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变”与“常”

吕进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理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 “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女儿的遗产

那一晚，女儿仅吃了小半碗饭，就放下筷子说：“妈，我有点不舒服，想躺一会，你吃完先走吧。碗筷等会我来收拾。”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等我收完夜市回来，看到碗筷和剩菜还在桌上摆着，才想到女儿可能出事了。

我推开她的房门，看见她在床上躺着，满脸通红，我上去摸了摸她的额头，吓了一大跳，她的额头烫得像一团炭火，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似乎睁开都很吃力。

我将女儿抱了起来，说：“孩子，你发烧了，我们得去看医生。”但她却从我的怀中挣脱下来，说：“不用了，可能是感冒了，睡上一觉明天就会好的，妈，你去把碗洗了吧。”她的声音虚弱，但还是强睁着眼，冲我笑了笑。我知道她是在敷衍我，因为一去医院就意味着花钱，她怕。

“不行，得赶紧去医院！”我果断地说，然后来到屋里开始找钱，尽可能地找。当我把所有能找到的钱连同刚从夜市上挣来的散币堆在床上清点时，心里十分酸楚。

“妈，真的不用去医院，我明天就会好的……”我扭头看见女儿已靠在我的房门上，她显然已看到了我刚才的窘态，她穿得很单薄。

“快去穿上衣服，我们马上打的去！”我胡乱地将钱塞在口袋里，搀着女儿的手说。

“不，你蹬三轮车去，医院反正又不远。”女儿说着就挣脱了我的手，踉跄地走向锁在院子里的三轮车。当我蹬着小三轮在寂静的街上急驶时，身后传来她微弱的呻吟声，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听见她这么哼哼过，我有点怕了。3年前，丈夫身患绝症离我而去，接下来我又下岗失业，于是只得蹬着三轮车出摊赶夜市。那一年女儿还很小。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发现她忽然长大了，开始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活。

赶到医院挂上急诊，接下来是检查、肌注、物理降温，忙碌了一阵后，女儿终于躺在病床上，挂上了吊瓶，我松了一口气。值班医生告诉我，眼下正流行病毒性脑炎，女儿的症状有些像，要待明天上班后做脊液检查才能确诊，今晚先做退烧观察处理。

我的心又提了起来。夜深了，病房里就剩下我和女儿，我感到了疲倦。女儿突然示意我靠近她，说：“妈，我感觉很难受，浑身都痛，和以往不一样。医生的话我听见了，我很有可能是脑炎，我怕是不行了……”

“别瞎想，你肯定不是。”

“妈，你听我说，”女儿突然严肃起来，“你记住了，我家里床头柜的下层，最里面靠右角那儿藏有一个布袋，里面装有一些钱……那是我攒下的一些钱，留给你……”

猛地一阵酸楚直冲我的鼻腔，我的眼睛湿了。我抓住了女儿的手，“孩子，你不会有事，因为有妈妈在。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在一起勇敢地活下去，孩子，你记住了啊！”

女儿怔住了，她异样地、静静地望着我……好一会儿，我感觉到她抓住我的那只手有了力度，她攥住了我的三根手指头，紧紧地攥住，两颗晶莹的泪珠，从她的眼角滚落而下。

待女儿睡着时，东方已经透亮。我来到门外，我想透口气，突然就蹲在地上号啕大哭。打丈夫去世后，多少年没有哭过了，此刻才体会到了一个无助女人动情时的哭，会是那么可怜。

第二天上午，女儿做了脑脊液检查，显示正常。接着又做了胸片检查，确诊得的是一般性肺炎。医生说不要紧，住院两三天就可以出院。当我把这个结果告诉女儿时，她一下子就搂紧了我的脖子，搂得很紧。我们都哭了。

回去后，我偷偷打开了女儿的床头柜，那里果然有一个小布袋，里面是13元钱，全是角票。眼泪再一次从我的眼角滑下来。

事情已经过去三年多了，现在，女儿已经成了一名军医大学的学生。高考时，她的分数可以进北大清华，但她的第一志愿却是这所同样令人垂慕的军医大。用她的话说是不用交钱还管吃管穿，能免去妈妈的负担。

这些年来，我始终保存着女儿那只布袋，那是她曾经郑重留给我的“遗产”——13元。这只布袋，记录的是我们母女间那段相依为命、刻骨铭心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