创，即十分重视诗礼文化建设。在周太师整理规范前代已有诗作的基础上，以周公旦、成王诵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创制了大量新诗，以施于王室与公室典礼。其中，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规范，重在明等级；以“六艺”为核心的贵族教育内容，重在调人情。于是，诗教与礼制二者相互倚重，相与为用，紧密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春秋时期，诗教与礼制渐次分离，制度之教演变为文化之教。平王东迁，王室渐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礼制为主要任务的诗教，逐渐从礼制系统中淡出。转而演变为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辞进身手段。此时开始盛行的歌《诗》、引《诗》以“言志”的文化活动，显示出诗教脱离典礼轨道的倾向。此时的《诗》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制，而是独立的大学文本了。诗教因西周传统礼制的变革崩坠而趋向没落，诗教对建构诗礼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战国时期，诗教与礼制相互乖离，《诗》成为少数经师传习的文学文本。当时，七雄争霸，礼崩乐坏，就连儒家在传播《诗》上也有心无力，其他学派如纵横家引述《诗》句完全是出于论辩术的需要，法家则危言耸听地说如果用诗、书、礼、乐治国，“敌至面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秦王朝建立后，更是以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毁灭诗礼文化，《诗》既在被灭之列，诗教自然也无施展空间，这样它就从国家和民间两个领域完全退出。只能奄奄一息地苟活于少数经师之手了。

两汉时期，诗教与礼制完美结合，诗礼文化上升为皇权制国家的政教样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诗教走向了它的终极形态——政教化。当时，上有官学，下有私学，形成了诗教彬彬之盛的局面，国家政教道德得到了强化。当时的学者翼奉说，《诗》和《易》《春秋》一样，“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吴奉传》)。足见《诗》和其他儒家经典一道，参与了汉代国家礼制的建设。

从诗教与礼制关系的离合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诗》与礼共生互动的基本类型；进而从诗礼文化的起落兴衰中，既可透视出历史文化的运行与演变规律，也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历史借鉴。

(摘编自郝建杰《诗教与礼制的离合》，原文有删改)

犁的情节

高维生

农具中，我最喜欢的是犁。辽阔的土地，一头牛，一只犁杖，一个人，耕过的田地，像海中翻腾的浪花，有了鲜活的气息。犁像笔一样，写下对土地的情感，对丰收的渴望。农人的吆喝声，单调、朴实、透明，风儿似的掠过，牛儿循着熟悉的声音，牵动犁杖。

一个农人的活计做得是否地道，不仅看他出不出力，重要的是对土地的情感和对农具的热爱。打量他的犁杖，就了解了一切。农具当中犁是让人尊重、敬畏的，如果把农具排行的话，犁应为老大。这并不是因体积而论，是它的耐苦、执着和坚毅。犁像动物界中的老虎，平时安静，隐卧一旁，动起来有摧枯拉朽之势。一年中，大多的时候，它闲置被人遗忘，只有播种的季节，回到土地上，积攒的力量才爆发出来。今年春天，我回到故乡，在延吉喧闹的街头，寻找童年的足迹。童年的大杂院，变作前尘往事，一条宽大的马路，掩盖了我在异乡的不尽思念。站在马路边，注视穿梭般的车流，耳边的聒噪，有了不尽的感伤。

第二天，在友人的陪伴下，来到了五凤屯，这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乡村人少车少，没外人打扰这儿的平静生活，一个人走在洪分河的堤坝上，两旁是桦树林，它摆脱了冬天的冷酷折磨。新生的叶子滑爽，富有弹性，清晰的纹络，流动着土地的汁液。蔓延的野草中有打碗花和飞舞的蝴蝶，草的清香像水一般地涌动，一潮潮地扑鼻。鸟儿像歌手，唤醒了深深的记忆，消除了心中郁积的烦躁。欢快的河水，像大地的女儿抛下的缎带，丰富的情感，润养岸边的村庄、田野。慢悠悠走动的牛车，铃铎的叮咚声，让我想起童年的欢乐。

