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之音本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拿诗来说，李白与杜甫都称盛唐，但两种美完全不同。拿书来说，张旭和颜真卿俱称盛唐，但也是两种不同的美。这两种“盛唐”在美学上具有大不相同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传统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社会规范、美学标准的 确定和建立，其艺术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如果说，前者更突出反映新兴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的“破旧”、“冲决形式”，那么，后者突出的则是他们的“立新”、“建立形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杜诗、颜字， 加上韩愈的文章，却不止领了数百年的风骚，它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树立了 楷模，形成为正统。这如同魏晋时期曹植的诗、二王的字以及由汉赋变来的骈文，成为前期封建社会的楷模典范，作为正统，一直影响到晚唐北宋一样。曹、王、骈体、人物画与杜诗、颜字、古文、山水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文艺领域内的两种显然有异的审美风尚、艺术趣味和正统规范。

这些实际产生在盛中唐之交的艺术典范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即严格地收纳凝炼在一定形式、规格、律令中。从而，不再是可能而不可习、可至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而成为人人可学而至、可习而能的人工美了。但又保留了前者那种磅礴的气概和情势，只是加上了一种形式上的严密约束和严格规范。……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规范斟酌并不是齐梁时代那种四声八韵的外在形式的追求，纯形式的苛求是六朝门阀士族的文艺末流。这里则是与内容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规范。这种形式的规范要求恰好是思想、政治要求的艺术表现，它基本是在继六朝 隋唐佛道相对优势之后，儒家又将重占上风再定一尊的预告。杜、颜、韩都是儒家思想的崇奉者或提倡者。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忠君爱国的伦理政治观点，韩愈的“博爱之谓仁，行 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的半哲理式的儒家信念，颜真卿的“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六一题跋》）的卓越人格，都表明这些艺术巨匠们所创建树立的美学规范是兼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在内的。跟魏晋六朝以来与神仙佛学观念关系密切，并常以之作为哲理基础的前期封建艺术不同，以杜、颜、韩为开路先锋的后期封建艺术是以儒家学说为其哲理基础的。尽管这种学说不断 逐渐失去其实际支配力量；但终封建后世，它总是与上述美学规范纠缠在一起，并作为这种规范的道义伦理要求而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后代文人总强调要用儒家的忠君爱国之类的伦常道德来品赏、评论、解释杜、颜、韩的缘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回乡

余显斌

将军离开的时候，才十八岁。那时，将军背着斗笠，戴着军帽，很精神，也很帅气。

将军是跟着刘邓大军离开的。

将军离开时说，自己会回来的。将军拉着张婶的手说：“大妈，你救了我，到时我会回来看你的。”将军红着眼眶又对吴哥说：“大哥，你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

将军挥着手走了。将军这一走啊，南北东西，就是几十年。

几十年里，将军汇来东西，打来电话，问张婶好，问吴哥好，问乡亲们好。将军说，自己很想回来，可是，没有时间啊。将军说，自己一旦有时间，一定会回来，一定会看望乡亲们的。

大家都说，将军还记得老家，还记得大家呢。

张婶擦着眼睛说：“哎，孩子受苦了。”在张婶眼中，将军一直还是个孩子。

吴哥也点着头，安慰道：“现在好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将军的电话慢慢少了。张婶有时会望着村口，自言自语道：“咋不回来啊，是不是忘了老家啊?”吴哥摇着头，想说什么又没说，只是叹一口气。

两人就谈起当年的将军，那样年轻，就是营长了，就带着部队打仗，就受伤了，在张婶家养伤。那时，生活多苦啊，没啥好吃的，上顿红薯下顿红薯的。张婶说罢，长叹一声道：“难为了这孩子，也不怪把我给忘了。”

吴哥仍不说话，咂吧着烟锅。那次，国军士兵听说一个解放军伤员在村里养伤，还是营长，就赶来抓。自己听到消息后，赶到张婶家，背起将军就跑，躲在山上三天三夜啊。国军士兵放火烧山。大火呼呼的，将一座山都烧秃了。自己和将军躲在一个水塘里，一人嘴里衔着一根芦苇管，这才躲过一劫。

两个老人说着，仿佛再次回到了当年。

终于，张婶没有等到将军回来，闭眼前告诉孙子周根，将军回来了，替自己告诉将军啊，当年，生活不好，受苦了啊。

周根点头，默默无言。

吴哥不久也走了，临走告诉儿子吴竹，将军回来了，告诉将军，老哥哥一直想着他呢，盼着他呢。

吴竹也点着头，默无一言。

两人都想，将军能回来吗，以老人们所说的年龄，将军现在也是花甲老人了。

听村长说，将军身体一直不好。当年的那颗子弹一直没有取出，还在脑袋里。老人们临终的嘱托，能兑现吗?

