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诺贝尔奖

罗广林

曾经有人将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推到了鲁迅面前，但是鲁迅认为这于他是极不合适的。有人把他的辞避看作伟大的谦虚，这只是中国式的迂腐之见。好在鲁迅自己是公正而且清醒的。

现代化已经成了几乎一切民族的文化目标，而且成了除中国以外其他几乎一切民族的价值标准。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是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把鲁迅放到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难看出，鲁迅没有为现代化文化提供任何文化建树。无论是他的医术，还是他的文学观念；无论是他的人道思想，摩罗精神，人和非人的意识，还是他的进化论，阶级观，乃至于他的发式，他的西装，他的见了友人握握手的习俗，全都是从西方来的。他区别于其他中国思想家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他的精神是完全现代化的即西化的。可是，这些东西在西方是什么呢?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是渗透到一切生活领域中的文化精神，是内化到了每一个大人小孩头脑中的内在素质，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从西方人的生活中和心灵中培育生长起来的果实。鲁迅只是虚心地学习了那一切，而且视若珍宝，用来对中国文化作最有力的批判。在世界思想史上，他无法成为发明者创造者，而只是一个运用者操作者。而且他刚领略到西方文化的要旨，就一直忙于运用和操作，无暇去做更具体更学科化的研究。站在这样的文化水准上，又身处连运用者操作者都寥寥无几的社会之中，要他拿出堪与西方大师相媲美的文学成绩，是不现实的。这里就不说鲁迅的具体作品吧，说多了会触伤自称是鲁迅的捍卫者的人们的感情，也许还会触伤民族自尊心，据说这种自尊心是很高尚的。

要说思想的犀利猛鸷，《坟》可以作证；要说观察的深刻，《呐喊》、《彷徨》可以作证；要说表现力，《野草》可以作证；要说文体的智慧，全部杂文可以作证。而他的整个灵魂，表现出对于人类苦难的丰富感悟和深广同情。他的战斗的一生，更证明着他是个十分坚强十分彻底的人。也就是说，就个人素质而言，他应该可以成为世界意义上的优秀思想家优秀文学家。而他终于没有成为，原因乃在于他的民族。

中国人总是用裹脚布的眼光来看待西方的领带。当西方人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文化高度艰苦跋涉时，我们却盘脚坐在圆明园的废墟上，看着他们努力扭动的屁股发出下流的嘲笑。鲁迅先生是个真诚的人，他以强大的生命意志和向善之心，向西方人的队伍急追而去。当他气喘吁吁赶到那个队伍中时，他的第一发现就是自己是个侏儒。在他所尊敬的卢梭们达尔文们马克思们托尔斯泰们面前，他的确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自惭形秽的侏儒。历史竟然以这样叫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来回报鲁迅的艰辛努力。一次又一次，永远是这样。直到我们这一代，还只能是这样。

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人格成为崇高的人，而要成为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化巨人，却必须仰仗自己民族的文化力量。我这里不光是指该民族的文化传统，更指该民族正在运动着的现实的文化实践(卢梭正是通过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走向世界的)。作为自由意志的鲁迅，是人类史上屈指可数的最光辉的形象之一，他可以毫无愧色地步入卢梭、拜伦、托尔斯泰、尼采们的队列。可是他们走近人类文明的贡坛时，只有鲁迅两手空空，好像一个误入祝寿宴席的穷人，忏悔般地自言自语：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有。当他的同胞捧来几本旧书向他打手势时，他终于无限羞愧地流出了眼泪。我也像鲁迅一样流着眼泪，因为我与他一样清楚，作为文化人，他只是一个向中国人传播火种的转运者或日翻译者。中国秦汉以后，每一个文化人都是注释家。近代以来，国粹派仍在摇头晃脑地忙于注释，反传统的人们则都成了翻译家。与别人不同的是，鲁迅在这种比创造更为艰难的翻译中，把自己磨砺成了一个无从翻译的灵魂。西方人永远不会懂得鲁迅，甚至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只需尊崇原作者即创造者。如果要他们把鲁迅迎到卢梭纪念馆或诺贝尔纪念馆中奉为神明，当然不合适。中国人一直怀着这种奢望，久久不肯破灭，只能说明中国人连翻译家的东西都还远远没有读懂，也就是对于自身还完全无知。现在更有许多人叫嚷着责怪诺贝尔的同胞将我们遗忘了，不惜操起为中国人所不习惯的签名活动，举荐东方巨人，甚至恨不得从长城上拆下几块破砖，去换个诺贝尔

