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工出巧匠”：中国发展模式再思考

熊 焰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今天很多中国都市人的真实写照。《新周刊》封面文章曾以“急之国”形容当下的中国：最爱“快进”，频繁“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要特快专递；拍照须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这些镜头仿佛被按下了“快进键”，人们恨不得直奔结尾，绝不管过程。

与“快”对应的是“慢”。当然，“慢”不是问题的本质，慢生活、慢饮食、慢行走、慢阅读、慢写作……只是用来形容事情发生状态的方式之一。“快”和“慢”只是对速度的相对感知，真正强调的内核是做事的过程和质量。这里的“慢”只是一把暗藏的标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最大的成就就是打破“大锅饭”，提出效率论，盘活各种经济资源，潜在价值被极大激发，特别是人的资源，不再是死板一块、出身定终身，而是凭本事吃饭，“活”了起来。这些年，中国人已经习惯“加快发展”，争分夺秒把失去的岁月夺回来。

是“快”让我们在短时间内成为全球经济总量排第二位的国家，令世人瞩目；是“快”让我们在全球经济萎靡之际承担起更大的发展和提振使命；是“快”让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成为重要参与者，发出响亮声音。难道“快”错了吗？当然，这没有错。只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快”的光鲜之下正在掩藏和积累着很多问题。

殊不见，建成不到一年的中心大楼为了提高城市“高度”和水准，就在“砰”的一声中轰然倒地；经济发展了，但蓝天没有了，清水不见了，人心不纯了……这些问题过去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数字下被人们忽视了。然而，积累到相当程度之后，人们怎能再视而不见？

俗话说，“慢工出巧匠”，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凡是过于追求速度的发展，都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很多，也很复杂，应该把握好发展的速度。

飞奔在轮子上的人和事，要试着偶尔慢下来。“慢”不是目的，不是“快”的简单反义词，更不是低效率、磨洋工。新时期、新阶段所提出的“慢”，是在一定积累之后，强调精耕细作的态度，崇尚品质、负责任的国民性，优质的生产方式和认真的生活态度。借用意大利人的时髦词汇，那是一种“品味”，教会孩童鸡胸肉从哪里来，桃树长成什么样子。享受过程，不唯结果论，都是“慢”能带给我们的品味，而没有品味便没有生活质感。“慢”是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诉求。

一个“慢”字，点燃了我们对高质量生活、幸福指数和经济可持续增长方式的渴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德本财末是非辨

易杰雄

①道德中心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②传统文化由于把道德看得高于一切，把它作为衡量、评判一切人与事好坏的主要依据和标准，在对待道德与财富的关系上的价值取向必然是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礼记·大学》就讲：“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③早在《论语》中就记载有孔子这样的思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即认为，只有小人才斤斤计较物质利益，真正的君子应该把自己的思想、行为、注意力都紧密地与仁义道德联系起来，不患贫穷，而只担心道之不行。孔孟之后，汉代董仲舒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强调义对于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当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应毫不犹豫地放弃利而坚持义。自汉以后，特别是到宋明理学，这种“德本财末”的思想更是进一步被推向极端。朱熹提出分辨义利“乃儒者第一义”。在他看来，重利轻义乃人欲之私，非理所存。因此强调要“存天理，灭人欲”，从而把道德、正义与物质财富、功利完全对立了起来。

④把道德抬到不适当的高度，特别是它的极端形式——“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的流弊，其对社会进步所起的阻滞作用，人们长期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致使它们今天还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阻碍着社会的发展。

⑤应当看到，“德本财末”、“重义轻利”强调重视道德虽有合理之处，但毕竟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⑥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也一再证明：尽管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并且对社会存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但归根到底毕竟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包括道德在内的精神生活过程。“德本财末”、“重义轻利”从根本上说，与这一基本原理是相背离、相对立的。“德本财末”、“重义轻利”，尤其其极端形式——只讲德不讲财，只要义不要利的种种说教，把道德绝对化，把人生价值仅仅归结为道德价值，把德与财、义与利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导致了对人的自然属性的严重贬抑乃至抹杀，用抽象的道德原则否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需要和追求，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社会本质从根本上遭到扭曲。在这样的价值取向影响下，长期以来，整个社会不是努力发展生产，丰富物质，全力向富裕迈进，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而是整天谈仁说义，“德本财末”，国家不思进取，民族自甘落后。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⑦马克思说得好，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要出丑。“德本财末”，甚至只要德不要财这些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概念，不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也阻碍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由于这些说教严重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觉悟水平，离社会生活实际太远，决定了它不可能为广大老百姓所普遍接受，并化作行动，长久地加以坚持。根本做不到，强制性的與论又逼着人们这么讲，其结果就是弄虚作假的盛行。加强道德修养和建设，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完善人的人格，净化人的灵魂，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我们变革政治，搞教育，繁荣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生产，努力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推动社会进步，就是为了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为了人自身的全面、协调、自由的发展和人对自身权利的充分亭有。社会是人的社会，把人仅仅当成了实现某种异于人的东西——“道”的手段，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这是最不仁道的奴隶制的道德，恰恰是不道德。

⑧“德本财末”的观念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在中国人中造成了一种仿佛越远离物质利益，道德品质就越高尚的假象。其实，这种粗陋、愚昧的道德观，正如马克思所尖锐指出的，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是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们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的倒退”。

⑨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讲个人利益，反对的只是那种通过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等非法或不道德手段实现个人利益的行为。对于通过诚实劳动和创造争取个人利益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反对，还积极提倡和鼓励。邓小平也讲，“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