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啸震千山

聂鑫森

年逾古稀的老画家高昌，阔别故乡虎山县三年后，欣然归来了。不是应县委、县政府的邀请，而是主动打电话要来，声明路费、住宿费、餐饮费都由自个儿掏，决不增加公家的任何负担。

虎山县在本省的西南角，从省城坐火车去也就十几个小时，高昌居然三年没来。以前，每年他必来两三次，都是县委、县政府邀请的。虎山县一直戴着顶“贫困县”的帽子，属“老、少、边、穷”地区。

为了稳稳地戴牢“贫困县”的帽子，省城、京城若有掌实权的大人物下来视察，县里没有什么稀罕东西款待，就提早把高昌接来，现场画张指画相赠，既不算是行贿，但画的名贵明摆着的，于是便会不断得到各级部门的扶贫救助款。除此之外，高昌只要听说县里有建希望小学、救灾、助残的消息，便会慷慨地寄钱过去。尽管他出来读书、工作几十年了，老家也没什么直系亲属。

“著名指画家”的头衔没变，对桑梓之地岂能不关心?”三年前，虎山县新换了县委书记和县长。一个叫荒薪，一个叫魏艾。都是三十岁不到，是名副其实的“80后”。他们到省城开完会后，特地来看望高昌。

荒薪说：“高老，这么多年来，家乡真的麻烦你了，又是画画，又是捐款。我们上任后，下决心带领全县人民脱贫致富。” “好。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尽管提。”高昌一捋花白的胡须，说。魏艾说：“在没有摘掉‘贫困县’这顶帽子前，我们绝不邀请你回家乡，也决不麻烦你去作什么应酬画。靠国家拨款扶贫，那是庸人之举，得苦干、实干、巧干，把经济搞上去!”高昌说：“画画，捐钱，我愿意!更佩服你们年轻人，有胆有识，敢想敢干。好，我在省城的家里静候佳音。”

末了，荒薪说：“高老，我们想最后麻烦你一次，请你画一张画，就挂在县委常委会议室里，让我们一看见画，就脸红，就心跳，就不敢有丝毫松懈。”

高昌一笑，说：“你一定想好画题了，快说，让我画什么?”

“远景是家乡的虎跳山，近景是花树丛中的一个鹞窝，襁褓中睡着一个婴儿。题款为：‘靠国家财政哺乳，贫困县永远是贫困县。’”高昌蓦地站起来，向内室喊道：“老伴，快拿酒来!这幅画我想了好多年了，只是怕冲撞了父母官，没有画。你们有这种心怀，老夫要谢谢你们了。”

这三年，虎山县没邀他回去画过应酬画，也再没上门来求画去送人。

高昌看报看电视，或者打电话找熟人打探消息，虎山县真的甩开膀子干得热火朝天：发展多种经营，培育规模产业，种粮、造林之外，开辟了中草药园、水果园、蘑菇基地、蔬菜大棚、野猪和野兔养殖场。并引进外资、内资，办工厂进行深加工，家具厂、竹器厂、罐头厂、腊制品厂、酱菜厂、石料厂、中药厂……“贫困县”的帽子摘掉了。

可荒薪、魏艾没有邀请高昌回老家来。

高昌心想：这两个年轻人野心不小，还想好上加好，要让他真正地刮目相看。他等不及了，打电话通报一声，自个儿就来了。到车站接车的，只有两个年轻人，他们说，书记、县长交代了，由他们陪高老参观，想去哪都行。高老满意了，书记和县长才敢来拜谒，否则，无脸见人啊。

高昌扎扎实实参观了四天，走工厂，访园圃，看基地，问农家，虽然有些累，却心花怒放，不是一朵两朵，而是成团成簇。

高昌用手机联系上了书记和县长，说他要设晚宴感谢县委常委全体同志，人必须到齐。吃完饭，他要当众展示他带来的一幅指画新作。有一个不来吃饭的，他就立马回省城去!

晚宴设在高昌下榻的五星级“虎山宾馆”，是由一位虎山县籍的台商开办的。

荒薪说：“高老考察了几天，你说满意了，我们才敢来。”

  “旧貌换新颜，我太高兴了。”

魏艾说：“你请客，怎么行?我已通知办公室的人去埋单。”

  “我是代表老百姓，谢谢你们。这点钱，我还出得起，早把款付了。来，我敬各位一杯，你们辛苦了!”

