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的墓碣

冯至

德国和瑞士交界的一带是山谷和树林的世界，那里的居民多半是农民。虽然有铁路，有公路伸到他们的村庄里来，但是他们的视线还依然被些山岭所限制，不必提巴黎和柏林，就是他们附近的几个都市，和他们的距离也好像有几万里远。他们各自保持住自己服装，自己的方言，自己的习俗，自己的建筑方式。山上的松林有时稀疏，有时浓密，走进去，往往是几天也走不完。林径上行人稀少，但对面若是走来一个人，没有不向你点头致意的，仿佛是熟识的一般。每逢路径拐弯处，总少不了一块方方的指路碑，东西南北，指给你一些新鲜而又朴实的地名。有一次，我正对着一块指路碑，踌躇着，不知应该往哪里走，在碑旁草丛中又见到另外一块方石，向前仔细一看，却是一座墓碣，上边刻着：

“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

走到这里就死了。

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

请给他作个祈祷。”

这四行简陋的诗句非常感动我，当时我真愿望我是一个基督徒，能够给这个不知名的死者作一次祈祷。但是我不能。小时候读过王阳明的瘗旅文，为了那死在瘴疠之乡，但既然同是过路人，便不自觉地起了无限的同情，觉得这个死者好像是自己的亲属，说得重一些，竟像是所有的行路人生命里的一部分。想到这里，这铭语中的后两行更语重情长了。

由于这块墓碣，我便发生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兴趣：走路时总是常常注意路旁，会不会在这寂静的自然里再发现这一类的墓碣呢？人们说，事事不可强求，一强求，反而遇不到了。但有时也有偶然的机会，在你一个愿望因为不能达到而放弃了以后，使你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在那些山村和山林里自然没有再遇到第二座这样的墓碣，可是在我离开了那里又回到一个繁华的城市时，一天我在一个旧书店里乱翻，不知不觉，有一个二寸长的小册子落到我的手里了。封面上写着：“山村的墓碣”打开一看，正是瑞士许多山村中的墓碣上的铭语，一个乡村牧师搜集的。

欧洲城市附近的墓园往往是很好的散步场所，那里有鲜花，有短树，墓碑上有美丽的石刻，人们尽量把死点缀得十分幽静；但墓铭多半是千篇一律的，无非是“愿你在上帝那里得到永息”一类的话。可是这小册子里所搜集的则迥然不同，里边到处流露出农人的朴实与幽默，他们看死的降临是无法抵制的。因此于无可奈何中也就把死写得潇洒而轻松。我很便宜地买到这本小册子，茶余饭罢，常常读给朋友们听，朋友们听了，没有一个不诧异地问：“这是真的吗？”但是每个铭语下边都注明采集的地名。我现在还记得几段，其中有一段这样写着：

“我生于波登湖畔，

我死于肚子痛。”

还有一个小学教师的：

“我是一个乡村教员，

鞭打了一辈子学童。”

如今的人类正在大规模地死亡。在无数死者的坟墓前，有的刻上光荣的词句，有的被人们说是可鄙的死亡，有的无人理会。可是瑞士的山中仍旧保持着昔日的平静，我想，那里的农民们也许还在继续刻他们的别饶风趣的墓碣吧。有时我为了许多事，想到死的问题，在想得最严重时，很想再翻开那个小册子读一读，但它跟我许多心爱的书籍一样，沉埋在远远的北方的家乡……

 1943年，写于昆明

国学这个词古已有之，先秦典籍《周礼·春官·乐师》中有这样一段话：“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中也有“国有学”的词句。在晚清之前，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国学概念，是指国家设立的学府，如太学、国子监之类。在整个古代，国学一词的含义，大致上也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所说的国学，实际上是指一种学问，而这种看法其实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从此，“国学”一词被赋予了新义，意思就是指中国固有的学问，也就是传统的学术研究。其实，在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词的用法也是有差别的。有时，人们又用“国学”一词来指对国粹、国故的整理与研究，如章太炎曾写过一篇《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这就是国粹学。当时社会上还出版过一本书，叫《国故学讨论集》。在这本书里，“国粹学”和“国故学”是通用的。

