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艺术的美学风貌

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

这种“气势”甚至经常表现为速度感。而所谓速度感，不正是以动荡而流逝的瞬间状态集中表现着运动加力量吗?你看那著名的“马踏飞燕”，不就是速度吗?你看那“荆轲刺秦王”，匕首插入柱中的一瞬间，那不也是速度吗?激烈紧张的各种战斗，戏剧性的场面、故事，都是在一种快速运动和力量中以展现出磅礴的“气势”。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它与六朝以后的安祥凝练的静态姿式和内在精神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也正因为是靠行动、动作、情节而不是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貌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粗轮廓的写实，缺乏也不需要任何细部的忠实描绘，便构成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汉代艺术形象看来是那样笨拙古老，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但这一切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上述运动、力量、气势的美。如果没有这种种“拙笨”，也就很难展示出那种种外在动作姿态的运动、力量、气势感了。过分弯的腰，过分长的袖，过分显示的动作姿态……，“笨拙”得不合现实比例，却非常合乎展示出运动、力量的夸张需要。“气势”与“古拙”在这里是浑然一体的。

如果拿汉代画像石与唐宋画像石相比较，如果拿汉俑与唐俑相比较，如果拿汉代雕刻与唐代雕刻相比较，汉代艺术尽管由于处在草创阶段，显得幼稚、粗糙、简单和拙笨，但是上述那种运动、速度的韵律感，那种生动活跃的气势力量，就反而由之而愈显其优越和高明。尽管唐俑也有动作姿态，却总缺少那种狂放的运动、速度和气势；尽管汉俑也有静立静坐形象，却仍然充满了雄浑厚重的运动力量。汉代艺术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

形象如此，构图亦然。汉代艺术还不懂后代讲求的以虚当实、计白当黑之类的规律，它铺天盖地，满幅而来，画面塞得满满的，几乎不留空白。这也似乎“笨拙”。然而，它却给予人们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它比后代空灵的美更使人感到饱满和实在。与后代的巧、细、轻相比，它确乎显得分外的拙、粗、重。然而，它不华丽却单纯，它无细部而洗练。它由于不以自身形象为自足目的，就反而显得开放而不封闭。它由于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就使粗犷的气势不受束缚而更带有非写实的浪漫风味。当时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尚未分化，从画像石到汉乐府，从壁画到工艺，从陶俑到隶书，汉代艺术呈现出来的毋宁更多是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从而颇有“胡气”的话；那么，汉代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在满目琳琅的人对世界的行动征服之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有删节)

材料一：

古村落是我国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保护古村落，就是留住中华民族的根，真正走出一条古村落的“活化之路”。多年来，古村落的开发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修复破损严重的古民居需要大量资金；每户村民的意愿各异；建设性破坏严重，有的翻修房屋，大量使用现代的瓷砖、水泥等建筑材料，更头疼的是在村内或周边修建楼房，导致古村落环境氛围的破坏。

随着城镇化规模的扩大，出现大量的“空壳村”，导致古村落在逐渐消亡。“如果村子里没了原住民，其非物质文化形态，即原住民生活方式，是谁也无法挽留的。”山西省旅游局规划财务处副处长师振亚如是说。在城镇化、商业化大潮中，“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田园风光不难找到，但“留得住乡愁”却十分不易。

游客对古村落的关注主要着眼于建筑风貌和生活方式两方面，都希望传统的形态能够永远留存。但现实无法将某个时期形态完全原封不动地定格或固定下来供人观赏。村落是活态的传承，传承中有遗传也有变异，在当今时代，变异较为明显。“我们不能自己住在水电气暖齐全的楼房里，却期望古村落中的村民永远点着煤油灯、使用旱厕和烧柴的灶台；我们也不能期望村里的老大娘热情地给你倒着水喝，做着农家饭吃，当按价收费时，内心又生‘世风日下’之感。”师振亚说。

目前，国内有将“空壳村”建成封闭景区的现象。虽然这种博物馆式的保护有其存在的必要，但这种旅游产品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这种保护方式仅单方面保存了建筑，而遗失了传统生活形态。”师振亚说，“古今风貌并存、古今生活并存、旅游业与其他业态并存，这是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理想状态。”

（摘编自李吉毅《古村落应当怎么“活”下去？》）

材料二：

目前，不少古村落寄希望于通过发展旅游来发展经济，然而记者了解到，一些传统村落对于怎样才能更好地平衡保护与开发，仍停留在“修旧如旧、不会过度开发”的表达层面，尚无清晰、具体地发展思路及路径，相对来说，未来的开发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又显得尤为诱惑。

“一刀切地将所有村落全都关上门孤立地‘保护’起来，日久天长，就难免会走向标本化和景点化。”冯骥才认为，在一些地域内，往往相邻的村落在创建及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共同的历史命运、自然变迁、族群演化中或分或合；在相同的气候条件、自然环境、民族背景和生活方式中，共享着一致的民俗文化。对这种“古村落群”，如果采用单一的个体化保护便会割断它们的历史脉络，使其人文变得孤立而单薄。相反，如果把这些相邻又相关的大大小小的村落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则有助于村落人文的相互支持以及历史记忆的传承与传统生命力的保持。

（摘编自宗苗淼《保护性开发，与传统村落共守乡愁》）

材料三：

在旅游开发的很多具体场景下，古村镇的居民往往需要为外来观光客提供供其“发现”或“探险”的“文化菜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就会为应对外部的文化消费需求而不断地“再发现”或重新解释自己的村镇历史传统。在古村镇的保护与开发过程当中，人们一方面津津乐道地叙说它“原汁原味”，把它说成是“原生态”的，总是不厌其烦地美化古村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律；可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同时对古村镇进行大规模的硬件改造。这些硬件改造均程度不等地重塑了古村镇的风貌，或优化了古村镇的功能和结构布局，其目的都是要让古村镇既适合于向游客开放和进行某些民俗文化或地方风情的展示，同时也能够满足古村镇居民自身的现代化生活及其对发展的需求。有的时候，甚至还不得不对观光区和生活区加以区隔。浙江省的“历史文化名镇”安昌，就是把“街河”开辟为旅游观光区，以便和人们的生活、生产有所区隔。不过，另辟新区的方法，固然可以使古村镇免遭城市新兴建筑浪潮的侵蚀，却又会割裂了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当把本地的民俗风情等非物质文化也作为资源予以开发时，古村镇的居民们就被赋予了对其随时进行现场演绎、“重现”和担负起表演角色的责任。当他们从新区回到古村镇里向游客展示或解说其过往的“生活”时，正如任何一个旅游景点的工作人员去上班一样。而当他们同时成为自己生活的展示者和表演者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原先自在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质的变迁。

（摘编自周星《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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