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心

侯发山

老话讲，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话一点也不假。春花原先还是个黄毛丫头，就连她父亲的那些徒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也没把她放在眼里，过了二十岁生日，春花像朵绽开的花，一下子就灿烂了。

上门提亲的不少，这个来了那个走了，似乎要把春花家的门槛踩断。娘不敢拿主意，说只要闺女满意，她没意见。

父亲早几年去世了，把秤店留给了春花，女承父业，她自然要在父亲的徒弟中物色一个。

父亲生前，选择徒弟十分苛刻，从家风到人品，全方面考察，老人家中意后再举行拜师仪式。学徒期满，经父亲检验合格，觉得徒弟的手艺不丢自己的人，然后叮嘱再三才允许出师。弯一下指头算算，父亲一辈子也就收了二十来个徒弟，跟春花年龄相仿的八九个，也就是说，春花要在这八九个徒弟中选择一个作为上门女婿，有田青，二贵，吴福，等等。

这是终身大事，马虎不得。老实讲，对田青几个，春花心里也没底，决定考考他们。店铺是祖传下来的，有一副对联，遗失了下联。春花说，谁要能对出下联，算是过了第一关。

不只是田青的师兄弟，方圆百十里的人，早就知道这副对联，有文人骚客专程赶来，没有一个人能对出来，太难对了。上联：老秤一斤十六两。横批：天下太平。老秤是指古时的秤，当时一斤等于十六两，秤杆上每表示一斤就有十六点秤花，每一点表示一两。可别小看小小的秤花，还是有讲究的：七颗星代表北斗七星，六颗星代表南斗六星，还有三颗星是福、禄、寿三星，为的是告诫商人：缺一两折福，缺二两折禄，缺三两折寿。一斤和十六两都是数量词。这两者限定了数量关系，一个数目限定了另一个数目是相等的一个关系。而老秤的来历是典故，暗含秤主要的用途是不短斤少两，有童叟无欺的意思，所以横批“天下太平”的意思也就于此，不然斤两不够，必然惹起事端，就不太平了。

田青师兄弟，在没有进店的时候，就没少琢磨这副残联，害怕师傅提起这个话头。现在春花既然出了考题，是骡子是马总得遛遛，要不，过了这个村也就没这个店了。

田青说，象棋半副二八颗。

二贵说，新春一年十二月。

吴福说，仁德百世万千年。

春花没有一个中意的。她虽不知道正确答案，但认为这些下联还缺点什么，没有祖辈要表达的意思。

还有一个徒弟，名叫秋实，平时木讷，老实。他对春花说，师傅在世时常说，做的秤一头是货物，一头是良心。所以，我对的下联的是“匠人良心重千钧”。

春花两眼一亮，觉得秋实对的还在点子上。

这只是第一关，春花还要进行第二关的考验，就是微服私访，暗中打听田青师兄弟的技艺。

县城就这么大，用秤来做买卖的就那么多家，这些秤也都出自父亲的徒弟之手。走进一家店铺，春花先看秤，看做工，验精度，然后问问人家秤是谁做的，多少钱买来的。有田青做的，有二贵做的，有吴福做的，也有秋实做的……真不愧是父亲的徒弟，春花愣是没瞅出毛病来。

田青这天来找春花告状，说秋实的老娘舅在临县偃师县城开了一家“赵家米店”，原来生意不景气，在秋实那里订做了一杆秤后，生意做得很是红火。田青怀疑这杆秤缺斤少两，不然，生意不会这么好。

春花便来到偃师县城，通过打听，得知原来这里有六家米店，只有“赵家米店”生意萧条。后来不知道啥原因，近两年生意特别火爆，大有吞并其他米店的意思。

春花就到店里买了五斤米，私下称了称，竟多出了整整一两!春花向县城的老百姓打听，他们都说，“赵家米店”斤两足，都愿意到这家店里买米吃。

春花又到店里看卖米的那杠秤，看到秤确实出自父亲徒弟之手，因为秤上有祖传的记号——在秤尾处用细铜丝掐上了一个心形图案，之所以这样做，一是用来平秤，二是时刻提醒做秤人和用秤人要讲天地良心!春花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发现这杆秤的心形要大一些，所以，每卖出一斤东西要多出两钱。