他们心中，就有了心结。

他们没想到，将军真的就回来了。

将军回来，是在一个深夜，四周静悄悄的，只有虫鸣唧唧。

一辆车悄悄在夜色里来，又悄悄在夜色里离开。第二天，当村人听到消息后，都围着村长炸开了：“将军回来了，咋不告诉我们一声啊?”有人叹气：“哎，老家毕竟是山里啊。”

周根咳了一声，这……这样，自己咋的告诉奶奶啊?奶奶听到这样的消息，会在地下瞑目吗?

吴竹更是摇着头，一声不吭。

村长低沉着声音告诉大家，车子走了，将军没走，留了下来。见大家都睁着眼睛，四处张望着。村长说，车子带回的不是将军，是将军的骨灰盒。将军十几年前枪伤就发作了，瘫痪在床上，记忆力已经模糊，啥也不知道了。临死前，将军竟然清醒过来，告诉家人，他要回家，要回到霍山去，那儿的乡亲在等着自己，张婶在等着自己，吴哥在等着自己，自己活着不能回去，死后也要回去。

大家听了眼圈都红了，有人问：“葬……葬在哪儿啊?”村长说，将军死前吩咐，将自己骨灰带回来，悄悄葬在霍山的土地上，不要举行追悼会，不要起坟，不要立碑，不要让人发现墓地。

周根急了道：“我们该去放一挂鞭炮啊。”

吴竹点着头道：“对啊，清明了，也得去挂一串纸啊。”

村长摇着头，因为，将军说，当年在这儿，自己受伤，连累了乡亲们。也连累了这儿的树木山林，遭到火烧，自己一想到就愧疚。如果，将来大家要祭奠自己，到了清明节，就栽一棵树吧。栽一棵树，就等于替自己报答了故乡一份情意。

大家再次沉默着，久久无语。

以后，每到清明，村子里的人都拿着树苗，在山上四处栽着。周根和吴竹栽的格外多，山前山后，河边坝上。他们说，这是替他们的奶奶和父亲栽的，奶奶和父亲是将军的老友，一定更想念将军。

村子，于是就掩映在一片绿色里，一片花光中，一片鸟鸣里。

(有删改)

丝绸自古就是重要的书画材料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帛书帛画用的就是丝织品。唐宋之间，丝织品是文人绘画的主要材料，传世唐宋绘画中大多数是绢本。到明清之际，绢本逐渐减少，纸本增加，但仍有不少书画以丝绸作底，称为绢本或绫本。约从宋代开始，丝绸还成为书画的装裱材料。宋元时主要使用缂丝和织锦做裱材及包首，明清时较多地用锦绫来装裱书画。因此，丝绸与美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丝绸与美术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丝绸生产场景作为常见题材频繁出现在古代美术作品中。

商代青铜器上已见有蚕的纹饰，战国时期则有许多带采桑场面的青铜壶，采桑图反映了当时采桑女劳动、欢爱、歌舞、祭祀的情景，十分生动。汉魏六朝至隋唐，丝绸生产场面经常出现在画像石、画像砖、壁画、木板画上。

最为有名的反映丝绸生产过程的绘画作品是南宋初年于潜县令楼俦绘制的《耕织图》，以当时的农业和丝绸生产为题材，共设耕图21事，织图24事。其正本进呈宋高宗，被翰林画院摹绘成彩色绢本，收于宫内，成为皇室成员了解蚕织生产的参考和欣赏品；副本留在家中。现传宋元时期的《耕织图》版本有吴皇后题注本、梁楷本、程棨本等。其中吴皇后题注本绘有最早的脚踏缫丝车和提花绫机，生动而详尽。

明清各朝，《耕织图》摹本纷纷问世，尤其是清代特别重视。康熙三十五年，皇帝命宫廷画家焦秉贞仿楼图绘成《御制耕织图》，并亲自写序作诗，刊发各地，劝谕农桑。后来雍正、乾隆各朝也予以效法，一时间摹刻《耕织图》之风大盛，一些农书、方志上也印有《耕织图》，连许多石刻、窗户木雕、瓷器彩绘、年画纸币、墨砚上都有《耕织图》。《耕织图》的盛行，还导致相同类型《棉花图》的诞生。

丝绸与其他装饰艺术的关系也很密切。丝绸曾是室内装饰的墙布，因此在建筑图案中经常模仿丝绸的纹样。青铜器、陶瓷、漆器、金银器等装饰纹样也都曾跟随丝绸装饰之风，或与丝绸风格互相影响，体现着共同的时代特征。例如，从青铜时代中期开始，各种礼器上出现的动物纹样的周边和间隙之处填满了各种小几何纹，如回纹、雷纹等，可能正是由于几何纹暗花织物上加以动物为主题刺绣的影响所致。宋元之后的设计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锦地开光图案，以小几何形的琐纹如曲水纹、锁甲纹、球路纹等作地，上布带环的窠状纹样作主题，无疑也是于丝绸图案设计，并大量出现在瓷器、金属器、漆器及建筑等几乎所有的艺术中和生活用品上。

丝绸与艺术的关系还可以在音乐领域中找到。据史载，野蚕丝一直被用于制作琴弦，由此看来，作为中国器乐主要形式之一的弦乐也离不开丝绸，中国古代的器乐也因此被称为“丝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