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礼仪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华夏文明持续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这种文明载体的独到之处就是把仪式和精神融为一体，使之成为系统的礼仪，而祭祀又成为中华礼仪文明的重要方面。

考古发现，山顶洞人已经形成了祭祀礼仪、祭祀文化和图腾观念。古代先民早期的祭祀对象十分广泛，包括天地、日月、星辰、四季、风雨、山林、江海，都是自然神。祭祀的对象都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紧密相关。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农耕国家，因此从事农业生产的先民们就懂得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对于能左右农业生产的自然力和自然神，如天神、地神、社神、稷神、风神、雨神、农神、蚕神等是敬重的；对于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中国的先民们是感激的，是要回报的。这里除了包含一些神话色彩外，更多地体现了支配中国先民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体现，代表了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内涵。

到了西周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宗法制度的完善，祭祀活动逐漸转移到以人为对象，包括人文始祖、本族祖先、古圣先贤。这种祭祀的对象后来扩大到诸子百家、各行各业的祖师爷。

早在周朝，周礼就被分为五礼，即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和凶礼。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汉唐宋金元明清诸代的正史都把祭祀郊天、朝日、夕月、风师、雨师、方丘、杜稷、山川、籍田、先蚕、天子宗庙、先代帝王、孔子祠、太公庙等列入吉礼。《光绪顺天府志·祠祀》则将古代吉礼中的祭祀历代帝王庙、先师孔子庙、先医庙，以及关帝庙、文昌帝君庙、都城隍庙、东岳庙、真武庙、火神庙、玉泉山龙神庙、雨神庙、风神庙、云神庙、雷神庙等列入祠祀的范畴，皆为常祀，遣官致祭。而佛教的“寺”和道教的“观”，《光绪顺天府志》不载入祀典之列。

中国古代凡国家各种祭祀，皆属于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机构，而综于礼部或兵部等，属于官祀。“列入祀典、遣官致祭”的官祀，用通俗的话表达即国家“公祭”。这种“公祭”又分为大祀、中祀、小祀、群祀，由于祭祀者的身份不同，又分为帝王亲祀、摄祀、代祀、遣官致祭、常祀和非通祀。如果再配以祭器、祭乐和适当的仪式，便构成了完整的祭祀文化了。坛庙是中国古代祭祀的场所。祭祀的形式与坛庙的规制也是礼仪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坛的主要作用是祭祀自然界的天地百神，拥有天下的帝王应该祭祀百神，他率领百官对天地日月社稷风云雨雷岳镇海渎表示敬畏、祈祷、感恩、报恩，为天下百姓祈求天地日月社稷风云雨雷岳镇海渎降福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江山永固。“庙”在先秦时的本意指太庙、祖庙、家庙、诸神庙，是祭祀祖先、前代贤哲、正神的祠庙和神庙。

（有删改）

莫把汉学当国学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在当代阅读史上，我们从西方引进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观点。它动摇了“唯一标准答案”的僵化思想，对我国阅读界有很大的启蒙作用。然而，众多匪夷所思的“多元解读”也随之出现，这类荒腔走板的解读，甚至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小学课堂之中。

这些混乱认识与理论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有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未能正确理解西方“接受美学”中的“读者中心论”。

“接受美学”是西方读者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流派，它认为“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国内有人把它形象地推进一步：斧头不用无异于一块石头，作品不读等于一堆废纸。但是，他们忘记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用都无异于一块石头，然而要用的时候，石头不可能当斧头，废纸更不能当作品。事物的根本属性与它的附属功能是不能混淆的。

其实，西方“读者中心论”也强调在以读者的接受来阐释作品时，要避免纯主观的、任意理解的心理主义陷阱。毕竟，读者接受有其时代局限性和主观任意性。没有接受，作品不能最后“现实化”；但单个读者的接受理解还不能等同于作品的全部，只有代代相承的接受链才有望接近作品本身。既然如此，判定作品意义的依据只能是作品本身。也正因如此，任何接受都可能是对另一接受的局限的弥补；同时，任何接受都有提高、修正之必要，更不用说,要对错误接受予以纠偏。 

此外，多元解读与文本制约是同时发生的。文本是一个未确定的“召唤结构”，文本“空白”中存在某种意向，召唤读者去言明，并希望读者完全按照文本召唤，实现文本解读的一切潜在可能。个体读者只能实现一部分可能，而读者的多元反应成为必然。因此，作品的“召唤结构”的“空白”为阅读提供了想象的自由，而文本本身又对阅读进行基本限制。正如鲁迅所言：“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设想的相同……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要不然，文学这东西就没有普遍性了。”文学作品阅读过程中有只“看不见的手”，不管读者愿意不愿意，背后的决定者乃是文本。

历史上错误的“读者决定论”不止出现过一次。李白、杜甫的诗歌曾经不入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曾遭受法国主流社会的审判……然而，一切“假哈姆雷特”都动摇不了经典文本的地位。总之，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应该一千个读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更不应一千个都不是哈姆雷特，甚至没有了哈姆雷特，我们应该寻找相对最像的哈姆雷特。

 （摘编自赖瑞云《寻找相对最像的“哈姆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