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93年国产影片生产下降50%，观众人数下降60%，票房总收入下降35%，发行收入下降40%。

直到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横空出世，让国产电影开始看到生机。《英雄》火爆背后的制度背景是2002年的“院线制”改革，国家规定2002年6月1日以前没有组建院线的地方将停止供应进口分账大片。短短半年内，全国30条院线被催生，彻底结束了中国五十多年来按行政区域供片、按省市县层层发行的计划模式，改为发行方直接向院线发行影片，再由院线统一向旗下影院供片。尽管中国的院线制还不成熟，但它打通了渠道环节，成为电影产业化的重要推手，票房从2003年的9亿元逐渐爬升到2009年的62亿元。

（摘编自杨林《十一五启动中国电影院线体制改革票房五年翻倍》，2010年12月16日《新京报》）

材料二

一季度，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总收入达到202.17亿元，超过北美同期的28.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3亿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在票房不断攀升的同时，各大院线以爆米花销售为代表的卖品业务更是表现强劲。从多家上市影视公司近期公布的2017年年报来看，其卖品业务毛利率基本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成为各大电影院线重要的利润。

近期，上市影视公司纷纷披露了其2017年年报。记者分析万达电影、横店影视、金逸影视、幸福蓝海及上海电影等上市公司的年报发现，相比于电影放映10%左右的毛利率，卖品业务的毛利率普遍在50%以上，有的甚至高迭70%-80%。以横店影视为例，2017年其卖品业务毛利率为75.24%，实现利润约1.86亿元，是其电影放映业务利润的两倍。

（摘编自邱海峰《“爆米花经济”为何持续走红》，2018年05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院线行业的进入和退出壁垒：

一、进入壁垒。一是规模经济壁垒：电影行业市场化的不断提高，使得具有相同或相类似规模的院线企业数量众多，各院线拥有的影院数量相差不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强，市场集中度下降，逐渐有更多的小企业加入，这也说明规模经济效应不够显著，缺乏竞争力的小企业容易进入市场并迅速成长。二是产品差别壁垒：从近年来的发展情况看，影片排片和附带性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消费者并没有明确的品牌忠诚度，所以这类壁垒主要体现在影院放映设备和地理位置上。三是政策法律壁垒：根据《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以参股形式投资现有院线公司的，参股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本院线中电影院的新建、改造；以控股形式投资现有院线公司的，控股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4000万元人民币；单独组建省内或全国电影院线公司的，组建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这样看来，虽然院线企业的融资方式多样化，但对于影院规模和资本量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二、退出壁垒。当电影院线企业退出这一行业时，不得不放弃之前的电影放映设备和场地，这些配套设施的专用性较高，价值不能完全被收回，甚至被搁置，它们所造成的损失就是该行业的沉淀成本，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电影院线企业的退出障碍，形成一定程度的退出壁垒。

（摘编自《2017年中国电影院线行业发展现状及市场行为分析》，2017年12月23日中国报告网）

材料四：

（摘编自《2017年中周院线行业市场现状分析》，2018年5月3日中周产业信息网）

袁隆平，半世纪的盛名与争议

袁隆平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种田人”——中国一半以上的农田都种上了杂交稻种。民间一度流传：两个“平”让中国人吃上了饭：一是邓小平，二是袁隆平。他艰苦卓绝的研究为曾经被饥饿困扰的国家带来希望，国家的鼎力支持为他带来了盛名，持久不衰的盛名也给他带来了争议。

那么，真实的袁隆平是怎样的？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日日下田，而已。”他的神坛下，是无数人的拭目以待；他的眼睛里，却只有秧苗摇曳的一亩田。他身上有科学家的固执，也有历史亲历者的豁达。对待外界的争议，他尽量选择消化于田间。其他的争议他不予理会，但关于超级稻，他绝不退让。

1992年，农业部主办的某报纸上刊登了一次座谈会的报道。会上，一些权威人士大肆斥责杂交水稻，称其为“三不稻”，即“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他的同事，学生都让他声明反驳，他说；“没事，会解决的。”他心想，事实胜于雄辩。几个月后，江西省副省长舒惠国来访，直截了当地问他报纸报道是否属实，舒惠国对他说：“那些言论让群众产生了困感，许多人在考虑要不要种植杂交水稻。我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这是袁隆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已经超出了个人荣辱毁誉的范畴。不久，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杂交水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才算是稳定了全国种植杂交水稻的信心。

2014年秋天，安徽蚌埠等地的近万亩“两优0293”（超级稻品种）出现大面积的绝收或减产。一时间，对超级稻的质疑甚嚣尘上，“超级稻稻种严重过剩”“超级稻口味品质不佳”等话题在网上流传。本性里，他愿意安之若命，20世纪60年代刚做杂交水稻时被人揶揄理论不对，甚至秧苗全部被毁，都鲜少与人争论，觉得“做好研究才最重要”；但现实是，他不得不出来反驳，因为袁隆平早已经不是独属于个人的袁隆平了，他的身后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是这个国家农业的定海神针。隆平高科旗下密密麻麻的组织结构，从育种科研到育种公司，从经销商到肥料公司，都有赖于“袁隆平”三个字熠熠生辉，全中国数以亿斤计算的杂交稻种都可能因为他的一句话无法被播种。

2014年10月，他在《环球时报》上发表题为《请别再向超稻泼脏水》的文章，从历史发展，现实数据的角度对网友的质疑一一进行驳斥，承认有问题，但也绝不是一些“居心叵测”之人描述的那样，文章不卑不亢。结尾处他写道：“超级稻研究事关国家荣誉和粮食安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绝不会退缩。”

2000年，隆平高科要上市，想要使用袁隆平的名字。他没同意，后来多位国家级领导劝说，加上他考虑到隆平高科成立后，杂交水稻研究可以不再需要外国人投资，就同意了。隆平高科许诺每年提供200万元的科研经费，以及由姓名使用权换算而来的5%股本。许多人说袁隆平卖掉股份就能轻松拿到上亿元，他说：“我一分钱都不能卖，我一卖，隆平高科就垮掉了。人家会想，隆平高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他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

20世纪80年代他最盛名时，湖南省委组织部请他出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正厅级。他拒绝说：“我不适合，当院长，意味着我要离开杂交水稻的研究岗位。”隆平高科成立不久，袁隆平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埋首新一轮超级稻的研究，他说；“我就是个‘过路财神’。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我们一生有很多东西需要坚守，如果浮躁了，就难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些事情，我们也要勇于救弃，必要的放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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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那么多次，消耗那么多时间，究竟是什么支撑你？”记者问道。

他说：“讲大道理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我的好胜心，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

这便是科学家的本心，他们天然对获得答案有着强烈渴望。为了这种渴望，袁隆平错过了母亲的弥留之际，错过了儿子的成长，20世纪70年代里唯一一次请假还是妻子突发病毒性脑炎的时候。一连10天在医院照顾妻子，那是他在中年时代与妻子最长的一次独处；在病床前为她念诗、唱歌、讲故事……等妻子醒来，他又继续踏上了前往田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