酒过三巡。高昌拿起放在身边的一个长条型木盒子，从里面取出一轴画来。“荒薪、魏艾二位小友，请你们一个人拿住一端，展开来。”

这是一幅四尺整宣的横幅，画的是一只立于山岗上的老虎，仰天长啸；身后是青松、翠柏、杜鹃花。画名为《一啸震千山》，还题了一首小诗：“方兴未艾致富忙，放眼故乡着新装。襁褓不留哺乳虎，雄风卷过万山岗。”宴会厅里响起一片掌声。

过河

周涛

这时我才发现，我骑了一匹极其愚蠢的马。一路走了20多公里，它都极轻快而平稳，眼看着在河对岸的酒厂就要到了，它却在河边突然显示出劣根性：不敢过河。

它是那样怕水。尽管这河水并不深，顶多淹到它的腿根；在冬日的阳光下，河水清澈平缓地流着，波光柔和闪动，而宽度顶多不过十几米。但是它却怕得要死。这匹蠢马，这个貌似矫健的懦夫！它的眼睛惊恐地张大，前腿劈直，胸颈往后仰，仿佛面前横陈的不是一条可爱的小河，而是一道死亡的界线或无底的深渊。

我怀疑这匹青灰色的马对水一定患有某种神经性恐惧症。也许在它来到世间的为期不算很长的岁月里，有过遭受洪水袭击的可怕记忆，因而这愚蠢的畜牲总结出了一条不成功的经验，像一个顽固的被捕的间谍似的，任凭你脚踢鞭打，它就是不使自己的供词跨过头脑中那个界线。

我想了很多办法——用皮帽子蒙住马的眼睛，先在草地上奔驰，然后暗转方向直奔河水，打算使其不备而奋然驰过。结果它却在河沿上猛地顿住，我反而险些从马头上翻下去。不远处恰有一座独木桥，我便把缰绳放长，自己先过河到对岸，用力从对岸那边拽，但它依然劈腿扬颈，一用力，我又差点儿被它拽下水。

面对如此一匹怪马，我只好长叹：吾计穷矣。但今天又必须过河，我必须去酒厂；倘要绕道，大约需再走20公里。无奈之下，只得朝离得最近的一座毡房走去，商量先把马留在这里，我步行去办完事再来骑走。

一掀开毡帐我就暗暗叫苦，里面只有一位哈萨克族老太太，卧在床上，似有重病。她抬起眼皮，目光像风沙天的昏黄落日，没有神采；而那身躯枯瘦衰老，连站起来也很困难似的。看样子，她至少有80岁；垂暮之年，枯坐僵卧，谁知哪一刻便灵魂离开躯壳呢？可是既然进了门，总不好扭头便走，我只好打着手势告明她我的困难和请求，虽然我自己也觉得等于白说。

她听懂了——其实是看懂了。摆摆手，让我把她从床上搀起来，又让我扶她到外边去。到了河边上，她又示意让我把她扶上马鞍。我以为老太太的神经是不是也不对劲儿了，她连路都走不稳，瘦弱得连躺着都叫人看着累，竟然“狂妄”地要替我骑马过河，这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这样年轻力壮的汉子尚且费尽心机气喘吁吁而不能，她能让这匹患有神经性恐水症的马跨进河水？

我无论怎样钦佩哈萨克人的马上功夫，也不能相信她眼前这种可笑的打算。

可是当我刚把她扶上马背，我就全信了。她那瘦小的身躯刚刚落鞍，那马的脊背竞猛然往下一沉，仿佛骑上来一个百十公斤重的壮汉，原来的那种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顽劣劲儿全不见了，它立得威武挺直，目光集中，它完全懂得骑在背上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如士兵遇上强有力的统帅那样。这马不愚蠢，倒是灵性大得过分了。它当然还是不想过河，使劲儿想扭回头，可是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控住了它，它欲转不能。它小蹄朝后挪蹭的劲儿突然被火烧似的转化为前进的力，嗒嗒地跃进河中，水花劈开，在它胸前分别朝两边溅射。铁蹄踏过河底的卵石发出沉重有力的声响，它勇猛地一用力，最后一步竞跃上河岸，湿漉漉地站定。

我把老太太扶下马，又把她从独木桥上扶回对岸，然后在她的视线里牵马挥手告别（我不敢当她的面上马）。她很弱，在河对岸吃力地站着，久久目送我。

此事发生在1972年冬天的巩乃斯草原，而天山，就在老人的身后矗立，闪闪发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