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过后是宋词

葛兆光

①宋词取代唐诗成为一代文学的标志，原因很多很多，归根结蒂一句话，就是宋代词比诗还写得好，写得新鲜写得贴心贴肝。可是，词在当年是曾被轻蔑地称作“诗余”——仿佛诗歌上掉下来的土渣儿——的流行歌曲的，当年柳永那种让满世界人传唱的“酸曲儿”，差不多就是如今的流行歌曲。而如今，铺天盖地的流行歌曲整天价在耳边轰鸣，让你不听也得听。那么，流行歌曲自身有没有素质取代诗歌成为人们各种情愫的寄托与表现，它能不能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技巧使流行歌曲得到普遍的认可？

②流行歌曲流行，但流行的不一定就永垂不朽。要想桩子稳，就要根子深，根子是内功不是花拳绣腿。如果只是“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爱你”，“要不是有情郎和我分开，我的眼泪不会掉下来”，就会像老让一个人吃甜点最终也会腻一样，再爱吃甜的人也经不起这种过于殷勤的让菜，因为心灵世界并不是只为“甜心”而存在。歌词里要是总出现“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我拿青春赌明天”这类说通不通、似懂不懂的词而没有更含蓄自然的文字，传唱的人再多也只是一笔糊涂账，充其量是歌曲的附庸而不像宋词最终由附庸蔚为大观。

③说实在的，宋词能够成为一代文学的形式，其实还是在文人参与创作之后，过去我们的文学史总是说民间创作对文学有多少多少启发，给文学注入了多少多少新鲜养分，这都不错，不过，在“下贱者最聪明”“劳动人民最懂得文学”的观念中，只注意了“源”而忽略了“流”，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想要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志，没有文化人的参与是不可能的，柳永也罢、晏殊也罢、欧阳修也罢、苏轼也罢，其实都是文化人，文化人的参与创作，意味着一种深邃的文化意识和高度的文化修养对文学样式的渗透和对文学品格的提升，就像把野生的杂花培育成可观赏的花卉和把原生的鲫鱼培育成五彩的金鱼一样。也许有人会引《病梅馆记》来讽刺说这是把朴素自然的文学变成雕琢做作的文学，但是又有哪一种艺术是自生自长原汁原味的呢？画布上的山水不是真山水，再怎么推重朴素的民间味儿也不能回到“杭育杭育”的时代不是？玉不琢还不成器呢，何况作为文学的歌词。

④文学需要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深沉的人文精神，没有这内涵和精神只能流于一般的情感宣泄和浅薄的心灵安慰，流行如果是指形式与语言，自然很好，通俗如果是指情感和内涵，那就很糟。没有对人生的真正体验，随你怎么从唐诗宋词那里贩来意象和词语也只是在花裤衩上打补钉，充其量是点缀，时时会露出那种俗气的底色。没有对语言的真正机智，随你怎么挖空心思乔獐作致，也只是在玩狗熊掰棒子的把戏，说到底是矫情，听听就会听出那里面口是心非的虚假，文化品位说来是一个很虚的东西，但缺少它就是让人瞧着俗气，知识储备看上去是一种无关的因素，但没有它就是让人看着浅薄。

⑤诗歌是越来越不景气了，这也难怪，一些故作深沉的和故弄玄虚的诗歌好像在那儿有意“自绝于人民”似的，在自我陶醉中画地为牢，那些除了他自己谁也看不懂的诗歌把那一点点有限的感情拧过来拧过去，痛苦得别扭，欢喜得蹊跷，意思九曲十八弯，上气不接下气地用生造的词语拼接了又撕碎，撕碎了又拼接；流行歌曲是越唱越热闹了，倒也必然，可相当多的歌词也好像是在那儿重复来重复去地唱老调，那些浅浅的笑靥和嗲嗲的娇嗔加上东拼西凑的词语仿佛要把一滴感情化开变成一大锅浓汤灌进听众耳朵里，常常不知所云的歌词让不知就里的听众觉得深沉奥妙，让稍有知识的听众觉得莫名其妙。在这个既没有了唐诗又还没等到宋词的时代里，要想留住唐诗的时代，就要使诗歌有点亲切和自然，要想迎接宋词的时代，就要让流行歌曲多一些机智和内涵，随便怎么都行，只要有让人还能感动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太会被什么无关紧要的东西感动了。

材料一

蜀绣与苏绣、粤绣和湘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蜀”的名称，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出现。《说文》有：“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一般人便据此认为“蜀”就是蚕，更与蜀古王蚕丛相联系，为蜀国强行安上“养蚕之乡”的名头。现在学界多以“象蚕论”为误读。从现存资料来看，蜀人养蚕，至少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开始了。在发展蚕桑的基础上，蜀地劳动人民很早就善于制造丝织品了。古代记载中称他们制造的丝织品为“锦”。在《诗经》中，关于丝织品的记载也非常多，涉及丝绸、锦绣的诗歌多达20余篇，如“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等，这些诗句说明蚕丝、锦绣早已深入到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战国以来，蜀锦、蜀绣生产已有相当规模。到了汉代，蜀地已有“女工之业，覆衣天下”之称。诸葛亮南征时，把织锦、刺绣技艺传至南中少数民族地区。自此以后，以成都锦官城为圆心，以南方丝绸之路为半径，上下五千年，纵横五万里，蜀锦、蜀绣犹如流光溢彩的金丝鸟，从蜀地的桑树林中飞鸣而出。到了唐代，“蜀江锦”已作为我国重要出口商品享誉海外。鉴真和尚东渡时，亦将蜀锦、蜀绣带到日本。唐代蜀地“赤地经锦”的残片至今还保存

