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拐李”传奇

陈圣芳

他，拄着拐杖，个子瘦瘦高高的，是一个流浪乞丐，身背很多口袋的褡裢，每天走村串户地乞讨，像一个行脚僧，人们背地里都叫他“铁拐李”。

“铁拐李”讨米很特别，用手抓的米他是断然不会要的。原来一个刁顽尖滑的大嫂，把一只紧捏的空手放进米袋子，然后从他袋子里面带出一大把米来。

“铁拐李”乞讨没有定性，走哪是哪。天黑了，随便睡在学校或者队屋廊檐下，将身子蜷缩成大虾米，囫囵睡去。当天放明时，又不知所踪了。而一方方的墙壁上，却用土坷垃划写满了诗文。湾子里的斋儒老先生曾经教过私塾，他一手捻着他那稀稀落落的几缕白胡子，一边摇头晃脑地吟哦着，一脸陶醉的神情。

“铁拐李”有时也会给湾里的剃头匠几分钱，让剃头匠将他那乱茅草一样的头发理得顺顺当当的，但是他那飘然若仙的胡子他是一定不会剪的，而且，他每次去河边洗碗时，都会把胡子润湿，对着水面捋了又捋。然后把碗刷得贼亮，像猫舔了似的。

“铁拐李”疯癫时六亲不认，举起拐杖见人就打，见狗就追。一旦安静下来，他又特别喜欢孩子。那天他在苕货家门口发现苕货在写字，便蹑手蹑脚笑眯眯地走了过去，在后面认真地端详着，并且细声细气地告诉苕货：你写倒笔了，这个“勾”是“利刀勾”；这个不是这样的，是“宝盖头”，上面有一点……他告诉苕货很多以后，当再遇见苕货时，他还不忘在他的草稿纸上教几个字，过几天他回来时，一定会考考苕货，如果苕货回答正确了，他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把把花花绿绿的豌豆糖来，赏给苕货。

有段时间，“铁拐李”突然不疯癫了，他居然背了一个上面印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书包，一步一拐地走学校，赶乡集，卖他用瀑河潭坡上的泥巴做出来的口哨。

那泥巴做的口哨的确精妙绝伦，有高音的，有中音的，也有低音的，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如果哪个小朋友吹得好，他会摸摸他的小脑袋，笑眯眯地说，拿去吧，不要钱。得到哨子的孩子像过年般高兴，于是刹那间，满湾子从南到北都是“蛐蛐”般忽高忽低的泥巴口哨声。不过，他尤其喜欢苕货，他看见苕货往往会送他几个五颜六色的泥巴哨，并且还要当面给苕货做示范，同是“蛐蛐”几声，却别有一番韵味。等到学生上课后，他就默默地站在教室的廊檐下，看着认真读书的孩子，一脸笑意。有一次，他在走廊小黑板前伫立良久，然后捡起地上的粉笔头，在黑板上涂改起来。一个老师发现了，便吼了几声，吓得“铁拐李”一溜烟跑了。那老师过来一看却愣住了，原来他修改了一处语法错误。

从此以后，这位老师便特别关注起“铁拐李”来。有一天，他路过“铁拐李”寄住的废砖窑时，看到一个漂亮的城里女子，对着“铁拐李”声泪俱下地说着什么，而他却有滋有味吃着讨来的米饭，理也不理。后来那女子伸手去拉“铁拐李”，不料一下子惹恼了他，他挥舞着拐杖，吼道：“你滚，你滚，我不要你管……”那位老师忙躲到一边，看见那女人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废砖窑。后来听人说，“铁拐李”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教授，因为说错了一句什么话被划成“右”派，加上妻子闹离婚，所以就成了流浪的疯子；还有的人说，那个女人是他的学生，很是崇拜他，知道了恩师落脚地后，不远千里赶到这里……打这天起，“铁拐李”就突然从人们的视线里悄然消失了。

