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准入艺术殿堂的散文只有三种：抒情散文、随笔和小品文。这样的散文才有资格与小说、诗和戏剧举行圆桌会议，进行交流，因为它们是审美性文章，是文学作品，表达的都是人情、人性和人的欲望。其他文章，虽然有散文之元素，也用了艺术之技法，甚至还曾经冠以散文之名，但它们的形式却过于随便，思想上也过于窄浅急近，论艺术是不够的，那么就请止步，不登艺术殿堂了。不过仅仅作者自觉尚不成，学者和编辑也应该负责，当拒之门外就拒之，否则文体的提纯便难以彻底。在这个问题上，作者比学者自觉，学者比编辑敏感。

抒情散文是散文的主流。在现实中，它的作者颇众，在历史上，它的传统甚深，路正，容易繁荣。抒情散文并不是空洞的抒情，相反，它是以一定的叙述为基础的。抒情散文可以记人、记事、记行、记俗、记游，也可以记史，不过凡记皆出乎情，以动情而记，是感于哀乐的，否则不是抒情散文。刘鹗说：“感情生哭泣。”他还认为从屈原到司马迁，到曹雪芹，都是以作品而哭泣。他指出：“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然而不管什么感情，抒情散文之情必须是私情，自己之情，这才可能是真情。当然，真情还不够，优秀的抒情散文还当情高、情贵，不乏生命的体验。古代作家和现代作家中都有不少抒情散文的大家。

随笔也有叙述，但它的优势却是议论，或夹叙夹议更合适，不过论的成分更多。随笔靠的是识，非饱学之士不可为。当然仅仅掉书袋也不行，因为识属于哲思。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言如随笔，德如识，所以识也是人格境界的表现。它还应该个性鲜明，机智、幽默，不能总是一张严肃的脸。随笔在历史上相对发达的是西方，以法国的蒙田尤为突出，之后在英国昌盛至极，培根、兰姆，都是随笔的高手。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随笔也来到中国文学的园地，成为散文的一种，并十分流行。凡学者化并思想者化的作家，多作随笔，杰出的有胡适、丰子恺、梁遇春、钱钟书。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以后焕然一新，随笔作家应运而起，其中影响广泛的有张中行、金克木、王充闾、卞毓方、周国平、余秋雨。随笔固然源于西方，不过在中国，古文中的论和疏一类也有随笔的因子，甚至认为庄子、韩非子和贾谊的一些文章是随笔，王守仁的一些文章是随笔，也不无道理。写随笔需要怀疑品质、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社会昌明才会兴旺，西方和中国概莫能外。一旦社会禁锢，随笔便枯萎。

小品文在散文里占据着至尊之位，艺术要求极高，非妙手不可作。博学，尤其是洞明了世事，方能辞足意深，游刃有余。凡叙述、抒情和议论的成分，小品文皆有，然而它们是糅合的，融化了的，要把它们一一拎出来，显然无迹可寻。平和而不夸张，冲淡而不强调。风神气韵充盈，讥讽抨击暗藏。作者内敛不扬，然而人格意向熠熠生辉。在中国，小品文一向甚蕃，古文中的序与说一类多是小品文。王羲之和陶渊明的文章，有的实为小品文。宋明两朝，小品文很是发达。现代文学又从英国FamiliarEssay（小品文）汲取营养，从而给了小品文以丰富和提升。照鲁迅的观点，在散文家族里，小品文的成就最高，几乎在小说、诗和戏剧之上。小品文的成就以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尤为突出，周作人又高于林语堂和梁实秋。在当代文学中，很遗憾，以小品文而成了气候的作家似乎还没有。

周代，尽管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记载不多，但我们还是看到，由于食品安全关系重大，统治者对此非常重视并作出了特别规定。周代的食品交易是以直接收获采摘的初级农产品为主，所以对农产品的成熟度十分关注。据《礼记》记载，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有：“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

汉唐时期，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十分丰富。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国家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赃，与盗同法。”即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者，应尽快焚毁，否则将处罚当事人及相关官员。唐朝《唐律》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从《唐律》中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不速焚而构成的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各不相同：一是得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有毒食品，以绝后患，否则杖九十；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则视情节及后果以科罚。

宋代，饮食市场空前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城市风貌，并且以大量笔墨写到饮食业的昌盛，书中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以及相关行会。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些商贩“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温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袁氏世范》）．有的不法分子甚至采用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之类伎俩谋取利润。为了加强对食品掺假、以次充好现象的监督和管理，宋代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而行会必须对商品质量负责。“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都城纪胜》商人们依经营类型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组织，并按行业登记在籍，否则就不能从业经营。各个行会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量进行把关，行会的首领作为拉保人，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行为。除了由行会把关外，宋代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对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予以严惩。

上述朝代对食品流通的安全管理及有关法律举措，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可以为现今我国食品质量和安全监管模式的合理构建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选择。

（摘编自张炜达《古代食品安全监管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