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一棵树

 夏阳

   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我和父亲还有弟弟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也就是那座小县城，去寻她的坟。

   母亲去得突然，四十出头，便倒在她和父亲所在的造纸厂的车间里。那天是4月15日，还有两个来月，我就要参加高考。父亲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我。父亲指着饭桌上一个黑漆漆的骨灰盒，对我和弟弟说，你妈在里头。说完，看也不看我们，扭头出去，一屁股坐在家的门槛上，默默地抽烟，任凭我和弟弟在他身后哭得死来活去。

   母亲的坟，说坟也不是坟。我们全家，除了造纸厂分发的两间低矮潮湿的平房，便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母亲葬在哪里，还真是个问题。父亲袖着手在外面寻摸了一天，回来等天黑严实了，重新领着我和弟弟出了门，悄然上了县城西郊的观音山。观音山是一座孤山，树木葳蕤，山虽不高，却能俯视整个县城。从观音山的北面上山，是一条人迹罕至的山路，翻过山顶，到了南面的半山腰，衍生出一个岔路口，往左是回县城，往右是去造纸厂的一条小路。父亲在岔路口站立了一会儿，带领我们往左走了下去。走了两百步，父亲指了指路边，叹了口气，说，就这里吧。

   一个小时后，母亲的骨灰盒，被我们安葬在一个小土包下面。父亲生怕别人发现，特意弄了一些草皮盖在新土上，还移栽了两棵小树侍立两旁作为记号。临下山时，我们三人站在母亲的坟前，望着山脚下的一城灯火，神情漠然，彼此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如父亲所愿，我总算为他争了口气，被南方一所大学录取了。父亲也因为母亲的早逝而惊恐万分，执意要离开造纸厂这个污染严重的伤心之地，带着弟弟南下去打工。走的那天，父亲独自去母亲的坟前坐了半晌，回来时，我感觉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母亲的离去，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来说，是巨大的灾难和难以言说的悲恸。十年间，我们三人聚在一起，从不敢谈起母亲，甚至连她的照片也刻意地藏了起来。如果不是因为父亲刚刚被医院查出肝癌晚期，没人会主动提出去寻她的坟。

   可是，坟没有了。我们回到县城是日暮时分，和上次一样，沿着观音山北面的那条山路上了山，翻过山顶，等来到山南面的那个岔路口时，不由惊呆了。岔路口的右边，依旧是树木葱茏，依旧是那条羊肠小道蜿蜒而下，依旧是造纸厂五颜六色的污水在山脚下的小河里肆意流淌。岔路口的左边，别说两百步，就在不到一百步的地方，那条拐下去的小山路硬生生地被一圈围墙砍成了断头路。围墙里面，搅拌机轰鸣，工人们紧张忙碌，一栋栋别墅在一堆堆凌乱的钢筋水泥中张牙舞爪。父亲惊得张了张口，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最后一只手捂住心口，浑身抽搐，痛苦地蹲了下去。我和弟弟顿时醒悟过来，忙跑过去一把搀住他喊，爸，爸，您怎么啦？

   好一会儿，父亲才缓过一口气来，手指着围墙里面，抽泣着说，你妈的坟……

   我妈的坟……我脑海里高速运转着，惶然四处张望。突然，我指着岔路口的右边，急中生智地说，我妈的坟不是在那里吗？您，您记错了呢。

   我怎么可能记错？父亲抹了抹眼泪，惊讶地问。我朝弟弟使了个眼色，弟弟立马反应过来，忙在一边附和道，您肯定是记糊涂了，我和哥哥明明都记得是在右边。你那晚不是还说，右边好，男左女右，葬在右边，你妈就可以守住我们在造纸厂的那个家了。

   是吗，我有这样说过？父亲将信将疑地问。我和弟弟猛点头。父亲犹豫了一下，便朝岔路口的右边望了望。

   岔路口的右边，大概是两百步的地方，有一棵大树矗立在路边。大树枝繁叶茂，树干笔直粗壮，高耸入云。父亲疾步走了过去，踮起脚尖，一把抱住大树，将脸亲昵地贴在树干上，嘴里喃喃自语，仿佛在倾诉什么。

   我和弟弟不敢贸然上前去打扰父亲，只好呆杵在岔路口，内心凄惶不安。附近的树林，山脚下的县城，还有更远处的乡村田野，笼在水烟四起的暮色里，影影绰绰，轮廓模糊，直至漫漶不清。而身边一墙之隔的围墙里面，却是那般的清晰可见，亮晃晃的夜灯下，人影憧憧，搅拌机像一头巨大的鳄鱼，吞进吐出，在永不知疲倦地嘶吼着。我和弟弟不禁对望了一眼，彼此神情悲郁。那一刻，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在忧虑：父亲没几天活头了，他老人家走后，该何处安息？

塔下人家

沈念

和那个阳光般的男孩相见时，抬头就是被雨淋湿的古塔。那是一片老城区，黑色的、赭色的屋脊，高低交错，如波浪翻滚，把一块块光投射到远处的天幕、山峦、岛屿、湖泊。塔就站在一眼望不见尽头的“波浪”之上，瘦削的身体，穿一身褶皱青衣，脸色永远白皙。

“塔，记录了我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我和男孩说起25年前的记忆。成长于乡野之地的少年，14岁离家，尚未脱去稚气，求学而来，懵懂无知地“探”进这座城市。那时候，我乘坐的大客车要搭上轮渡才能抵达城市。①汽车排着老长的队伍，把前面的车挤上船，然后等着后面的车把自己挤上去。我在车上伸长脖子，也看不清城市的面目，只能眺望车窗外一湖阔朗的水波。在我“渡”到这座城市的漫长分秒中，屹立水边的塔，若隐若现。