开始还有人念叨一下：“铁拐李”好长时间没有来讨饭哩？再后来，“铁拐李”这个名字就像从河上游冲下来的一截树枝，在河湾里打个转顺流而下，一去无踪。

而当“铁拐李”这个名字再次被人提起时，已是十几年后的一天了。那天，已考取博士生的苕货，给家里寄来一张他和导师从及师母的合影。邻居们呼啦一下子围过来看，马上有人说：“咦！师母好年轻啊，怕要比导师年轻不少哩。”突然有人叫了一声：“这苕货的导师，有点像‘铁拐李’呢。”大伙围过来一看，“呵呵，别说，还真有点像哩！”马上就有人说了：“瞎说，一个是要饭的，一个是导师，八竿子也打不着呀！”苕货娘说，那好办，我打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于是苕货娘在一圈人的注视下，拨通了电话：“喂，苕货，我问你一件事情哈……”

（选自《2015年中国小小说精选》，有删改）

岁月里的空心菜

罗张琴

正午，与一老妇人错身而过。老妇人怯怯放下肩上那副担子，取下脖颈间那条已然被汗水浸透的毛巾，擦了擦脸叫住我：“女俚，买把空心菜?”她拧开土箕里的矿泉水瓶子，却并没有将水倒进干渴的嘴里。她用手掌托着水，均匀仔细地洒在一把把整齐码好的空心菜上，咂摸了一下嘴，“看，很新鲜。”细细的茎，嫩嫩的叶，是长在菜园里水灵蔬菜的模样。关于故乡南山岭的记忆瞬间在我的眼前呈现。

南山岭不是岭，它是我们村的一处菜园子。菜地边，散落古树若干，一如保家卫国的士兵。大人荷锄劳作，孩子穿梭嬉戏于迷宫般的阡陌。傍晚，远山如黛，我与姑婆坐在院中那棵长满绿意的葡萄架下，撕南瓜藤，摘肥胖甜嫩的花生。那种用柴火、铁锅、茶油翻炒出来，盛在粗瓷碗里的空心菜我竟是许久没吃到了。

母亲也种过空心菜，她做的空心菜极好吃，父亲却不买账。母亲直到最近才明白，父亲恼的不是她本来炒得极好的空心菜，而是与空心菜有关的岁月。

父亲六岁不到，他母亲就病逝了；爷爷常年在外唱戏，亲情寡淡。是父亲的姑姑、我的姑婆收留了他。他跟着守寡的姑婆艰难漂泊，靠姑婆沿街卖煎饼果子和出售手工刺绣物品维持生计。

生活的苦不算苦，最使姑婆和父亲屈辱的是，总有些牙尖嘴利的乡野妇人，一口一声“空心菜”“小空心菜”地叫唤他们。唤人空心的缘由，大概是：指姑婆无子无根、无家无业，父亲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吧。姑婆从此对空心菜敏感，也不让父亲吃。

姑婆有回听戏，唱的是《封神演义》。被挖心的比干当时并没有死，却在听到卖无心菜的老婆婆说“菜无心可活，人无心即死”后倒地身亡。姑婆觉得这无心菜就是空心菜。空心菜的确是无根可活的，一截被掐断的苗栽进土里，不几天，便风姿绰约。几千年了，它一直空着心，从田垄上走过，向着岁月的方向，昂起头。姑婆突然觉得空心菜一样的人，也可以努力活得更好。

一个男人晓得姑婆所有的好，娶她进门。姑婆说服姑公，带着父亲回白沙老家。姑婆说，白沙有千年的祖宗，不变的血脉，回去，才有根。大队给父亲分了田，姑婆也有了属于她的南山岭。她在菜园里种了许多菜，当中居然就有空心菜。之后，父亲在宗族祠堂里拜堂成亲，给孩子上谱……一个家慢慢枝繁叶茂起来。