不远处的土地上，一头牛拉动犁杖。农人的吆喝声，听后特别舒坦，不像汽车的噪音，撕裂耳膜。牛听着主人的指挥，犁划开黑土地，犁尖被土地磨得锃亮，没一点儿斑斑锈迹。农人神情专注，无一丝杂念，那一刻，他在倾听土地和犁的情语，翻耕的泥土，像一朵朵开放的花儿，舒展的叶子，浸润清晨的露珠，漫着花的清新。我在鲁北平原，见过忙春的景象。有的人家牲口紧张，一家老少齐上阵，父亲扶犁，儿女和妻子拉犁。套绳搭在肩头，弯弓腰身，一步一个脚印，留在身后的土地上。汗水湿透衣服，滴落在泥土中。人和土地的情感，不是一两句简单话说得清的。

扶过犁，上学时，学工学农的热潮铺天盖地，风起云涌。一个学期要有多少课时学工学农，走出校门，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学习劳动。上农业课的老师是个男老师，课堂上除了讲课本的知识，他还说了很多的趣事。在他下乡的邻屯，有一个上海知青集体户，刚到东北的时候，闹了好多的笑话。上海弄堂长大的年轻人，细皮嫩肉，穿着统一发的黄大棉衣，戴着黄棉帽子，操一口南方口音，惹得乡下人好喜欢。他们还不知苦难的滋味，对乡村事事感到新鲜：板障子、样子垛、土炕、雪堆、屋檐下的冰溜子。看村头往地里拉粪的牛车，觉得很有意思，就像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在战场上，对着前方大声地喊道：“前进！”牛车一动不动，急得不停地拍打牛身，牛慢慢地倒刍，听不懂知青小伙子在说什么，更听不懂江水滋润的南方话。

我们喜欢男老师的实习课，在田间地头的劳动，掺杂玩耍的因素。有一次，我们到学校的学农基地上课，一张犁摆在地头，他牵来牛，教同学们如何上套，讲耕地对一年的重要性。他做一系列的示范，告诉我们在扶犁中注意哪些环节，牛在他的吆喝声中，拉着犁听话地向前走。犁翻开土地，男老师扶犁的神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个同学都要上去，亲手扶犁，试一试，犁在我们的手中变得不听使唤，牛也不听话了，走走停停，像在田地散步休闲。轮到我上场，更惹得同学们大笑，我扶犁时东摇西晃，像喝醉了酒，牛儿不时地哞哞叫两声，提出抗议。犁在我的眼中是浪漫的，像一首长诗，歌颂人、土地、未来。它是那么地热爱土地，从不背叛。它不像镰刀，如同一只不安稳的松鼠，做些琐碎的事情，然后被人随便地丢弃。

一个人在春天，在童年的乡村的大地，又一次听犁的歌唱。

（有删改）

①近日，多地展出的数字复制壁画，这些作品色彩表现力较之传统手工临摹作品毫不逊色，在线条造型等方面更为精准。这不仅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壁画复制可否取代临摹？

②过去，古代壁画临摹常常出于研究保护之目的，为历史而摹。在这临摹过程中，通过对壁画形式语言结构的深入分析，也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壁画研究人才。另外，临摹流失海外的古代壁画也为还原文化遗产面貌提供了有益借鉴。还有一批画家、学者是为艺术而摹。出于对古代壁画艺术的崇敬向往，他们在临摹中更强调梳理壁画创作媒介、图像及方法。如敦煌研究院，在临摹壁画艺术宝库作品时，探索出了一套从起稿、线稿、上色、画面整体调整到完稿的临摹技法体系。类似这样的“整理临摹”“复原临摹”等研究性临摹实践，在“客观临摹”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当代研究者对壁画的理解感悟。其研究成果对传统壁画价值的承扬具有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③然而，这些实践成果的应用却面临着传播困境。传统临摹作品虽具备较高的学术性，但因数量少、临摹耗时长等因素，大多用于研究、保护、教学工作，很少以展览、研究成果的形式走出洞窟，走向大众。此时，数字技术的合理介入是满足公众诉求的必由之路，也是让静默千年的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必然要求。数字复制、VR技术、3D动画复原演示、线上展览、配套互动游戏等高科技，为盘活传统壁画这个超级IP提供了无限可能，也为壁画保护提供了新思路。数字复制不仅可以分众引流，扩大传播范围，降低欣赏门槛，也可以更清晰地再现艺术真实面貌。

