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天生的诗人

施立松

邵洵美生于豪富之家，祖父邵友濂是清廷一品大员，外祖父盛宣怀是清末首富。19岁那年，邵洵美进入剑桥大学读书，原本学习政治经济学，因喜爱文学，转而研读英国文学。

混乱纷争的时代，邵洵美仍一味吟风颂月，追求唯美。在他眼中，艺术是自由、是奢侈、是繁荣，是灵魂在欢乐中的跃动。他写诗，要写在没格子的白纸上，字迹秀丽，行列清晰，匀称洁净，甚至可直接付印。他的英式诗风，诗句唯美，色彩斑斓。邵洵美因此被冠以“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但邵洵美对自己的诗作成就不太在意，只是享受读诗和作诗的乐趣。

邵洵美向往法国的文学沙龙，他特意将书房布置成“花厅”（邵洵美对沙龙的雅称），供朋友们聚会。他还发文呼吁：“但愿我国诸交际领袖，把麻将扑克的约会，易为文学的谈话，则真正的文艺复兴，不难实现也。”他决定“以身试法”，培养“附庸风雅”的风尚，自己做起“花厅先生”。当时，中国这样的“文艺客厅”少得可怜，有名气的仅上海曾朴的“真善美”书店，北平林徽因家中的“太太客厅”。邵洵美的“花厅”是诗人、小说家、画家聚会的场所。画家鲁少飞曾戏谑地画了一幅《文艺茶话图》，好比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的集体照，上海大部分文人都在其中。

在很多人眼里，邵洵美是个十足的书呆子：重友情，轻金钱，物质财富在他眼中微不足道，为接济朋友，甚至是不相识的文人，他也慷慨解囊。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要陪丁玲带着新生的婴儿，回湖南老家避难，可身无分文，邵洵美得知后，立即送了一千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需要还。为此，他也得了“文坛孟尝君”的雅誉。

开书店、出刊物，于邵洵美是娱人悦己的梦想。他创办了《狮吼》月刊，开其出版事业先声。随后，他又用祖上遗产在上海静安路创办了金屋书店，号称“海上最高尚的文艺书店”，并出版《金屋》月刊。

角色虽不断转变，但邵洵美的诗人气质、理想主义，却始终不变。转向出版业后，邵洵美仍不改唯美趣味，办刊物不忘注重形式美。他花五万美元从德国购买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由个人独资购买影写版印刷机，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邵洵美是第一人。他为一大批朋友出书，奖掖新人，遇到贫寒尚未成名的文人不惜赔钱出书——沈从文就是一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为邵洵美订了两张赴台机票，但他以不忍离开家人和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拒。叶公超得知后，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机器一道迁台，他也谢绝了。新中国成立后，邵洵美搞出版、办书店的热情不减。不久，《人民日报》一连七天刊文批评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物中的错误，出版社被迫停止运作。后来，他因一封英文信，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名逮捕审查。出狱后，他与儿子、儿媳妇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穷得连床都卖了，睡在地上。但他唯美初心不改，还是会用老妈子的刨花水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即使贫病交加，也照样把印有“杜甫草堂”的邮票制成书签自赏……老友施蛰存感慨：“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有人说，邵洵美是文学史上被严重低估的作家。对此，邵洵美生前早已释然。1936年，而立之年的邵洵美写了一首《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相关链接）

①他爱写诗，有人评价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摘自《唯美诗人邵洵美》）

②对待抗日，邵洵美是坚决的。他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在复刊的《时代》上发表《容忍是罪恶》，呼吁“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进步。”他支持出版的《老舍幽默诗文集》中就有《救国难歌》、《长期抵抗》等经典作品。他的五弟邵式军做汉奸，派人送来5000大洋，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他严词拒绝。（摘自章克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

材料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我国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全球新理念，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各国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促进各方互惠合作、共同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建设，是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治理新理念的务实行动。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秉承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对接，并把应对地球生态危机、建设全球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作为重要指导思想，同时打造先进能源技术和低碳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发挥我国在新能源技术和智慧电网领域的技术优势，发展跨国的全球能源互联网，促进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化开发利用，在满足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下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的同时，走上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

（摘编自《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8)》）

材料二：

“十二五”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工业部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在下降，服务业的贡献在上升。