20世纪80年代，父母住在厂里职工宿舍，母亲在厂子仓库后头辟了一方菜园。繁殖快的空心菜顺理成章成了母亲菜园的主角。父亲本是反对的，但也无法辩驳，空心菜一吃就是好几个夏天。暑假的一早一晚，我和弟弟们跟着母亲去菜园掐空心菜。父母上班后，我一个人拎着小桶子，举着小脸盆，在水龙头下，一遍遍将空心菜清洗干净。沾着水的空心菜躺在白色搪瓷盆里，那模样儿好看极了。那个时候，父亲是平静欢喜的。他时常对着母亲一脸温润地笑，总忍不住腾出一只手来，摸摸我们的小脑袋瓜子。

一场车祸将父亲对空心菜的隐忍暴露无遗。也是夏天，在县上买了房的父亲心情好，摩托车开得快了些，出了车祸。好在父亲戴了头盔，命大。医生准许父亲不再吃流食的那天，母亲特意熬了半只猪脚。母亲说，那一天，父亲的吃相将她吓坏了，转眼间一锅子猪脚见了底。一连几天，父亲拒绝母亲带来的空心菜，只将所有大荤狼吞虎咽剿灭一空。母亲惴惴不安，其实她忽略了重要的一点，父亲好久没吃过这么隆重、纯粹的荤了。病中的父亲，理直气壮地狠狠解了一次馋。

海角天涯，心安即吾乡。这株曾被人唤作“小空心菜”的男人，大难不死，还置下了属于自己的家业。家业，是父亲的南山岭。

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贴近属于自己的天地，我心有戚戚，恨不得把老妇人这两土箕菜全部买走。我从老妇人的土箕里买了两把空心莱，老妇人谢过我，挑着菜转身向前走。我盯着她的背影出神。

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南山岭。

（选自2018年4月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6月25日2时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型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截至目前，北斗三号已成功发射21颗卫星，包括18颗M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萌星”；1颗G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以及两颗IGSO卫星，被北斗人称为“爱星”。

“萌星”是全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域；“吉星”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星”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聚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此次发射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颗“爱星”。

（摘编自2019年6月27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网站）

材料二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最新成果得到全方位展示。据了解，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

20余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实现“三步走”。2018年，北斗三号卫星更是以一年19星的佳绩在太空中刷新了“中国速度”。在北斗背后，是一支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主的研发团队，他们秉持“北斗精神”为国家托举国之重器。

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回忆，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硬着头皮上。”之后的国产化攻关更为艰苦，凭借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以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于2003年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研制在国产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以GEO/IGSO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以导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更是一马当先，开始了从并跑到领跑的征程。五院卫星团队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的带领下，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

（摘编自2019年5月27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作为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北斗直接牵引带动着数百家单位、上万名研制人员。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者，这些人在过去20多年的研制过程中共同锻造了主动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这是一项团队工程，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

谢军说，即便是团队中的泰斗和“明星”人物，也不“藏着掖着”。他们相信“教会徒弟才能解放师傅，一代更比一代强”，从而醉心于推进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

（摘编自《中国北斗的自主创新之路——将“命脉”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材料四

北斗系统被称为“太空丝绸之路”。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表示：“这期间肯定有涉及扩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更多则是关于经济安全的。”他认为，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是中国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雄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扩张的时间线，中国计划到2020年在轨道上拥有35颗北斗卫星

（摘编自2018年9月25日网易科技报道《BBC：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向全球》）

大发现时代的“生命组学”

近代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都是基于近代数学的发展。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突出贡献，开启了自然科学的第一个大发现时代。该学派最早证明了勾股定理。地理学的“大发现时代”爆发于短短的40年，却影响了世界数百年的格局。十五、十六世纪之交，以地球说为理论指导，借助于指南针和罗盘的发明，地球上不为文明世界所知的地域和航线不断被发现。地理学大发现所引起的观念革命与它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一样巨大，为近代科学革命开启了批判的理性天窗。