20世纪初期以来，国学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道路，然而终不至于消失，并且发展到今天又重新“热”了起来，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传统文化、学术确实有着异常顽强的生命力，是当代文化、学术建构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近现代以来人们屡屡提到国学，这也说明，中国文化、学术在现代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价值选择方面的难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事实已经证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如果能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实际上是激活中国固有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我们可以从汉代尤其是唐代大开放中得到证明。然而只有立足于民族的优秀文化本位，吸收外来文化，我们的文化才能既不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能保持一种强劲的生命力。而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肯定绕不开国学这么一个话题。所以从广义上来讲，国学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播途径；而从狭义上来讲，国学所从事的正是关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整理、研究工作，其甄别、诠释、评价之功，无不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继承与弘扬。

当然，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在思想上又必须要与文化复古主义划清界限，因为复古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文化情结在中国古代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在近代，它也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存在着。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重视中国传统的文化、国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资源；我们是在发展、创新这个前提下来谈论和倡扬国学的，国学的弘扬与文化复古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价值心态。

当前社会上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资源利用的过程中，存在对传统文化、国学庸俗化的炒作和伪劣包装的现象。这个现象应该说不是正当意义上的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而是主要以谋利为目的的一种行为。这也是国学普及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选自《文化的传承与担当：重建社会理性与价值》，有删节）

理想撞进现实：辉煌一时的墨家缘何走向衰落

赵建成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界百家争鸣。当时学者以儒墨并称，非儒即墨，二家并为显学。然而盛极一时的墨家学派，在秦汉之后几乎销声匿迹了。作为墨家学派创始人的墨子，其生平事迹开始变得模糊，或者说遭到漠视。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人皆立传记，仅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最后对墨子附以24字的内容，简略不备而又含糊不明。秦汉之后，墨家几乎再无传人。

盛极一时的学术流派突然衰落，这是一个颇有意味、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窥其原因。

首先，就其根本而言，墨家的学说过于理想化，或者说是一种空想。墨家思想有着十分严密的逻辑关系，其最根本的主张是兼爱，几乎一切观点与主张皆由此生发：因兼爱而非攻，反对战争；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少数贵族的奢侈生活必然会导致下层民众的贫困，故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儒家礼制的烦琐与用度之多又与此相冲突，故墨家非儒；尚同与尚贤是墨家的为政之本，是针对当时天下混乱的形势而提出的政治纲领，其实质也是为了贯彻其兼爱的主张。

那么，作为出发点与立足点的兼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主张呢？墨子认为，天下一切混乱皆起自不相爱。解决的办法是，使天下兼相爱、交相利，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家、国若其室、家、国，则可消灭一切祸乱之源头。但正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墨家类小序所云，“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这种无差别、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的主张显然不符合人性发展的实际，也忽略了宗法制度、血缘关系的社会现实，墨子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可望而不可即，不可能实现。

其次，一种学说往往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思想层面，二是实践层面。在先秦诸子的学说中，墨家比较有影响的多是实践性的主张，但其思想的深度不足。因此，一旦在实践层面上没有出路，这种学说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秦汉之后，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墨家的主张不符合新秩序的要求，几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而走向衰落；而同为显学的儒家学说则恰恰相反，获得了空前发展，二者命运迥然不同。

同时，墨家的主张对人在实践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往往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庄子对墨子的人格非常欣赏，但他仍客观地指出：“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 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庄子还评价墨家非乐、节葬、节用诸说曰：“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墨子对于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他自己虽能做到，但无法被天下人普遍接受，所以实际上偏离了圣人之道。

最后，一种学说要想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必须不断地完善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术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等，其学说都不是停滯不前的，而是不断注入新的内涵。除创始人外，还不断涌现出重要的代表人物，使本学派的理论有较大的推进，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法家的韩非子，等等。反观墨家，墨子之后并没有出现特别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没有提出超越墨子的理论与学说。所以，不能与时俱进，也是墨家学派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