中国2050年低碳能源经济转型路径

我们利用了预设目标、路径倒逼、多情景分析的方法，对中国未来低碳能源转型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情景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很有可能实现加速低碳能源转型，但在没有颠覆性技术出现的情况下，要实现超常规低碳能源转型，中远期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不仅需要有高碳价政策激励，也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如果在2030年后有颠覆性的能源技术出现，实现超常规低碳能源转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会大大提高。

（摘编自《低碳经济蓝皮书》）

材料三：

1月25日，“2017-2018节能服务产业年度峰会”在北京举行。在专家视点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杜祥琬以“节能提效是中国能源战略之首”为题,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介绍。他表示,世界能源发展可以归纳为转型加快、增速趋缓、创新活跃三大趋势。其中转型加快主要体现在,能源结构变革经历了煤炭为主、油气为主、非化石能源为主的三个历史阶段。

我们国家的能源战略几个主要支柱是什么呢？有三个战略支柱。第一，节能有限，提高能效；第二，现在还不能不用煤炭，煤炭跟石油要高效洁净化的利用，同时要提高天然气的比重；第三，高质量、高比例发展非化石能源，非化石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来改善能源结构。

（摘编自2018年1月26日中国低碳网）

材料四：

中新社卡托维兹12月4日电全球碳计划组织在卡托维兹气候变化大会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2018年全球碳排放预计增长在2%左右，这是继2017年碳排放小幅增长（增长1.4%）、全球碳排放量创新高以后，全球碳排放又一次出现增长。

报告指出，全球能源消耗的增长，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使用量增加，抵消了去碳化作出的努力。此外，煤炭消费的增长，以及个人交通、航运、航旅等需求的增加，也助长了2018年的碳排放。

按照当前升温速度，全球最快将在12年后温升超过1.5，这将对全球的环境生态、人文、社会经济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面对快速升温的威胁，各国应进一步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摘编自2018年12月4目中国新闻网）

当今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活化的新形式发扬其深厚内涵，涵养中国精神，滋润现代人生。不论是为当代中国人更好理解传承民族文化，还是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树立国家文化形象，都需要我们发挥宏大传统优势，开掘文化资源蕴藏的巨大价值，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体验。

数字技术为更好再现文化遗产提供支撑。文化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每个时代都有其特色文化形态，即便那些恒定不变的价值，其表现形式也不断发生嬗变。近几年，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各大博物馆纷纷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展陈方式，优化文化遗产“用户体验”，利用诸如VR技术、虚拟空间技术等生成逼真、实时、三维虚拟场景，强化展览互动性和参与感，满足观众感知和互动需求，加强观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理解。数字敦煌、数字故宫等都让我们以新鲜有趣的形式、真实可感的体验徜徉于历史文化场景，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及其文化精神。故宫博物院等富集文史资源的国有文化单位，基于传统文化“IP”，通过与游戏、动漫、影视、文学以及社交平台全方位融合，设计开发器物产品和数字内容，使传统文化魅力不断传播发酵，推出一批人们争相体验的网红产品，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以全新方式获得时空延伸，融入生活日常，提升生活品位。截至2017年底，故宫文创产品已突破10000种，文创产品收入达15亿元。故宫以“跨界”之思和“网红”之势，举办相关文化活动，获得年轻人追捧，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有效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好传播和更大影响，还要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这类具有强势文化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媒体还比较少，缺乏像动画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品牌产品。有待更新思维模式，重视多元文化背景，找到合适贴切的表达方法，最终呈现出既具备中国文化深远意味又贴近海外受众审美习惯和对中国元素期待的文化产品，进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在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魅力，在多元文化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存共荣，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条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内容传播的效度、强度和广度。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传统文化资源如何进行“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伟大时代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还需要我们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顺应时代新要求和文化新趋势，不断实现内涵挖掘与表达创新的双向突破，创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摘编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2018年10月23日,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大桥的开通使粤港澳大湾区的虹吸效应逐步显现。旅游观光、访亲谈友、寻找工作、投资机会……交通的便利化,不仅利于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更好流动,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的融合和协同发展。

