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今中国正大踏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上演着一个个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世界为之惊叹喝彩。讲故事是进行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关乎国家形象，关乎国际话语权，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要讲好中国故事，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发掘中国之美。“欲扬其美，必知美之所在”。五千年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孕育了取之不竭的故事宝藏，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当代中国喷涌着数不尽的故事源泉。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中国梦征途的蹄疾步稳、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凝结成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向世界展示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就要善用生动精彩的故事，讲清楚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①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创新表达方式至关重要。好的表达，是真实与艺术、内容与形式、“陈情”与“说理”的有机结合。创新我们的表达，赢得世界的倾听，就要认真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当中国表达不断创新，坚持“国际范儿”与“中国味儿”相结合，中国故事就能跨越种族、文化和地域的藩篱，直抵人心，中国形象就能润物无声地融入国外受众的脑海。

    ②   。“一手独拍，虽疾无声”。合唱比独唱更震撼更有气势，和声比单音更动听更有韵味。中国故事的“大合唱”，需要政府部门打好“拍子”、做好引领，统筹协调。媒体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新闻发言人、专家学者、文化交流使者和出境人员等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骨干。“领唱”不力则“合唱”不响，“各声部”无声则“和声”难鸣。惟有人人都是故事员，个个都做传播者，中国故事才能讲得气势磅礴，赢得世界更广泛的欢迎和赞誉。

（取材于宣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二

从传播学角度看，讲故事也属于一种传播行为，因此，它需要符合传播心理学规律。

研究证明，在一个富余的信息场域中，受众的选择性很强。选择的范式，既有选择性重视，也有选择性忽视，还有选择性遗忘。故事如果讲得不好，故事中包含的很多信息，在产生传播效果前就已经被忽视、被遗忘了。

在故事传播中，“人”应该始终占据中心位置。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是讲好中国人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群众，是各种故事的主人。故事当然要有情节，但更要聚焦人的心灵，人的甘苦冷暖。好的故事不是硬编出来的，而是真实的人生写照。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最不缺乏的就是人的奋斗、人的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实践，这些实践都贯穿着人的情感。情感是流动的血脉，有情感有温度的故事，更容易让读者受到感染、产生共鸣。

在对外传播的大量实践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政治体制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习惯迥异的受众，在接受心理上却有着共同特征：听故事的人最在意，异国的故事与我的生存状态有什么关联？你讲的故事与我的关系体现在什么地方？你讲的故事对我的成长发展有精神上的帮助吗？生存、关系、成长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分别为E、R、G，把ERG组合起来并当作提示语，提醒自己在讲中国故事时要重视受众的心理特征和心理需求。

新世界出版社印行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书名叫《中国关键词》。这本小书帮助外国人从关键词的角度，理解中国故事中一些必不可少的概念。小时候听广播中的孙敬修讲故事，发现他很注意在讲的过程中，时时解释一些字词句的含义，照顾到小听众跟不上情节的情况。现在我们给外国人讲中国故事，是不是也要学学孙敬修，从听众的认知基础入手，在细微处多下功夫，进而成就讲故事的大家风范？

（取材于江作苏《探索表达规律，讲中国故事如何不事倍功半》）

材料三

对外表达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形象和声誉。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就将会“被别人表达”。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作为一股风潮席卷世界，“中国符号”成为世界的“商业利器”。比如迪斯尼电影《花木兰》，全球总票房高达3.043亿美元，《功夫熊猫》更以5.771亿美元的票房，创造了好莱坞动画电影史上的票房奇迹。

为什么同样的故事我们很难讲到国外去，别人来讲却可以风靡全球？区别在于我们讲花木兰的故事只突出了忠孝，而迪斯尼塑造的花木兰，则是一个追求实现自我和男女平等、具有丰富情感的女人。

要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先要清楚应向世界传递怎样的价值观，悉心研究和调整讲故事的策略，提高再创作故事的能力，采用能引起世界共鸣的方式讲述。

2016年G20峰会上，《最忆是杭州》就是对中国故事的一次成功讲述。

《最忆是杭州》共有九个节目，其中《采茶舞曲》是由300名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舞蹈演员集体演绎的，“采茶姑娘们”用优美的身姿尽情展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和美丽。在《美好爱情故事》中，导演择取“伟大的爱情”这一视角来赞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坚贞爱情，通过戏、曲、舞、歌等多种艺术形式，形象表达了东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茉莉花》作为最负盛名的中国民歌，其经典旋律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是极具代表性和辨识度的东方音乐符号。此次晚会上的《难忘茉莉花》是基于《茉莉花》的一次再创作。这些表演，都恰当地使用了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并提取能与世界人民互通、互感的部分，用情感引起国外观众的共振，这就是“情感共振的故事讲述”。

《最忆是杭州》中来自外国艺术原型的节目也巧妙融入了中国符号。在世界知名的芭蕾舞《天鹅湖》中，导演将西湖的断桥融入其中；《月光》是法国钢琴家德彪西的传世之作，当承载着钢琴和演奏家的平台缓慢地在水面上移动时，背景仍然是断桥。整台晚会采用中西合璧的叙事视角将中国文化进行讲述、传播，向世界传递着人类共通的情感力量，传达着融合共处的美好愿景和中国文化的自信。

