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代沟

①关于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在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对立和冲突，即所谓代沟问题。二战后它就引起了文化人类学家的注意。杰弗里·戈若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人：一项国民研究》中就曾讨论过代际脱节现象，但对“代沟”问题作了最具说服力的阐释的却是米德1970年出版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

②《文化与承诺》出版于欧美60年代青年运动刚刚退潮之际。米德提出，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不能归咎于两代人在社会地位和政治观念方面的差异，更不能归咎于两代人在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差异，而首先导源于文化传递方面的差异。从文化传递的方式出发，米德将整个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这三种文化模式是米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理论基石。

③前喻文化，即老年文化，其特点是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这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发展十分缓慢，经验就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经验丰富的老者自然就成了整个社会公认的行为楷模。在这种以前喻方式为特征的文化传递过程中，年长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和简拙的是非观念。这种前喻型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排除了变革的可能，当然也就排除了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生活予以反叛的可能，因此，在前喻文化中是不存在代沟现象的。

④并喻文化，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它肇始于前喻文化崩溃之际，比如移民运动、科学发展、战争失败等原因。由于先前文化的中断，前辈无法再向晚辈提供符合新的环境和时代要求的全新的行为模式，晚辈就只能以在新的环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为自己仿效的楷模，这就产生了文化传递的并喻方式。在并喻文化中，年长一代不能继续引导青年前行，导致代表新与旧两种生活方式的两代人之间爆发矛盾与冲突，但这种“代沟”现象从全球范围来看还只是局部性的。

⑤通过对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的描述，米德创设了她的后喻文化或曰青年亚文化理论。她指出，由于二战以来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人类开始将自己熟知的世界抛在身后，生活于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中。这一情形和当年开拓新大陆的移民们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如果说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经历的是空间迁徙的话，那么人们今天经历的则是时间迁徙；如果说开拓新大陆的移民只占人间人口的一小部分，那么，今天经历时间迁徙的则是整整一代人。在时代剧变面前，由老一代不敢舍旧和新一代唯恐失新的矛盾所酿就的两代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而要解决代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落伍的年长一代就必须向代表未来的年轻一代学习。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像今天的年轻一代经历这样根本的变化，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代能像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这就使得年轻一代的文化具有引导社会前行的作用。

⑥米德所论述的这种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现象这几年也开始在我国出现。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青年一代就成了倡导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先锋。我们将这种和“嗷嗷林鸟，反哺于子”的生物现象十分相似的文化现象称为“文化反哺”，并且认为这种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现象具有某种普遍性。

(选自周晓虹主编的《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流派》有改动)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由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成、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放浪形骸、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时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玄学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他们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周易》《老子》和《 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正是这种超越形的束缚的情怀，使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灵性与无穷的玄趣。另一方面，他们把在政治理想上的绝望转向文学艺术，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神韵”这一独特的审美追求指导下，魏晋时期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体展现，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它不仅在那时具有广泛的时代意义，对后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哲学和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士人通过自身在乱世中真实而坚定的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国文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魏晋风度造就了中国文人清高的气质与清醒的思辨；另一方面，它为后世处于低谷困境的文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平静，并得以发展为自省与放旷的生活理念，用以追求人本质的回归、精神的解放和个性价值的真正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