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作为一种媒体信息。本应有助于人们了解事情的真相，如信息论的提出者香农就曾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消除”，然而信息也会增加人们对真相认识的不确定性。尤其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摆脱这种困境?除了优化信息环境外，更现实的途径是提高受众的新闻素养。

在信息时代，批判性地解读和使用媒体信息应是社会成员的基本技能。为什么在今天要特别强调受众的“新闻素养”?这是由新闻的性质和当今新闻的发展趋势决定的。新闻是帮助公民自治的必要信息，和其他出于私人利益或兴趣而获得的信息不同，它关乎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最终会影响私人生活。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文化的介入、新闻发布门槛的降低，新闻与评论、娱乐、宣传的界线不再像从前那样清晰，“准新闻”甚至“伪新闻”层出不穷。

新闻受众应该提高自己的新闻辨别能力，对不同的信息设置不同的警惕值，这样才能使自已变得明智。如何批判性地解读新闻?受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报道有无确切的?可靠吗?二、报道的内容完整吗?是否包含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等要素?假如不完整，原因是什么?三、报道者提供了什么证据?这些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四、这则新闻除了报道事件外，是否还有其他意图?

有人认为受众都是愿意看到真相的，他们欠缺的仅仅是辨别能力，然而现实中相当多的受众首先欠缺的是寻求事实真相的意愿。如果说从前的新闻受众在接收信息上缺乏自由的话，那么现在的新闻受众更多是被诱惑，把有限的时间用于关注娱乐新闻，而最危险的是在被抑制和被诱导中养成的对事实真相无所谓的态度，要么是“你知道了真相又能怎样”，要么是“根本就没有真相，一切都是阴谋”。前者导致老于世故地配合做戏，后者导致愤世嫉俗、拒绝相信一切。

还有一些人尽管有寻求事实真相的意愿，却习惯于把常识当成真相，或者以常识为标准来判断事件是否真实。常识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能帮助我们迅速作出认知，提高判断效率，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其实常识并不意味着就是对事实真相的认识，常识往往受到特定观点和具体经验的限制，因人而异、缺乏普遍性和稳定性，有时会遮蔽事实真相。把常识推上神坛，会走向主观先行和反智主义的极端。因此，有必要对常识保持警惕。

我们生活的时代，受众越来越多地拥有制作和发布新闻的机会，所以，仅仅强调受众解读新闻的能力和追求真相的意愿其实是不够的，还应该提高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的能力，提高他们所生产的新闻的质量。从新闻业的发展来看，无论对新闻受众还是对新闻工作者，这可能都有更大的价值。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事实上，要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伟大作家，需要时间的考验，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除了这些外在的方面，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生活体验不足的矛盾、市场要求产出快与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等。而这当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或无力，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

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指的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辨明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富，但是也还需要作必要的整合和转化，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运用到创作中去。还有一些作家表现出“去资源化”的倾向，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索性不作任何整合与转化，以为只要敢于批判和暴露，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但如果都是暴力、血腥，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和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老舍先生曾将长篇小说《大明湖》浓缩成《月牙儿》，篇幅几近短篇，却也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他幽默地说：“我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苦功，那么消费的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然可以对震撼人心的好作品的出现满怀期望。

记忆场所主要涉及基于时间的“记忆研究”与基于空间的“场所研究”两个维度。

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领域关注着这两个维度，并且不断在推进两者的整合研究。

人类回忆过去的能力与习惯往往是与关联在一起的物体、空间场所与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意大利建筑师罗西将城市视为人类集体记忆的一个容纳时空、物质、事件的场所载体。博伊尔等学者近来进一步探讨了城市形态演变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相比集体记忆来说，记忆场所是更富有生命力，是具体化了的认同；它不仅见证了变迁中的历史与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地叙事与传播，正如诺拉认为，集体记忆研究的起点是记忆场所。

相比那些权威认定的纪念碑式的文化遗产来说，记忆场所更具普遍性、多样性、离散性，更贴近百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感；这些场所的保护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尽管这些场所与城市的整体意象并非一致，或者还没能进入城市的档案馆或者博物馆，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城镇邻里文化的认同性与多样性，也是人们赖以生活、工作、休闲之处。