二十世纪被称为基因的世纪，“基因”几乎主宰了上个世纪生命科学的神话。1900年，德佛里斯、科林斯、切马克各自独立重现孟德尔遗传定律。1910-1930年，摩尔根发现基因连锁定律，绘制第一个染色体的基因连锁图，出版了《遗传的物质基础》与《基因论》，建立了完整的基因遗传理论体系。至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了DNA双螺旋模型，并指出：碱基特异性配对可能是遗传物质复制的基础，碱基排列顺序可能就是携带遗传信息的密码。这些革命性猜想是DNA双螺旋模型的精要所在，一经提出，迅即带动了生物科学史上最惊心动魄、人类文明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划时代的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它揭示了万古遗传之谜及其遗传密码，揭示了统一万千生命世界的中心法则，产生了比“创世上帝”更伟大的基因工程。这段历史进程，毫无疑问，是生命科学领域一个典型的大发现时代。

组学的发展引领了20世纪末至今的生命科学大发现。“碱基的排列顺序就是携带遗传信息的密码”，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提出DNA双螺旋结构后又续写了另一空谷绝唱。1958年弗雷德里克·桑格建立蛋白质氨基酸序列测定方法，70年代又建立DNA序列分析方法，并因此两度诺奖折桂。“序列之王”桑格的卓越成就，使读写基因的信息不再是空想。人类两大先锋科技——生物科技与信息科技，通过序列实现历史性会师！1986年第一代基于荧光测序技术的DNA自动测序仪诞生，26年来DNA测序能力呈指数增长，当前的日数据产量已达Gb级，比肩计算机芯片发展的“摩尔定律”。以色谱-质谱为代表的蛋白质大规模测序技术发展之势同样不可小觑，在生物质普技术获得诺贝尔奖的2002年，一个样本可鉴定到的蛋白质尚不过几百种，而现今生物质谱一次运行可鉴定到的蛋白质竟多达数千种。

过去的20年里，DNA测序能力的迅猛增长和测序费用的急剧下降，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的DNA测序技术“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生物学研究、甚至临床诊断的常用工具。以诞生不到十年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为例，目前已完成700多余种疾病和性状研究，新发现了5000余种致病基因和重要性状基因，其产出10倍于此前100年的发现，大发现时代的突出特征由此可见一斑。我国此领域虽然起步较晚，但建树也是可圈可点。如此辉煌的成就足以证明沃森10年前那句豪情万丈的预言：“未来所有生物学只有以基因组开始才有希望发展！”

（贺福初《光明日报》有删改）

国学大师饶宗颐

国学大师饶宗颐，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然而，谁会相信，这位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客座教授头衔的大学问家，竟是从广东潮州走出来的一名初中生！

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因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军已经南侵，中大迁往云南。在赴聘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没想到，这场大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香港，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

而这场大病，是饶公此生唯一害过的一场大病。因此，对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添加补充，细分为十五类。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饶公样样都有研究；时间跨度更是惊人，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哪来的这么广泛的兴趣、这么旺盛的精力？

饶宗颐的回答是：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把读书当成了玩耍。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可以一边享受，一面玩，动不动就在那里面逛。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

支撑饶宗颐在学术方面锲而不舍深钻的，是一种“求阙”精神。他认为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饶公是史学家，他说，最令他兴奋的是今天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东西(出土文物)从地下冒出来了。而这些东西又带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答。他是研究这方面的，他有找出答案的责任，他要研究。他不能不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他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他不理，他对它有兴趣，他就要研究，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别看他是国学大师，但他一点也不迂腐、守旧，开拓精神极强。他周游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国学，不仅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还密切关注着考古的新发现。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证以往古文献资料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他借鉴西方汉学家研究方法，从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汉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利用敦煌写卷的新资料，深入研讨诸多史学之谜。通过“比较古文字学”，探索远古中外文化交流问题。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