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比起老版，少了许多抒情意味的特写，叙事节奏加快了，这大概是它的优势。但为了戏剧冲突，也改编了很多大家熟悉的历史片段。比如十八镇诸侯是曹操召集的，等等。我想名著改编，既要照顾到普通观众的观剧效果，也得想到那些三国迷的感受。有些细节不该有明显硬伤。

新剧不仅以“曹操视角”来统领全剧，甚至想将之塑造成一个“新型英雄”。这些年一直有为曹操平反的呼声，似乎有了“国家统一”的大义，政治家是否仁义已变得不再重要。其实中国人看历史，注重的是行动中蕴含的价值和理念。历史中的事件起起落落，现代人多关“成事之人，然而中国史观并非如此。从诸葛亮到关羽，皆因所主之事不圆满才被民间信奉，因为这种不圆满，更能显出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史心”。

忠实原著，或者创新，是重拍四大名著首先会遇到的难题。当然重拍者，都会说自己是更贴近历史真实的解读。但创新一定得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当下处在一个价值观缺失的年代，人们的价值认知中缺少了道德、伦理、社会、政治等多维度的判断，衡量价值的标准只剩下了财富、权力或成功。

虽然人人可能重新阐释与演绎名著，但学问与情怀的高低，却能因此立判高下。因为名著不仅携带和见证了我们关于文明的公共记忆，它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往往是普通作品无法比拟的。

中国美学界非常熟悉的概念就是距离。这里的距离，主要指心理距离。时间与空间都可有距离，但只有当时空距离转化为心理距离时，才能成为审美的条件。布洛在1912年发表论文，首次提出这一观点，扬名学界。原因在于，这篇文章涉及美学上的一个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我们在身处荒野时也会碰到。想到可能会有猛禽野兽出没，有无常的气候变化，有迷路的危险，就无法实现对美的欣赏。如果你抛开这一切，拉开与实际人生的距离，就能欣赏荒野中可能具有的自然奇观。

心理距离说的优点在于，它对传统的审美和艺术无功利的观点作了一个很大的修正。审美与艺术欣赏所做的，是通过拉开心理距离使概念和功利得到暂时消除，在审美欣赏的瞬间不想到概念和功利。“无功利”是说审美欣赏中不夹杂任何功利的考虑，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概念、道德和功利，这些因素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的知觉。心理距离说提供了一个可能，这就是将这些思考和体验放在一定距离中来看。

当然，经过一个世纪的反思，人们也指出了心理距离说的一些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心理距离说实际上仍是一种审美态度说。依据这种学说，讨论对象的美是无意义的，只要主体有了审美态度，就可以从对象中获得审美的感受。对于心理距离如何能产生，布洛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面对大雾，不想行程耽误和危险可能降临，只是幻想进入了仙境，一般人没有这番修炼功夫，也不应把审美寄托在这种修炼功夫上。我们还是需要保持对美的欣赏的种种具体条件的关注，如果不这样，就会将美学研究指向一个纯主观的对心理状况和心理调适能力的要求。

关于距离，莫国学者理查德德·乌尔海姆提出了一种视为的理论，即把生活视为艺术，认识到艺术在改变着人的生活。因此，与其谈论审美距离，不如说审美视角。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时，并不能设想，一下子就能凭空拉开距离。对待大雾，能镇定自若，并欣赏雾中美景，产生诗情画意，是由观看者的艺术修养以及他的全部教养决定的。这时需要的，是对生活美的发现。艺术教会了我们发现美。过去，这种美的视角被理解成一种态度，其实，与其说这是态度，不如说发现美的能力。

让我们再次回到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一古老的话题上来。艺术在改变着我们的全部知觉。在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美被发现，又被改造。发现美时，美是客观的；创造美时，美是主观的。但发现的美又是被创造的，创造之时又受着对美的发现的制约。更进一步说，人的艺术实践于生活实践，同时艺术实践又渗透到生活实践之中，对生活实践起改造的作用。这是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文明的进步过程。

（摘编自高建平《从审美距离到审美视角》）

最后的山

我天生喜欢山,却没去过几座名山。面对长白山的时候,我既想走进它,又怕走进它。想走进它,是因为它是我心灵的图腾;怕走进它,是因为深深的敬畏。

雨在这里格外密集。我已在白山市听它喧嚣了三天,每天打着伞在大街上乱走。那个城市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座专门卖山货的大厦,里面有长白山的蘑菇、蕨菜、榛子、雉鸡、熊胆、人参,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山珍。我有半天时间待在那里,它包罗万象,像把长白山撕碎了,一块一块、一丝一缕地摆放在商贩的柜台上。我闻到了长白山浓郁的体香。

大雨骤停,我们开始上山。从长白山西麓的入口,走进长白山最原始的那一部分,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原始森林。它是树编织的自然之初的混沌状态,以古老和沉默,制造出一种令人眩惑的悲剧氛围。我看见,每一棵树的面孔,都沧桑欲语。每一棵树的身上,都长满了苔藓,披挂着如网的荆藤,却将岁月的负荷一轮一轮盘旋在心里。有的死去了仍英雄般地站着,枝已枯黄了还是那么美。它们是为原始森林做最后的支撑,为活着的树分担霜和雨。

车子在旷古的寂静中盘旋着上升。山的神秘愈加浓重,氤氲如梦,迷茫若仙。一位画家朋友告诉过我,在长白山,海拔不同树也不同,背包里的油彩不够用。我以为他是艺术家的夸张。但当我的脚、我的目光真正抵达这里,才知长白山隐藏了一幅从温带到极地几千公里长的巨大画卷,在这个倒悬的画面里,自下而上呈现出如四季一样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如同艺术大师的杰作,长白山是如此美丽。