港珠澳大桥工程被英国《卫报》评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最让人惊叹是它的沉管隧道。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长6700米,其中沉管段长5664米,最大安装水深超过40米,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公路沉管隧道和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大桥的建设初期,中国交建与欧洲顶级沉管公司洽谈合作,对方索要1.5亿欧元咨询费。天价咨询费买不回核心技术,桥梁建设者们只能自己摸索着自主研发。大桥标准沉管节长180米、宽38米、高11.4米,重约4.4万吨。另外,沉管还要在12米深的海底实现厘米级精确对接,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难度系数丝毫不亚于“神九”与“天宫一号”对接。世界顶级隧道咨询公司荷兰TEC的执行总裁汉斯评价:“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让中国从沉管隧道的相对小国,成为沉管隧道的国际领军***伊藤学说。

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经济格局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大型桥梁建设可有效拉动建材、制造、装备、就业等领域的发展,推动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融合升级、拉动经济增长。从一座桥的修建上,就可以看出当地工商业的荣枯和工艺水平。从全国各地的修桥历史,更可看出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情况。但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桥梁的“第一”、“最高”,对此,专家认为,在建设规模达到一定标准、施工工艺相对成熟完善后,个别指标特别是跨度的提升,并不代表技术水平的实质性进步。我国大桥建设,不能只强调桥长、跨径等表面上的第一,应更注重科技含量、技术创新等内涵上的第一。比如,加大轻质高性能、耐久造桥材料的研究和推广力度。

(摘编自新华社《大桥上的中国——我国桥梁建设发展调查》)

我国桥梁建设空前繁荣,展望未来,桥梁的建设、维护任务依然很重。桥梁是交通的生命线,我们切实加强桥梁安全度和耐久性的研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桥梁的使用寿命。在桥梁建设技术上,我们加紧研制大型架桥机械、大型海底挖掘机械等造桥设备。尽快缩短与国外发达国家在建桥机具设备上的差距。在桥梁设计创新方面,坚持“设计是工程的灵魂、创新是设计的灵魂”的理念,既要注重经济实用，又要注重安全和美观;既要创新突破,又要体现中国文化。桥梁的维护也极为重要,我们应完善桥梁自动监控和管理系统,保证桥梁的安全和正常运行。从多方面进行调整,中国桥梁建设之路才能越走与宽。

(摘编自《我国城市桥梁建设的发展》)

中华文明复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传承、创新和引领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要义。

复兴的前提是传承，但传承不等于复古。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规律表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文明唯有再造，方可复兴。文明的再造是对传统文明扬弃更新的过程，既是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又须摆脱传统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锢和束缚。人类历史上，成功的文明复兴都是优化或革新传统文明而结出的甜美果实。中华文明的复兴也不例外。所谓“梦回唐朝”，为再现昔日荣光而回归强大的封建帝国，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没有优秀文明传统的复现也不是复兴。一种文明的复兴不能变成对当下强势文明的简单模仿。舍弃自身文明的优秀传统，复制外来文明，只能让自己成为其他文明的附庸而丧失复兴的可能。虽然理论上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但实践中却极易陷入这一泥潭而不自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挑战，改良者不仅以西方文明为圭臬，而且卷入西方主导的思维模式中，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一味以当下的优势文明作为模板追赶，而不加以批判性反思和超越，根本无法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因此，中华文明复兴也意味着挣脱西方文明的羁绊，重建中华文明自信。在新时代条件下，对西方文明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

文明的复兴是复现与新兴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复兴。但相比之下，后者是文明复兴更为本质的方面。没有文明的自我创新，中华民族就不能浴火重生。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以文明的创新作为基本内涵的。无论是对传统文明的再造，还是对西方文明的扬弃，指向的都是文明的创新，都是在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基础上建构新的文明。

中华文明复兴，不只是经济总量这种硬实力的复兴，也不只是硬实力加软实力的复兴，甚至也不只是文明名次跃居榜首，而更在于创造出较之现今主导文明更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更为优越和高级的新型文明。只有牢固持守并切实践履这一核心理念，华夏文明在当代的复兴才是高标准的。反过来说，缺失这种核心取向的文明复兴只能是虚假的复兴。中华民族有能力也有条件超越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局限，构建更新的文明形态，展现出当代与未来中华文明博大的格局。

逐步创生新的文明后，积极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新元素，对人类文明给予具有历史高度的引领，同样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100年前，罗素曾说过：“如果中国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把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与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文明，那么，中国对世界尽了最恰当的义务，给了人类全新的希望。”这些话仍然给人启迪。走向复兴的中华文明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处的得失，而应将自己的复兴同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使自我发展和人类进步相互促进。

（摘编自郭湛、刘志洪《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