在日本奈良的法隆寺中。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团花纹锦”和“晕绚锦”便有“蜀江锦”的风格。蜀锦、蜀绣因其“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的绣工技法，与金银珠玉等同列，誉为“蜀中之宝”。实际在汉末三国，蜀锦、蜀绣作为珍稀而昂贵的丝织品，就已被用来交换北方战马或其它重要物资，此时，蜀锦、蜀绣已成为国家主要的财政和经济支柱。唐代末期，南诏进攻成都，也视蜀锦、蜀绣为奇珍异物，大肆掠夺。“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成都之所以得名为“锦官城”，亦与蜀锦、蜀绣的生产有关。因成都织锦业发达，东汉政府曾在此设置专门机构。当时成都南门万里桥南岸建有锦官城，集中管理织锦、刺绣工人，久之则锦城成形，而其附近织锦、刺绣工人聚居之处，就形成了著名的“锦里”。南河因其两岸风光秀丽，河水清澈纯净，妇女常来河边洗濯彩锦，由此将南河更名为“濯．锦江”。刘禹锡曾用诗词描绘这种情况：“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定晚霞。”成都城繁华富丽，百姓生活享乐而艺有所工，这种良好的社会物质条件与优裕的文化氛围使得蜀锦、蜀绣妙绝天下。

（取材于邝梦雨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蜀绣结合自身的技艺特点，从当地各种民族及地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改革、变化、发展、创新，逐渐由民间刺绣发展为风格雅致的传统画绣。在宋代，蜀绣主要表现为工整的写实作风。到了明清时期，以国画为绣稿，受文人画家的影响，蜀绣针法精致，意境高雅。蜀绣从最初的单面绣发展到后来的双面绣、异形绣、异色绣等。双面异色异形异针法绣工艺要求极高，是在薄如蝉翼的透明丝绢上，展现出正反两面图案、颜色、针法的神奇技艺。蜀绣用线极细，绣面不露针迹，视觉上极为平整光滑。绣熊猫、芙蓉、鲤鱼通常用施毛针、 平晕针、铺针等，绣动物的眼睛则用滚针、乱针交叉等。蜀绣的代表图案鲤鱼则要用近 30种针法，这样，鲤鱼的各个部位才能表现出不同的质感效果。蜀绣和绘画有着种种渊源，绘画中的意境自然而然地成了蜀绣的艺术语言之一。首先，蜀绣的构图模仿绘画的章法。以国画为绣稿的蜀绣作品，借鉴了中国画的许多优良传统。一幅绣品能巧妙地将我国传统的绘画、刺绣、诗词、金石等各种艺术融为一体。其次，蜀绣的色彩淡雅柔丽，变化细腻和顺，渗色柔和丰富，呈现出一种如诗似画的意境。再次，蜀绣具有一气呵成、气韵连贯的艺术特点。一幅精致的蜀绣作品往往有着疏朗的构图，严谨的造型，清秀细密的纹样，优美流畅的线条，虚实得体的图案，悠远高雅的题材内容，尊贵雅致的审美韵味。这种审美定位和绘画的文化渊源、艺术趣味息息相关。蜀绣呈现出一种绘画般明丽清新、温润秀洁的意境之美。蜀绣人用丝线的粗细、针法的变化完美地体现了针法和绣线、绘画和刺绣的水乳交融。随着时代的变迁，蜀绣从有着浓郁士大夫文化影响的传统闺阁绣画发展到受西方文化影响， 具有油画、国画等各种绘画风格，融合各种文化精神的现代绘画刺绣。蜀绣的发展是历史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也是蜀绣不断挑战自我、不断创新的需要。

