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思想是一种需要

杨海文

一个根本不会思想的人是幸福的，不过，这种幸福是植物人一样的幸福。一个从来就没有自己思想的人是悲哀的，因为他的心灵总是被别人奴役着。只有会思想、有着自己的思想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思想使得我们的心灵不断丰盈，使得我们的意志不断坚强，使是我们的人生不断成熟，——思想使我们的思想变得崇高起来。只要我们真实地活着，思想就是我们享受生命之轻的一种需要。

虽然我们都能思想，但并不是说我们都是思想家。真正的思想一定卓尔不群，真正的思想家都是受难者。因为鄙视明哲保身的“智慧”，因为鄙视过河拆桥的“精明”，真正的思想家在生活中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误解和非议。忽视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是对这个思想家的侮辱。误解乃至非议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倒是正常的；然而，除了误解和非议，难道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就不能拒绝布鲁诺式的殉难？

工于算计的人会把思想变成商品，他们也摇身一变成了思想家。他们指指点点，品头论足，但他们关心的不是思想，而是以思想家自居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那群巴黎人：“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意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缩减到跟时兴的领带的作用一样。”

思想是一种美丽的享受，但无时无刻在炮制思想的人是自讨苦吃。思想者绝对不是胡思乱想，一个真正的思想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只有在不断咀嚼和品味中，方能展现思想的无穷魅力，——只有在实践中咀嚼，只有在苦难中品味。离开了汗水和泪水，任何思想都是虚假的。就像海德格尔所说：“当思想的勇气产生于存在的命令之后，命运的语言将会成熟。”“思想”到什么程度，是因为“实践”到什么程度。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从来不会兜售无所不能的思想，在耕牛和马达拖出的历史中，没有思想神话。思想有自己无法逾越的边界。在“思想”这个词里，积淀了数不清的愉悦与悲伤，一个人的，一个民族的，以及整个人类的。也正是由于经受不住这份诱惑，我们开始了一生的思想。

（选自《随笔》2003年第5期）

秦汉时期的反腐败

秦朝对官吏的约束是很严的，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包括《为吏之道》等，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贪污。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若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还规定：“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废令也。”即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或法律要求做而不做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这成了后代历朝的反腐立法的榜样。

秦朝的国家政权机关设三大部门。行政机构的首长是丞相，军事机构的首长是太尉，监察机构的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制约其他“两公”的有力工具，负责统率监察官员对所有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举弹劾，百官畏之为“风霜之吏”。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为御史，一部分在朝廷内负责日常的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政府，实施对地方的监察，因而又称监御史、监察史。常驻地方的监御史地位也相当高，他们常与郡守、郡尉一起，并称“守、尉、监”。

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朝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该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

汉代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考绩制度，希望通过强化官吏的考核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务实的官吏队伍。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西汉武帝颁布的《刺史六条问事》正式把“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就初创于汉代。当时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同时，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归纳为“见知故纵之法”，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

汉朝进一步完善监察制度。汉武帝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部，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很好地发挥了监察御史的作用，强化了监察工作。我国最早的举报箱，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汉宣帝时，赵广汉出任颍川太守，令手下人制成可入不可出的器具，“受吏民投书”。其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推广运用。

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诗便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诗的传播呈现一时的一致性，诗与乐、舞在从典礼祭祀到宴飨礼仪的广泛场合中承担着告慰先祖、合乐亲亲的实际作用。在礼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乐舞，诗在其中承载的内容意义并不彰显。与其它方式相比，仪式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够原原本本地把曾经有过的秩序加以再现。在祭祀仪式中以诗乐舞的形式叙述和再现祖辈的丰功伟业，通过重复某些《颂》或《雅》诗篇目一方面实现宗族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一种既定的等级制度。这种借助仪式来传承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的形式，使得周民族获得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种集体认同。正是这种集体认同，使得周人在取代殷商政权及其后很长一段统治时间内能够持续保持民族的自信心与凝聚力。

到春秋时期，乐舞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诗与乐舞逐渐分离，并最终促使仪式一致性的解体。与仪式的逐渐解体同时发生的是仪式背后所体现的周礼的陌生化。僭礼、违礼这种“礼崩乐坏”现象普遍发生，这就可能带来文化一致性的消解。在周代礼乐制度的变革中，诗开始承担起独立的价值。与之前仪式中歌诗不同，春秋时人用诗，对诗文本意义给予了更大的重视，在赋诗、引诗中需要直接依托的便是诗的文本意义。但当时，对诗的权威性解读尚未产生，其文本一致性尚未出现，这就容易使诗所承载的宗法思想与文德观念出现传承上的断裂现象。恰恰是春秋赋诗中遵循的相关原则，暂时承担了文化传承的责任。

“赋诗断章” 是春秋赋诗最突出特点，用诗者只选择适用自己的章节进行某种意义的传达。与“赋诗断章” 这一方法密切相关的是春秋赋诗的目的，即“赋诗言志”。用诗者借助诗表达自己的态度。通过分析春秋用诗的事例可以发现，这一时期赋诗所言的“志” 并非赋诗者个人的情感，而多是其所属的集团或国家的群体态度与心声。从实际来看，与仪式化用诗的内容相似，仍然不出西周礼乐所讲究的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另外，伴随着赋诗出现了大量解诗、评诗现象。这些解诗、评诗者多是具有丰厚素养的诗礼名家，他们的解诗、评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诗的文本意义进行限定，在避免诗文本意义的多样化解读的同时，也对维护诗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一致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个时期没有有效的传播机制将这些解诗、评诗话语传播开来，或传承下去。诗所承载的礼乐文化的一致性传播尚需经典阐释与经典传播机制的出现。而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则肩负起了诗文本意义传承的责任，不断尝试对其进行经典化阐释，并以学派的机制承担起传承周代礼制背后的宗族观念与文德思想的担子，为构建诗文本的一致性而不懈努力。直至诗的经典化阐释出现，诗上升为《诗经》，诗才具有了文本一致性，才能独立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沉重责任。

（摘编自刘彦青、张新科《仪式向文本的过渡——春秋赋诗的诗学传播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