④“复制”与“临摹”虽在形式上都是储存历史副本，但不能等同于一个概念，前者机械高效，后者凝聚匠心。临摹较之复制，更能反映出当代艺术创作者对古代壁画的思考，在线条色彩中感神魄、促创作。然而复制技术之于当下的文物研究更具催化剂作用，其客观性使如服饰、建筑、历史等学科研究者能够得到更准确的资料。在许多高校壁画专业课中，对着高清数字图像资料进行研究性临摹已成为一种艺术创作训练手段。可见，手工临摹与机器复制并非对立关系。复制的蓝本源于古人绘就的壁画，而复制品又为今人临摹古代艺术提供了便捷途径。因此，从不同目的出发，复制与临摹二者各具价值。

⑤壁画，归根结底是人的艺术。无论使用哪种手段，最终是为了向古人的艺术世界靠拢，也是为了使当代艺术创作能够充分继承传统精神。如今的传统壁画临摹工作，依然面临临摹标准不统一、教学体系不成熟等现实问题。而在数字化技术运用中，也存在着泛娱乐化、简单形式化等倾向。因此，数字时代的壁画保护研究，不是单行道，而应多轨并行，兼取优长，不断完善自身价值评判体系。在确保文物“内容为王”的整体原则下，重视技术与艺术的交叉融合，不断提升壁画的临摹与数字化水平，让千年壁画重现华光。

（摘编自马苏薇《壁画复制可否取代临摹？》）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王阳明语)不论是“心即理”还是“致良知”，从字面上看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可表现为自我生命活力的释放，也可能表现为随心所欲、恣意妾为。所以，在心学体系里，王阳明对个体的主观意念做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修养功夫论，这里的“知行合一”具有明显的道德内省标准，心有邪念，即是行恶。此外，“知行合一”作为一种自我要求更是为了避免知而不行，只满足于训话条理和口舌之争。“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耳!”(王阳明语)日本学者冈田式唐认为：“阳明学是培根之学’，偏重实行和事上磨炼，是其精神要旨所在，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企业家立“知行合一”之旨，便意味着严格自我要求的开始。

“知”有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与“良知”相近，知行合一即表现为我的“良知”须化为真切实在的行为，而我的所作所为又都符合我的“良知”。这里有着怎样的境界寓意？知行合一的状态又具体化为“致良知”的过程，“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语)“归于寂”不是客观上的不存在，而是个体主观觉知的灭寂，即主观之间的隔绝，它表明一种我与万物相“绝”的状态，“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语)王阳明所说的“天下无心外之物”意味着使万物皆得吾心之理，也就是个体德性向客观事物的迁移，与之相对，这表明的是我与万物相“通”的状态，良知是个体的内在本质力量，“知行合一”就是把这种内在的本质力量，体现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体的中正向客观性的迁移，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性存在。

在企业经管中，这意味着辩证理性的利他精神，企业有了这种利他精神，就能同时实现企业发展与员工幸福、企业盈利与顾客满意的目标。超越“小我”而观“大我”，人的视角和世界观都会随之发生变化，企业家收获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收获人格成就。企业家的最高形象如同“企业图腾”般存在，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自我修养达到第二个层次，也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言传身教，从而影响到每一个企业成员，“无为而民自化”。企业家的个人境界与企业的卓越发展同步并行，企业家的价值追求与员工的价值实现同道相益，这样的企业一定是长盛不衰、基业长青。

(摘编自《经营与管理》2019年第二期《“阳明心学”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