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热衷得这么厉害，所以他每次上街的时候，走过古董店、水果铺、旧货店、粮食店以及专门卖葫芦的铺子或仅仅门口挂着葫芦的店铺，总是呆呆地站在门前望。

……

他对于旧的葫芦，没有多大的兴趣，他喜欢的是还没有开过口的带皮葫芦。而且他所有的大抵都是葫芦形很周正的平常的东西。

“真是小孩子呢，不是这种葫芦他就不喜欢。”一位客人来看望他做木匠的爸爸，看见清兵卫在一旁很专心地擦葫芦，就这样说。

“是呀，一个小孩子，却喜欢这种玩意……”他爸爸很不高兴地向他那边看了一眼。“阿清，这些并不见什么好，再去买几个奇特点的来呀。”客人说。

“这样的好呀。”清兵卫只是这样回答了一句。

清兵卫的父亲与客人就谈到了葫芦。

“今年春天开评品会时，有人拿出了马琴的葫芦来做参考品，那才是出色的呢。”清兵卫的父亲说了。

“是一个很大的葫芦吧。”

“又大又长。”

听见这样的话，清兵卫偷偷地发笑。他们所说的马琴的葫芦，是那时候一件很有名的东西，他也去看了看——他不知道马琴是什么人——立刻觉得并不见得怎样好，就掉头走了。 “那种葫芦我可不喜欢，不过大一点就是了。”他插嘴说。

听了这话父亲就圆睁着眼呵叱：“什么话，你懂得什么，也来多嘴！”

清兵卫沉默了。

……

从此，他片刻也不离这个葫芦，还带到学校里去。终于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地藏在桌子底下摩擦，给级任教员看见了。恰巧上的是修身课，所以教员更加生气。

这位外来的教员，对于本地人爱好葫芦的风气心里本来不舒服；他是喜欢武士道的，每次名伶云右卫门来的时候，演四天戏，他倒要去听三天。学生在操场里唱戏，他也不怎么生气，可是对于清兵卫的葫芦，却气得连声音都抖起来，甚至说：“这种小孩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于是这个清兵卫葫芦，终于被当场没收，清兵卫连哭也没有哭一声。

他脸无人色地回到家里，靠在火炉边发呆。 　　

这时候，教员夹着一只书包来访问他的父亲，父亲恰巧不在家。 　　

“这种事情，家里应该干涉他……”教员对清兵卫的母亲这样说，母亲吓得只是战战兢兢地不敢出声。 　　

清兵卫对于这位教员的顽固，吓得什么似的，哆嗦着嘴唇，在屋角里缩成一团。在教员身后边的柱子上正挂着许多收拾好了的葫芦。清兵卫心头别别地跳着，怕他会注意到。训斥了一顿之后，教员终于没有注意到葫芦，回去了。清兵卫透了一口大气。清兵卫的母亲却哭了起来，唠唠叨叨发了许多没意味的怨言。 　　

不多一会儿，清兵卫的父亲做工回来了，听了这话，立刻抓住正在身边的清兵卫，使劲揍了一顿。清兵卫又被骂做“没出息的孩子”！他的父亲还说：“像你这种家伙，赶快给我滚蛋吧。” 　　

清兵卫的父亲忽然注意到柱子上的葫芦，就拿起锤子来一个一个地砸碎；清兵卫只是脸色发青，不敢做声。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研究院毕业后，刘节大部分时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工作，与陈寅恪同在北平，经常当面聆听老师教诲。陈寅恪致函刘节称“子植兄”，但刘节对陈寅恪行弟子礼却一点也不含糊。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冶学和研究为乐。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刘显曾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同样是因为父亲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曾在刘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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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所迷惑，他通过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