然而,凝望长白山山顶的时候,所有人都仿佛被魔或仙引领到一个不可知的所在。目光所及,多是无遮无拦的旷野秃丘。长白山并不是一路都有树,原始的长白山到了高处,已如一只被摘净了毛的公鸡,只剩下一个英俊而孤独的冠了。记得在来的路上,曾看见一大片刚刚倒塌的原始森林。既然数百年的生长能被一场飓风毁于一旦,人类只能眼看着它们一点一点枯朽腐烂,那么,长白山山顶这最后的雄冠,也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化为乌有。树的生命是脆弱的,森林并不是海拔多高都可以茂盛地张扬。山下的树因为亲近人类,而被弑杀了。长白山是如此单薄,那一瞬间,我曾在心里感到一种不由自主的惶悚。

车子向下,在山腰树最茂密的地方停下,我大声地喊:“东北虎你好!熊瞎子你好!”但是没有回应。这是原始森林,但这里太安静了!我特别想与最凶猛的动物相遇,我觉得如果这时候从森林里走出一只野兽,不管它是什么,我都会感到亲切。然而,我只惊动了一只小松鼠,它机警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眨眼之间就不见了。

我禁不住想,除了土著的猎人,谁最早走进了长白山?是伐木者,还是采参人?我像是在追究一种责任。这其实并不重要,自然混沌,人也混沌,无论谁先走进长白山,都不会空着手。走进来的人,只有到长白山衰败枯竭的那一天才会住手,才会跪下来为哺育过自己的大山祈祷。建立清廷的爱新觉罗氏,当他们走出山林走进中原时,竟连回去的路径都模糊了。而做了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却在长白山下宣布退位。大山之子,并没有走出多远。

如今,长白山不但在中国是最后的山,在世界也是,它是欧亚大陆北半部山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加入“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今日长白山的一只鸟,或者一片树叶,都变成人类共有的了,不许哪个人随意拿走。这一切,都因为失去的太多了,才想起严守。然而整个长白山都稀疏了,只有这一小块葱茏,人类真的能守住它吗?

回来的路上,经过梯子河和锦江大峡谷。梯子河是一道欲裂未裂的山缝,下面有哗哗的水鸣声。锦江大峡谷则是将大山打开了,看起来像一句灰色的预言。我想它们能知道下一次火山爆发将会在什么时候,知道人类还能享受多久的宁静。它们会告诉你,原始的绿色已所剩不多,长白山随时都可能从休眠中醒来,如果扰了它的梦,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自始至终,我都是惶恐的。总感觉长白山在动,甚至将要裂开。

(原文有删改)

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诗云》，讲述了一个外星超级智慧生命体试图用“大数据”征服中国古典诗词的故事。小说想要表达的是，技术是反诗意的，对于依赖个体心灵和内在情感的诗歌来说，技术永远无法触及诗歌的本质。日前，《清华附小六年级学生用大数据分析苏轼》的报道又引发众人关注。这促使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将诗词作为“数据”进行检索研究是否合理？让小学生通过大数据分析进入诗词是否合适？

诗词与大数据能否相得益彰，要从二者各自的特质说起。无论从创作还是从赏析的角度，诗词都是一项主观性很强的艺术，正所谓各言其志，诗词中大多寄托着作者的情感体悟，而诗作的水准则由诗人的才性神思所决定。诗词中的意象和兴味往往只可意会，需要在读者和作者之间达成某种精神上的默契。

对诗词的欣赏研究，不能一味寻章摘句，因为一首诗词首先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营造出自洽而完整的意境。然而，大数据分析是一个纯客观的方法，是对客观数据的碎片化处理：如对苏轼全部诗词进行分词研究，再从中分析出高频词，此时苏轼的诗词是以“数据”形式呈现的，仅仅是一个个语词的序列，而非气脉浑成、寄托深远的活泼的整体——这不啻为对诗词的解构。

不可否认，大数据在检索、统计、定位方面的高效便捷对研究工作确有帮助，但再先进的技术手段也不能代替对作品本身的体察涵泳，正如捷径无法代替苦功。对苏轼诗词中高频词的搜索定位，只能得出某些外在印象，无法细腻深刻地触及其内涵和意旨。

小学生应该接受怎样的诗词教育？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有绵延不绝的“诗教”传统，古典诗词的关键功能在于涵养人的性情，使之归于温厚。正如钱穆所说，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作家的全部人格，它对读者的劝诫安慰如朋友兄弟般亲切。伟大的诗人修辞立其诚，吐露真性情，读者阅读其诗，不仅会为其真情感动，也很容易为其人格及人生境界感动，而心向往之。小学生使用大数据固然有助于培养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能力，但这与诗词的教育旨趣相异。拿苏轼诗词来说，让孩子们将其看作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从具体作品中感受苏轼的悲欢离合、开朗豁达与家国情怀，并进一步培养起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感知力和理解力，不是比作为大数据视野下的客观对象而得出粗浅认知，要更有意义吗？

《庄子·天地》篇激烈地拒斥技术，认为技术的滥用会导致心灵的遮蔽。那么小学生使用大数据，有没有技术的“滥用”之嫌？这个问题姑置不论，重要的是，孩子们的蓬勃诗心不要就此被遮蔽。

（摘编自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