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彩”是唐代铅釉陶器的总称，铅釉陶器在中国是战国时代发明的，西汉后期至东汉十分兴旺，东汉末期开始衰落。十六国时叉重新出现，北朝后期出现了釉中挂彩新工艺，并转移到生产瓷器的手工业作坊中生产，即白胎釉陶。唐代釉陶工艺来了一个大飞跃，在同一器物上，黄、绿、白或黄、绿、蓝、赭等基本釉色同时交错使用，形成绚丽多彩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唐三彩”。它雄浑绚烂，表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巅峰——盛唐时期典型的艺术风格。

唐三彩是一种挂铅釉的陶器，它的胎质大多为白色黏土，即北方坩土作胎，也有少数红陶胎。先入窑素烧至1000℃左右作出陶坯，然后上釉挂彩，再入窑烧至900℃即成，由于烧釉温度较低，所以不易变形，三彩铅釉一律用氧化焰烧成。

三彩釉是由坩土、石英、草木灰和铅的氧化物配成的一种透明釉。这种铅料，不加呈色剂就是白釉，羼入适量的氧化铜就烧成绿色，羼入氧化铁就出现褐色、黄色，如果羼入氧化钴就呈现蓝色，这是三彩釉的基本色调。在此基础上发挥工匠高度的智慧和技巧就配出了白色、浅黄、赭黄、褐红、翠绿、深绿、天蓝、藏蓝、茄紫等色彩。一彩、二彩，或彩色缤纷的多彩，几乎做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用两种不同颜色的泥料作出搅胎器皿，具有年轮、大理石纹理的艺术效果，在艺术陶器中别具一格。

关于唐三彩的用途，根据多年考古经验，唐三彩由墓葬出土占绝大多数。唐朝文化遗址也有部分出土，这说明很大部分作品是为满足当时厚葬之风需要而生产的明器。唐代日用青瓷和白瓷已经大批生产，釉陶的实用价值不如瓷器，所以釉陶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不如瓷器。对死人的厚葬成为全社会追求的风气，体现了当时意识形态的需要。

唐三彩的种类，计有俑类、器物、建筑和生产工具模型、琉璃瓦和瓦当等。俑类又可分为人和动物两类，属于人类形象的有天王、力士、武官、文吏、贵妇、男僮、女侍，牵马牵骆驼的胡人、乐舞、杂技以及介乎人兽之间的镇墓兽；动物形象有马、骆驼、驴、牛、羊、狗、狮、虎、猪、麒麟等：器物有盛器樽、壶、瓶、罐、碗、盘、钵、杯、盒等：寝室用具有唾壶、枕等；供器有塔形罐、尊；各类模型有住房、仓库、厕所、假山、车、钱柜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三彩内容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唐三彩中一大部分人物、动物作品，是杰出的雕塑品，气魄雄伟而表情细腻。唐继隋而统一中国，艺术上熔铸南北，以雕塑而言，在北方浑厚劲健基础上加进了南方的清新柔润之美。以三彩俑的形象为例，由于一般形体比较小，手法以洗练明快为主，重在摄取神态，但也决不忽略必要的细节刻画。那些高髻广袖的女俑，淡淡的妆，微微的笑，开朗而深情，显得静中有动。鲜于庭诲墓中出土的一件双手拱举的女立俑，微扭身躯，面部向左，斜视，靓妆炫眼，真正达到了神形兼备的境界。

唐三彩的人物形象和汉代陶俑、魏晋南北朝釉陶塑造的人物形象相比，具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1)手法上汉至南北朝比较粗犷，唐三彩比较细腻。前者形象没有线条的曲线美，后者婉转多变。(2)前者没有性格变化，面目板滞，后者有地位、年龄、种族等性格特征，且较明显。

在众多的动物形象中，雄健的骏马和稳重憨厚的骆驼塑得最出色。它们结构分明，比例准确，富于艺术的概括力。唐代艺术家们在石雕、陶塑和绘画上表现骏马的形象极多，文人诗人评论这些作品的标准也极严格。唐三彩的马大多是线型流畅，骨肉匀停，神完气足。艺术家们主要在于表现精神，用内在的劲而发外在的形。鲜于庭诲墓出土，现在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白色三花马、洛阳唐墓出土的大黑马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这些优秀作品，虽然较之龙门石雕、敦煌彩塑有形体大小之别，但是，它们的艺术成就却各有所长，同样为唐代艺术百花园增添光彩。

（选自《中国古代陶瓷》，作者李知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删改）

远去的邮驿

在我国，邮驿通信从有确凿文字记载的商朝算起，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邮驿是古代官府为传递文书、接待使客、转运物资而设立的通信和交通机构，它有三大特点：一是官办、官用、官管；二是以通信为主体，融通信、交通、馆舍于一体；三是采用人力或人力与物力（车、船、牲畜）相结合的接力传递方式。历代王朝都很看重邮驿，称其为“国脉”。

唐代的官办驿站遍设于交通线上。一般是30 里一站，既办通信，又为驿夫和旅客提供食宿。公元630 年前后，共有驿夫18000 多名， 专事传送公文和军情。

唐代诗人王维的《陇西行》中所写到的邮驿颇为传神：“十里走一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峰戍断无烟。”关山飞雪，连烽火台都燃不起告警的烽烟，而军情火急，唯靠驿夫加紧催马传送军书。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在繁荣的汉唐时期，那里“五里一邮，十里一亭”，有序地排列在丝路沿线。驿道上传送着各种公文、书信。其中，还有角上插有羽毛的信，就好比是今日之“加急”快件，驿骑们必须快马加鞭，急速进行传递。

1987年在敦煌发现的悬泉置便是一个著名的古代邮驿。在那里存有数万片简牍，其中大部分都是传递过程中的书信。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在那价值连城的敦煌遗书中，书信占有一定比例，内容涉及当时敦煌社会的各个层面。当年邮驿之盛、丝绸之路之繁华，在这些被尘封的信牍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迢迢驿路见证了一个个朝代的兴衰，以及因战乱而给国家和黎民造成的灾难。在敦煌遗书中，有一封《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便是安史之乱后在吐蕃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从敦煌向肃州（今酒泉）所发出的一封求援信。可是由于战乱致驿道受阻，这封信终未到达目的地，而在敦煌藏经洞中沉睡了千年。

古代的驿道，大都是为官府服务的，民间的书信往来十分艰难。唐代杜甫也有“黔阳信使应稀少，莫怪频频劝酒杯”的诗句，同样抒发的是对民间通信不畅的感慨。

在描述邮驿的文字里，有“古驿通桥水一弯，数家烟火出榛菅”以及“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一类对古代驿站风光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难以掩盖邮驿给民众所带来的苦难和沉重负担。唐玄宗命人在秦岭的群山奇峰之中修建黄花驿，后据考证，竟是为了迎接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进京而设置的。 清康熙年间，贵州巡抚佟凤彩曾上书皇帝，列数当年驿夫的苦难，说“夫抬一站，势必足破肩穿；马走一站，也必蹄瘸脊烂”。

古代的驿路早已离我们而去，交织着繁盛与悲凉的邮驿历史仍停留在史学家们的历史故事和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供后人回味那“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