春花的脸上洋溢出笑意，心里有了自己的选择。回到家，春花把心里话告诉了娘。

娘沉吟一下，说这孩子是不是有点那个了。

春花不以为然，说，娘，匠人不但要有匠心、良心，还得有爱心。

洞房花烛夜，新房里传出了新郎新娘的悄悄话：

“舅舅说自己生意不好，让我给他做一杆秤，每一斤少两钱。毕竟是自已的舅舅，我想来想去，就把那个图案做大，每卖一斤东西就多了两钱……”

（选自《北京文学》，2019年第2期，有删改）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是消解文学传统的根本原因。詹姆逊曾经指出：“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多此前未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资本的势力逐渐成为支配一切文化活动的决定因素。詹姆逊将这一过程称为“去差异化”，即消除经济、文化两个领域之间的差异，进而消除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

正是这种现实，文学遭遇了两难选择：为了弘扬民族价值，文学必须强调民族特性，而且越鲜明越好；为了让其他民族认同而产生世界影响，文学又必须模糊或放弃某些民族性的因素而面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世界。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几乎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典“化石”。我们有过“中国气派”的追求，喊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也走过“俄国人的路”，甚至今天还在虔诚地膜拜着“世界文学”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民族在中西文化上的摇摆状态。

中国文学的探索与实践大体可分两个系统。其一，坚守民族的文学传统进行创作，如废名、汪曾祺的创作在古典诗词的意境中去寻求突破，文辞简约幽深。其二，创作直取西方文学的样式，如李金发、王蒙的创作，前者以法国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为师，走向象征主义的朦胧晦涩；后者模拟意识流，创作出大异其趣的作品。但这些努力没有使我们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座上客”。

西方内部也曾发生过文化趋同性与民族求异性之间的矛盾。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主张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它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参照系，成功地完成了科学与艺术的革命。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受到当时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推崇天才的创造性力量，而它的参照系是德意志民族自己的传统。这两次与文艺紧密相关的思想运动都证明：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既需要强势文化的滋养，更需自己传统的力量，这样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

当下，中国正在拓展开放的宽度，提高与世界融合的深度，中国民族文学当然要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需要引进“他者视野”，给中国文学带来一种激励与竞争的机制，以利于优化本民族文学。对于民族传统的文学书写，也不必注重风俗习惯、风土人情这些外在标识，时代已经重塑了我们这个社会，民族的独特心态思维方式、精神品格正以新的样式存在于生活的细节。观照世界，接续传统的灵魂，才能让本民族文学真正以“民族”的姿态“走向世界”

（根据网上资料摘编）

历史学是人类社会一项极其古老的文化现象与学术活动。历史学肇基于人类天然的记忆本能。有记忆而后有历史叙事，有历史叙事而后有作为学术活动的历史学。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内容。近代以来之所以出现史学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历史叙事的过度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由叙事派生出来的，叙事正是历史学的基本所在。一旦剥离了叙事性，历史学也就失去了根基。传统史学尽管缺少学科反思，但作为其叙事性自然长成的结果，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学科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而近代以来在史学反思中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没有再造现代史学的辉煌，反而留下了众多的迷惑与失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史学的反思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表明对史学的反思需要进一步深入，或者需要更换反思逻辑，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叙事性的批判上，而应重新审视叙事性与科学性对于历史学的不同意义与价值。

虽然在历史叙事中要运用想象与虚构，但它并不同于文学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历史叙事者并没有想象与虚构的主观意图，而且对于想象与虚构始终是抱有排斥态度的。历史叙事还可能因叙述者主体认识的差异而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产生重要影响。种种因素都会造成所述“历史事实”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并不能推翻历史事实的可靠性。在基本事实层面，可以通过史料收集的增加与史实考证的深入而得到修正，并渐趋统一。而在历史叙事层面，虽然历史学家针对同一事实的叙述，有可能选择不同的事实材料、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这绝非历史学应受非议之处，它恰恰反映了历史学作为人类实现自我反思、自我认同的工具所具有的人文性。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认为的是建构的、想象的。历史叙事作为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应成为历史学家自觉捍卫的学科边界。一方面，它是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耕耘了数千年的传统。历史学的形态、价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长于斯。通过历史叙事来实现人类的自我反思，正是历史学的学科价值之所在。另一方面，对叙事性所造成的历史学在知识论领域的局限，历史学家应有充分的自觉，不应擅自跨越叙事边界。边界既意味着权利，需要捍卫；也意味着局限，需要历史学家对其所不能达致的“局外”世界保持一份谦恭的姿态。

（节选自许兆昌《深刻认识历史叙事的价值》，2018年10月15日 16《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