（取材于吴文轩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蜀绣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是蜀地文化和多种外来文化如儒、佛等文化交融汇合后形成的。蜀绣的创作体现了巴蜀人民朴实的感情色彩和独特的思想感悟，表现了巴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是巴蜀人民记录历史、社会和生活变迀的文化载体。蜀绣由于受巴蜀文化的影响，更具有少数民族的风情韵味。现在，蜀绣虽然重新焕发出活力，但由于题材、种类、样式等与现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审美标准不相匹配，蜀绣的市场接受度不是很高。首先，专业蜀绣设计师的人才缺失及断代，使蜀绣产品与时代切合度不高，技法融合度不够，品类样式的创新度缺乏，产品包装的时尚度不足。蜀绣产品与市场需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现在只有规模较大的公司工厂有绣品设计师，小型作坊的绣工多为自娱自乐式的创作，致使蜀绣设计与现代时尚审美标准的差距较大。其次，蜀绣的从业技工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对技术与技法的再创作及绣品内涵精神缺乏理解，很少能做到内容与工艺技法相得益彰。这种情况使得现在的大多数蜀绣产品在品质上 与传统的蜀绣精品差距很大。再次，随着人们生活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再加上国际时尚流行趋势的冲击影响，蜀绣没有与时俱进地与现代生活接轨，致使大众接受范围较窄。现阶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蜀绣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电脑绣花对传统手工蜀绣的冲击。电脑绣花成本低、价格低，而传统蜀绣则是手工刺绣，即使是有经验的老艺人，一小时满负荷操作至多能织出二三厘米的蜀绣，因此成本高、价格也高。但电脑绣花的艺术价值远远比不上传统的手工蜀绣。蜀绣要改变产品结构单一的局面，需要解决由于地理位置不佳而带来市场销售受限的问 题，需要着眼于文化品牌的打造和文化内涵的发掘，需要发展独特而强烈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让民众懂得欣赏蜀绣的艺术价值。蜀绣作品应以精细的芙蓉、鲤鱼、熊猫、金丝猴、 川剧脸谱等这些地方文化的符号和少数民族服饰为内容，保留柔和细腻的传统特色和绣画合一的艺术特征，尽量体现巴蜀风情的民族韵味。蜀绣如能将手工艺传统技法的精髓和现代审 美需求相融合，这门珍贵的艺术必将焕发出新的活力。

（取材于吴文轩、李琰的相关文章）

高中语文人教版选修教材《中国小说欣赏》第二单元《谈神说鬼寄幽怀》中讲到孙悟空的故事实际上暗含了佛教“放心”“定心”与“修心”的全过程，来宣扬一种佛家的摆脱迷惑找回本心不得迷失的精神境界。文学首先是人学。所谓文学的人民性，概括地说，是指文学具有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思想感情以及同情或歌颂人民的社会属性。《西游记》是一部神怪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唐僧是个人，而且是个慢慢神化了的凡人之外，其余全是怪，但书中尽是“精怪魑魅俱通人情”，“神仙鬼怪皆晓人性”，所以虽然表象是“怪”“神”，实质仍是“人”。我们熟悉的孙悟空，就是一位由石猴幻化而成的精怪，而恰恰是这样一个非人类的精怪却蕴含了深厚的人民性。这也是《西游记》得以流传不朽而“孙悟空”家喻户晓的重要原因。

早在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八“周群”条中就描写了一只传授周群历算的白猿，它有变幻莫测能知过去未来的神通，它可与天齐寿，这些全都具有后来孙悟空的特点；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里描写的那只“遍体皆如铁”、“虽百夫操兵不能制、知死生之数”的白猿，不更有孙悟空的影子？宋代《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中，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法师座下的护法猴行者，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以上种种显示孙悟空这一形象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为，而是历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土壤中的。

第二，作者有意让孙悟空处在一个世俗态层面，是要借宗教徒们宣扬的“虔诚信教、苦修苦炼、成仙成佛”的母题来阐发世俗社会一个生活哲理：要获得成功需走正道，历经磨难，而且要有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斗志。孙悟空如此历炼艰苦，也正因此孙悟空并没有远离尘世，脱离人民，而是反映了人们的心理状态，阐述了群众集体意识中的人生哲理。

第三，从孙悟空性格中最鲜明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有个性、追求自由。这两个方面论述这一形象还体现了明代人民乃至今天人们仍津津乐道的审美价值取向：个性、自由。举一处例子：对那个专门用来“拘系、收管”他，不让他“逍遥自由耍性子”的紧箍儿，念念不忘能“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孙悟空一生奋斗，都是为了获得人生的最大自由，而“斗战圣佛”的成果也是“来去任自由，也无恐怖也无愁。”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以及在追求过程中体现的优良品质，英雄特征无一不是人民群众集体意识中所向往的，而鲜明地打上了人民性的烙印了。

再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由于考试落第、一生不遇，只做过一个地位极卑的胥吏，被士大夫视为奴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决不会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代言人和传声筒，他的笔下绝不会是歌功颂德的官方著书，更不会是封建统治阶级愚弄百姓的说教。也正因为孙悟空形象蕴含了人民对英雄的品评，反映了世俗宗教文化，由于他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贴近人民心理，所以在古代就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在民间长期传讲，广泛流传，“街谈巷议皆孙猪”。小说中的精彩回目还被排成戏剧，在舞台上表演。连《红楼梦》里薛宝钗过生日也要点一出“西游记”，慈禧太后的戏楼里专门为孙悟空安排了一个飞天的通道，绍兴戏里有大量的猴戏。在今天，《西游记》还不断被拍成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等各类节目，翻译成外文流行于欧美。孙悟空形象之所以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巨大的吸引力，应该归因于这个形象体现出的强烈鲜明的人民性，使得这一形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千百年来绽放着异彩，经久不衰。

（删改自《解读孙悟空形象的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