桂冠，来为这个文明古国装点门面。这除了无知以外，还多了一点无耻。我还为他们羞耻呢。

不知羞耻的人们啊，我们来反思一下吧。在这个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除了被迫贡献了许多白银和死尸以外，其他还贡献过什么呢?鲁迅的贫乏乃是他的民族的贫乏。

对于一个巨人来说，诺贝尔奖能算什么，得上一百回，也不过分。可是，鲁迅在经过了比西方任何文化巨人都艰苦一百倍的奋斗，站到了一个巨大民族的制高点上以后，当他面对这么一项虽然高贵却又平常的文学荣誉时，他竟然只能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轻轻地说：我不配。

这是多么残酷的清醒。

真人秀：有意思也要有意义

过去几年，真人秀这一从西方舶来的节目形态，在体验了超乎寻常繁华的同时，也深藏着隐而未现的危机——在不加节制和恶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开始变得越来越“假”，甚至在公众言谈中成为“过气艺人”夺眼球、搏出位的“孤注一掷”。“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这是赫胥黎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预言，他所担心的正是文化演变成感官刺激和物质欲望的概念碎片，而真理则被掩盖于日常生活的琐屑狂欢之中。

电视节目是我们社会中最为活跃的文化粒子。从规律上看，任何一种节目形态发展的过程中都要解决三个问题：有人看，有意思，有意义。目前中国的真人秀节目已较为顺利地完成前两个阶段的任务，我们看到以《中国好声音》《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等节目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外国模式的移植和改造，并将自己打造为当代社会最显著的视觉奇观之一。眼下的发展方向，应当是着力解决第三个问题，它不但最难解决，而且也最“性命攸关”。

“真人秀”的本质虽是“秀”，但特色在于“真”。“真”，既包含节目形态设计上的真实性考量，即以“记录”而非“虚构”作为叙事和表现的主要手段；也明确要求节目在文化价值上所承载的一种不造作、不浮夸、不炫耀的本真的生活态度。我们发现，在电视业更为发达的国家，真人秀是以普通参与者为主要形式的，明星真人秀并不是主流。素人真人秀节目对普通人的人性、情感和存在状态的真实呈现，以及赋予普通人的生活更高的透明度和合法性，被广泛视为电视文化的一种高贵态度。

也许是因为处于初级阶段的原因，中国的真人秀仍高度依赖“明星制”，在价值倾向上也极为倚重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虽然“素人”的概念很早即被提及，但囿于电视产业的独特结构，真正有影响力的节目罕见。反而是在网络自制领域，一些新潮的生产者更好地捕捉了真人秀在形态和内涵上的发展规律，推出了兼容“有意思”和“有意义”的素人实境秀，比如腾讯视频《我们15个》将15个背景迥异的普通人置于平顶的封闭空间，进行全天24小时、一年365天的完全呈现，在形态上十分符合真正意义上的真人秀文化要求。

不过，如果将中国的素人秀和欧美国家的主流素人秀相比，我们发现，风靡全球的《幸存者》和《泽西海岸》等节目更多强调冲突的因素，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与西方文化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却也不可避免带来低俗化的可能性；而《我们15个》等素人秀却更强调“社群”的概念，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显然也是中华文明传统的要旨所在。

概而言之，如果真人秀节目与文化和价值的土壤相脱离，则必然会演变成“为娱乐而娱乐”。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视频行业的崛起，新兴的节目生产主体逐渐意识到随着明星资源的耗尽和观众审美的疲劳，那种以“外国模式、明星出位、粉丝互掐”为传播特征的真人秀必将走向“真实”的对立面并将其在过去几年中积累的文化资源消耗殆尽，形态上的“素人”和“真实情境”以及文化价值上的回归主流，才是令真人秀焕发青春活力的必由之路。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