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的迅猛增长，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然而，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多层面的网络安全威胁和安全风险也在不断增加，网络攻击行为向着分布化、规模化、复杂化等趋势发展。

我国近年来高度重视大数据的战略意义和国家网络安全建设，已将“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纳入“十三五”期间规划和建设的重要目标。2017年6月，《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网络安全更是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网民网络安全意识调研报告》）

材料三：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进入快车道和高速发展期，全球视野下的互联网已经进入了“大安全”时代，跨国界的网络攻击无处不在，网络犯罪日益多样化。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迎接“大安全”时代的挑战。

在技术快速发展的网络时代，我们需要研究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发现和响应：在对方窃取数据或破坏系统之前快速发现，在对方给我方造成更大损失之前快速发现，并及时阻断、清除和修复。

在架构上，应当改变重要政府部门网络安全建设的管理机制，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网络安全体系的统一规划、统一部署，明确各地、各部门的权、责、利，这样才能提升政企单位网络安全防护的整体能力。

同时，国家应建立国家级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国家级威胁情报平台、国家级应急指挥和协同防御平台、国家级邮件安全过滤平台等，通过实施一系列重大工程，提升我国网络安全整体防御能力。

（摘编自周鸿祎《我国网络安全需提升整体防御能力》）

材料四：

网络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也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安全和利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无论是制定网络安全法律政策标准还是加强网络安全的管理，都要以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作为网络安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维护网络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让人民成为网络安全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要深入贯彻《网络安全法》建立完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网络安全的审查、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工作制度；严厉打击网络攻击、网络诈骗等各美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要大力宣传网络安全法，让广大网民及时了解网络安全法律责任和义务，不断增强网络空间的法制意识，自觉依法上网、文明上网。

网络安全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互联网领域发展变化非常快，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要加快网络安全学科的建设，支持高校、企业开展网络安全的职业培训，发现选拔网络安全的技术高手，形成网络安全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

（摘编自《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54.3%，网络安全威胁及风险日益突出》）

2017年6月27日下午，CZ380航班执行浦东前往广州的飞行任务。在登机过程中，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往飞机发动机内抛洒硬币“祈福”，所幸，老太太扔硬币的举动被身后的旅客看到并报告。近150名旅客下机等候，滞留机场，机场公安到场介入调查。经勘查，机务人员在飞机发动机附近共发现9枚硬币，其中2枚5角硬币，6枚1角硬币，发动机内部1枚1角硬币。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深度的老龄社会到来，老年人增多所凸显出的“传统”力量，不再只是表现于传统大家庭中的“大家长”作风，而更反映在公共场所中所涌现出的一种“老人逻辑”—一虽说不一定都有主观恶意，但由于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由于既有经验与社会的脱节，他们的一举一动往往会表现出“不按常理出牌”“不知轻重”的一面。向发动机扔币“祈福”的老人如此，与年轻人争抢篮球场的老人亦如此。他们共同构建出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老年人群像。

所以，不只是航空安全，这起事件其实给整个老龄化社会提了个醒：在一个快速发展并走向化的社会，老年人与新事物的摩擦或不适，某种程度上难以避免。如何降低这种冲突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帮助老人更好地接受与接触新事物，应是老龄社会必须补上的一课。

强调当前社会存在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老人逻辑”，并非贴标签，也并非要恐老、孤立老人，而恰恰是提醒所有人，应该看到老龄社会的到来，不只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代际更替，也不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口结构的变化，而更有着社会观念、价值上的化学反应。整个社会不能对其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只留待时间去解决。

(摘编自朱昌骏《老人向飞机发动机投币“祈福”，是一则老龄社会的隐喻》)

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有15天带薪护理假，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正式发布《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规定》，明确多种假期的落实，于2018年2月1日起施行。

在社会化养老资源不足、成本高下不一的大环境下，带薪护理具有多重意义。一则，此举体现了尽孝爱老的传统文明美德。百善孝为先，孝，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最基础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基于民生关怀，有关部门理应从政策层面给予人们尽孝需求的反馈，正视道德建设与个体需求之间的关联，实现政策扩容与补缺，这是一种公共责任，也是一种服务智慧。二则，此举为子女尽孝创造了条件。“常回家看看”是一种精神赡养，儿孙绕膝和天伦之乐需要获得时间保障。在带薪休假执行不力，法定日又存在时间短、弹性弱的条件下，给年满60周岁父母的独生子女15天带薪护理假待遇，为子女回家尽孝创造了条件。而如今有了政策性时间保障，也能起到必要的相关道德约束。

(摘编自堂吉伟德《独生子女带薪护理让尽孝之路更宽广》)