传统的建筑遗产（尤其是“历史地段”）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比较关注集中式的完整意义的历史地段；在国际文物遗产保护的相关文件中也明确提出了评估遗产价值和保护状况的三项重要指标：历史性、完整性、原真性；而现实中存在的更多的是碎化的、游离在城镇空间之中的记忆场所，往往难以纳入传统观念中的文化遗产保护范畴里。特别是在当今中国，许多城镇经历了30多年的变迁，如果严格按照现有的标准实施认定与保护，那么现仅有的历史遗存大多是在严格的遗产保护范围之外。比如二、三线城镇中合作社时期的大礼堂、手工艺作坊、茧站、近现代历史码头遗址，充满了集体记忆与社会情感，难以简单确定其是否符合传统的“三性”标准与原则。记忆场所的视角将弥补以往建筑遗产研究的空缺，拓展了历史地段保护的内涵。

由此可见，“记忆场所”这一概念对于国际历史遗产保护思想与观念的转变具有开拓性。通过保护利用具有群体记忆的既有历史场所，使得民众与以往的社会生活建立了关联，在变迁中感受到现有生活的丰富与美满，并且建立文化、社会与身份认同。

（摘编自陆邵明《记忆场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

孟尝君养士

殷啸虎

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而开大规模养士风气之先的，无疑是齐国的孟尝君田文。。

孟尝君依仗父亲留下的丰厚资产，在封地薛邑广招各国人才，甚至一些犯罪逃亡的人也跑来寻求庇护。而孟尝君来者不拒，结果是闻风而来的士人越来越多，号称“食客三千”。

当时，秦昭襄王求贤若渴。听说孟尝君的名气，便想将他招揽到秦国来。秦昭襄王任命他为相国。此举遭到秦国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孟尝君是齐国人，肯定会“先齐而后秦”。秦昭襄王不得已，罢免了孟尝君，并将其软禁起来。孟尝君托人找到秦昭襄王宠爱的妃子，希望她去说服秦昭襄王放自己回齐国。妃子听说孟尝君有一件价值千金的狐白裘，便提出以这件狐白裘作为交换。偏偏孟尝君到秦国时，已经将这件狐白裘献给了秦昭襄王。他的一个门客竟学狗打洞，钻进仓库偷出了这件狐白裘，而孟尝君也得以回国。

孟尝君被释放后，星夜兼程赶到函谷关时，已是半夜了。根据当时出关的规定，只有鸡叫了才能开门放人进出关口。这时，孟尝君的一个门客便学鸡叫，引得附近的鸡都跟着叫了起来。把守关口的官吏听到鸡叫，便打开了关门，孟尝君等人趁机一涌而出。等到追兵赶来时，孟尝君一行早已远去。这个“鸡鸣狗盗”的故事，形象地展示了孟尝君养士的特点。

其实，在他的众多门客中，还有不少见利忘义、心狠手辣之徒。当齐湣王听信谗言、免去孟尝君职务时，门客纷纷离去；而当孟尝君恢复职务时，他们又一个个回来了，而且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孟尝君路过赵国时，当地人听说孟尝君名声很大，纷纷出来围观，但看到他后大为失望：原以为孟尝君是一个魁梧的大丈夫，没想到只是一个瘦弱的小男人啊。孟尝君听到后恼羞成怒，而他的那些随行门客居然当场砍杀几百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贤德的君子收养士人，是为了百姓的利益。然而，“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这样的养士行径，不值得颂扬。

孟尝君做的最为出格的一件事，是在齐国面临生死存亡时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公元前286年，齐湣王出兵灭掉宋国之后，南侵楚国，西侵三晋，甚至想灭掉周天子取而代之。燕昭王则抓住这个机会，命乐毅为统帅，联合秦、魏、韩、赵等国一同进攻齐国，攻占齐国70余城，甚至占领了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出国逃亡，被楚将淖齿所杀。这个时候，孟尝君在哪里呢？

原来，齐湣王灭宋后，打算除掉孟尝君，孟尝君便跑到魏国，被魏昭王任命为相国。燕国进攻齐国时，他奉命联合秦、赵等国同燕国一同讨伐齐国。也就是说，齐国差一点被灭亡，其实有孟尝君的“功劳”。

孟尝君重视人才，不拘一格，本无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大臣，为什么选人才其实更为重要。总的来看，选拔和重用人才应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沽名钓誉，更不能以个人私利践踏国家利益。

（摘自《解放日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