男孩恰是那一年出生在塔下人家。他的咿呀学语、玩耍嬉戏、学习成长，塔都是见证者。塔看着人们来来往往，蹁跹游走，看着城市换着容颜，延展变迁。

那时的老城区是衰颓、晦旧的，房屋、水电路等各类基础设施苟延残喘、灰头土脸，塔下人家的生活也多艰涩愁郁。男孩那张阳光灿烂的脸，自信，刚毅，活力潜涌，怎么看都不像是从老城区走出来的孩子。“你到鱼巷子，离塔就不远了，我家就在塔下面。”男孩的电话指路，让我想起多年前寻塔的经历，同样被人这般介绍而记住了呈“7”字形的鱼巷子。过去多少年，远近渔民打鱼上岸，就在附近交易，鱼巷子久而久之闻名遐迩，是与塔一步之遥的水上集市。②多少年过去，鱼巷子的市井气鱼腥味仍丝丝缕缕飘在城市的上空，湖里的鱼和别的水产把狭长的巷子弄得湿漉漉的。塔整天看着巷子里的“人间烟火”，喜笑怒哀的人们从这里走过，又回到柴米油盐的生活轨道上。

男孩的父亲在这里贩卖过鱼，生计所迫，这位中年男人下岗后，干过多种活计，孩子要长大，老人要赡养，没有任何优势、背景、资源、专长的他，注定要付出成倍的努力。塔，看到过男人从巷子里早出晚归，也看到过他拥抱孩子和妻子时的微笑。塔下住着很多这样的家庭，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张拧巴，就像走出门，坑洼的街面，不小心就会踩一脚烂泥水。男孩那一年喜欢上了绘画。夫妇俩纠结了一天一夜，决定送他去培训班，家里的一切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贫穷并没有限制这个家庭的想象力。男孩坚持了7年的绘画学习，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男孩画过的速写本、用过的铅笔头，被夫妇俩装满了大大小小的几个纸箱。许多次，他们拒绝了友人资助的善意，却不知要如何述说陪伴、培养孩子的经历，好像是咬咬牙就走过来了，那些艰辛、隐忍和坚强却只字未提。自己的路自己走，男孩从小就记住了父亲的这句话。只有塔，是最熟悉这些塔下人家的困窘和努力的。然而似乎只要汇入城市的人流，这对夫妇、男孩和老街坊们，都变得从容、勇毅了。

在水的波光浪影中，塔把时间创造的变化藏进了城市的身体里。水在西边老城区划下一道边界，城市不断地往东走，越走越远，日新月异，人们的目光追随着这种“新”，只有老街如故。男孩的家至今都没从老城区搬走，有些老街坊离开后会常回来看看，不知从哪一天起，老街巷也悄然变化。那些曾经一成不变的店面——刻字厂、打鱼佬特色鱼馆、江清侠中西结合门诊、好帮手清洁用品批发、牙科诊所、兴旺布行……，屋瓦上叠积的尘灰，茂盛的茅草，走出人们习以为常的“看见”里，替换的是整修之后朴素洁净的新气象。细心的人发现，七拐八弯的老街路面铺了柏油，填平了积水的空洼；路灯擦亮了这里的夜晚，暗夜行走变得暖意丛生；社区服务延伸到街巷每个角落，塔下人家多了欢声。这些变化跟着时间前行，这些变化来自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美好共享。男孩每次从外地回来，都会穿过挨挤的房屋中的窄路，走到湖边看水，也抬头回望几年前整饬过的塔。那一刻，男孩似乎能猜到这座实心塔里浮动着的欢喜心思。

我离开这座城市好几年了，挥之不去的城市影像里，众多的建筑标识在脑海中你起我落、熙熙攘攘，而塔的形象一直挥之不去。谁也没有登上过塔去眺望水的风光，塔的实心结构，注定它是这座城市的一个特定坐标。二十多年来，我也说不上有多少次一个人或陪外来朋友看塔，每一次的场景仿佛都是流动的，只有塔是坚定的不变者。我和男孩每每谈起这座城市，都需要从塔出发，似乎这里是寻找宝藏的入口，似乎离开它就不能拼凑出一个记忆中的城与市。

男孩学业优异，大四时被选送到巴黎一所著名的学校交流，结束学业后他选择了回国，先去了上海，又回到北京，刚做出自己满意的有中国元素的动画设计作品。这些年，男孩一边上学一边打工，靠自己去挣专业学习的高昂费用，从未停下迈进的脚步。和他的父亲母亲一样，在困难面前，男孩从没有生发过退缩的念头。自己的路自己走，男孩鼓舞他自己，向前走。

正是这座城市的底蕴，赋予了年轻的他和他们勇于担当的力量。

这些年城市的变化，细微的，翻天覆地的，塔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有时我想，一座城市总是涌现出诸多变化当然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某些不变的东西更是珍贵的。从我所认识的男孩及其父母身上，我看到了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珍贵。忧乐之间，先忧后乐，忧中有乐。男孩和他的父母，以及每一个与这座城市有关的人，在这里居住、生活的人，从这里离开、归来的人，他们血液中流淌的，是豁达、勇毅、坚韧、无畏。有谁能否认，恰是最普通的他们所坚守、坚持的这些品质，恰是他们怀着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进发，积淀成一座城市的品质、生机和变化。

（选自2018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周末文化版》，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