材料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校园欺凌案件被曝光。施暴者手段之恶劣、残忍常常令人瞠目。校园欺凌对未成年受害者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有不少欺凌事件是发生在课间、校外，不在老师的视线内。受欺负的学生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还经常认为是孩子间正常的嬉戏打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初二学生蒋琴（化名）认为，欺凌事件如果没得到及时严肃的处理，就容易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她向记者讲述，初一时，她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黑，被男生取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到了课间，几个男生经常围着这个女生坐一圈，一起取笑她。后来该女生就不爱讲话了。

“被欺凌的同学往往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河北省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凯波认为，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收效甚微。“对于老师、家长讲的大道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已经‘免疫’了。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他们之后越来越放纵，变本加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防治校因欺凌68.3%受访者希望学校或社区定期与家长沟通》）

材料二：说到底，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显示了儿童社会化进程中某一环节的缺失，对此，父母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发嗲、装嫩，拒绝让孩子成长、断奶，另一方面又笃信圆滑市侩、强权即公理、摆平即水平。他们从小就对孩子诱之以利，而不是晓之以理，道破利害而不是申明原则。他们追求华而不实的表象，早早地把孩子训练出流利的成人腔，却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看似离谱的错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校因霸凌事件，很多最终只能以“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为结局。

一个大学生，其人格的养成和性情的塑型差不多已完成。大学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中小学在未成年人品德培育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从源头的琉波与治理，也涉及更多教育主体的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的学生德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应当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校因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材料三：

（美国学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教育学生如何应对校园欺凌）

知耻与慎独

徐建委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耻感文化，《中庸》曰：“知耻近乎勇。”《孟子·公孙丑上》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礼记·哀公问》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由此可知，知耻，往往是善念的发源，是事物向着美好一面转化的开端。

知耻，是一个内化的活动，不需要外在表现的张扬外露，更多的是良知的进退取舍。从这个角度说，知耻是个人化的活动，是不假外力、置身人后时的自我砥砺。

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慎独”的理念，就是独处时，君子该如何表现。慎独大约是孔子讲学时特别提到的概念，历来为人所传诵的是《中庸》中的几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中庸》论及“慎独”，根据朱熹的解释，日常事有着一以贯之的正道存在，因此即使自己处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世间的正义也是弥漫于此的，君子更要常怀知耻之心，尤加谨慎于自己的言行，不能因他人的不知而放纵自己的私欲。这其实就是对自我道德和行为的约束，故而是修身的功夫，属于自孔子以来所倡导的士人自我修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剥除其时代的因素，就其核心主旨来看，时至今日，个人的“慎独”仍有很高的践行价值。

具体来说，敬畏之心、独知与细微之事是我们今天仍然推崇“慎独”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所谓敬畏之心，是对公平与正义，或者说天道的敬畏，现实层面还有法律。在他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法律的约束力并不会削弱，因此我们更应该对人对事常怀敬畏之心。自己独知之地，可以是他人不了解的地方，因此若从公共的意义上来解释它，常常处于这种位置的人多是在位之人。在位之人相对于他者，自然有对权力、资源及其他事项的优先乃至独占之利。那么，对于在位之人，特别是今日的领导干部而言，面对自己权责之内的己所独知之事时，是否怀有对理、法的敬畏之心，是否遏制了私欲而秉以公心，便是事关一方或多方的大事了。细微之事，存于日用起居之间，虽然不足为道，但日日与之相伴，更应有所警醒，因为离道触法的败落往往萌芽于其中。

《大学》中有传统知识分子最佳的人生路径，即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诚意、正心，就是明乎所耻，就是“三省吾身”，反思有何不妥之处。儒家倡导自修的目的，是在此基础上，鼓励士人去向外扩展，治国、平天下，即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儒家的一项很值得今天珍视的遗产，就是倡导士人从自我的修养和自律开始，进而致力于天下公事。个人的道德水准对于其所从事的公事来说，的确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即便法律、制度再健全，强调个人修养在任何时代都有意义。

《吕氏春秋·自知》曰：“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这是战国时代的论述，如果我们把“人主”替换成上级领导，这句话的意义便当代化了。这会是“慎独”的重要补充之义：除了在自我修养的层面保持戒惧之心、知耻之心外，对于公事也当保持戒惧，一切以公益福祉为要，敢于直谏，不应时时揣测上级之意。因此，所谓“慎独”之道，不仅是自我向内的道德自律，也是向外的正义追求，即不仅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也要成为一个直士，一个有道义、敢担当的人，而非一个只求自我保全的世故之徒。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