（取材于郑英明等的相关文章）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的共有禀赋。中国和法国都是有着独特文明的古老国度。以黄河长江和卢瓦尔—罗讷水系为母亲河的两个伟大民族，都曾经长期引领各自所在地区的文明发展进程。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声名远扬的法国思想家们为全人类提供了宝贵精神财富。进入近现代，两国都经历了民族苦难、战火洗礼和对发展模式的艰辛探索，走出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法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随波逐流，不随风起舞，积极倡导和致力于多边主义、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

“诗言志”，历来被我国诗人视为指导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领域的开山纲领。作为一种文学观念，《诗经》在对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的萌芽，明确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诗言志”最早大约是出自《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到了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这个时期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占主流的还是指思想、抱负和志向，带有强烈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倾向。

汉代，“诗言志”的内涵开始发生了变化，加入了情的内容。先秦的“志”到了两汉，主要指志向抱负和情感相融合，情理结合。孔颖达明确提出了“情志一也”：“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汉代将情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其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的分别，道学家往往割裂二者，导致对各种情感抒发的抹杀。而汉人的情志统一，一来是合理的，并且出现了诗歌创作上汉魏风骨的伟大成就，成为后世的典范；二来对后来“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

汉魏之后，特别是六朝时期，诗歌创作则朝向重情的方向发展。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些观念的提出，反映了诗歌创作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言志”的“志”在汉代虽然也包含着“吟咏情性”的因素，但是，这种“情”只能是符合“礼义”之情，这种“志”也在儒家政教怀抱的范围。而六朝的“缘情”说目的在于突破儒家“礼义”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愿望与要求，而且“情”甚至反过来包含了“志”。刘勰提出了“为情造文”之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为情造文”的“情”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而是包含了先秦的“志”。

作为对佛道思想的批判和对儒学思想复兴的努力，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反对仅仅将诗歌看作表达个人情感的工具，而是要尽力回溯到儒家“诗言志”的开端。唐代诗歌创作重新回到了“情志一也”，这一点从李白、杜甫和白居易那里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前代“情志”的综合，正是唐代文学得以正常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迎来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到了宋代，随着宋明理学兴起，宋代诗歌表现出说理的特征，成为圣贤之道的附庸，慢慢脱离了传统的志与情，中国诗歌的高峰和黄金时代也就此过去了。

(摘编自肖朗《“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流变》）

（节选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

材料一：

独角兽，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生物，稀有而高贵。基于此，人们常用独角兽企业来形容发展前景看好的初创企业，它具有发展速度快、稀少，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等属性。独角兽企业的界定标准是：创业十年左右、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其中，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被称为“超级独角兽”。在新经济时代，随着各类创新资源的加速流动，逐渐形成了能使独角兽企业不断涌现的社会土壤，使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抓住机会，整合资源，爆发式成长为“独角兽”。当前，独角兽企业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强弱的评价指标，是全球各路资本竞相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所在。

（节选自《发展独角兽企业的思考》）

材料二：

2018年3月23日，科技部在发布《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共164家，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33家。其中因上市、被并购和成立超过十年而毕业的独角兽企业共20家，因估值下降而退出独角兽企业榜单的企业有9家。综合来看，2017年新晋独角兽企业高达62家，总估值6284亿美元，成都、宁波、东莞等六城市首次出现独角兽企业，这与国家重视创新的政策相符。而2016年全国共有131家独角兽企业，估值总和为2137亿美元。

从行业布局和地域分布来看，具有如下图的特点：

164家“独角兽”行业分布

材料三：

“独角兽”的大量涌现源于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它是经济爆发增长的标志。新经济时代，创新全球化和社交化等资源加速流动，为“独角兽”的大量涌现创造了基础条件。“独角兽”的成长中，有两个关键特质。一是自成长，制定新的行业规则，遵循新的进化法则，适者生存，依靠生态力量自发前进。比如，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优步”，颠覆原有规则，在打车行业中聪明地构建平台，植入盈利模式。二是要有生态圈。只有冲破藩篱、合作共赢，才能爆发式成长。首先，是“走出去”——与外部企业开展生态型合作。传统制造企业需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移动等新技术实现转型，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这些新技术往往是外部新兴行业中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优势。其次，是“请进来”——给顾客提供参与共创价值的机会。消弭与消费者的“楚河汉界”，利用顾客行为数据来提升自身管理质量，通过释放顾客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来改善创业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将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准则。“独角兽”在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产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行业创新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雅虎到谷歌再到脸书，“独角兽”企业成为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发展的领头羊。从产业变革来看，“独角兽”是引领产业变革的先锋，它颠覆了传统产业模式，成为产业的新核心，并带来产业的全新变革。“独角兽”还是城市名片和区域经济引擎。“独角兽”的辐射带动作用能促进上下游产业发展，产生杠杆效应，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独角兽”还成为区域城市名片，提升区域知名度，从而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引导。

（摘编自长城战略研究所《新经济先锋：“独角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