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以往，变革精神这个黄河文明的显著特色，一直未被人们重视，即人们总是给这种文明冠以保守性的特征，这种认识误区，应该得到扭转。

过分强调大河流域文化、平原文化或农业文明的保守属性，主要是源自于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认为不同区域生活的人们有不同的文化精神：高地居民的性格是好客和掠夺，原上居民的特性是守旧、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的性格是勇敢、沉着和机智。这便是将平原流域的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打上保守性特征的论证。

人类早期文明受到地理环境影响，这是没有异议的。平原流域文明有保守性，也可找到不少例证。但对一种文明历史属性的判断，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实证的历史中。而一旦进行实证研究,我们会发现在黄河文明的古老基因中，持续活跃着一个求新求变的思想要素。

黄河文明的经典之作《周易》“革卦”曰：“革:巳日乃孚，元亨。”意思是说，革卦象征变革，在“巳日”(祭祀的日期)推行变革并取信于民众，前景就至为亨通。革卦的《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不仅求变，而且倡导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性变革。

不仅对社会有变革的要求，对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也有如此要求，要求个体的修养、成长也要求新。同是孕育于黄河文明的典籍《大学》就反复教诲人们要去创造。《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样一种强调求新求变的思想，既是历史本身的观念反映，也反过来催生历史的变革和发展。中国早期三代文明的发展就具有明显的文明变迁意义。夏商周(西周)三代只有千余年的历史，这对于早期文明的历史过程来说并不算长，但却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迁。夏代的核心观念是尊崇君主，殷代的观念是尊崇鬼神，周代的观念是尊崇礼法，三代各有不同的治国原则，文化观念的变迁也清晰可见。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就是这种文明内生性的历史巨变。变革在思想层面上受到“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变革精神的支撑。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清晰的变革思想。正是这样强烈的变革思想，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完成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以往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迟滞或停滞不前，较之欧洲的封建时代要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认识误区，而且也是一种并不恰当的历史比较。这种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超级稳定、迟滞发展的说法，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古代中国并没有传统所理解的农业社会那种无限依赖于土地所造成的孤僻呆板和保守，而是在平原流域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早于西方千余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创造了体现社会公平的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创造了取代贵族世袭的官僚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

黄河文明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相对于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来说，没有保守性的文化因素是不可能的。但一种显示了巨大创造力的文化，只注意到它的保守性的一面，显然也是不容观不公允的。

（作者：李振宏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2月04日15版 有删节）

真正的经典，我想是指那些进入了文化史、文学史，具有原创性和划时代意义以及永恒艺术魅力，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作品。它们往往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完美的体现，按先哲的说法，它们是“不可企及的高峰”。

经典的阅读同样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经典有初读与重读，有浅读又有深读。不仅是因为这些经典名著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和历史的严格筛选，本身的存在证明了它们的不朽，需要反复阅读；还因为随着我们人生阅历的积累和文学修养的不断提升，而需要重读、深读、精读，以获得新的生命感悟和情感体验。经典阅读，要从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着眼，摒弃种种错误阅读思想的影响，不断抵近经典作品的精神本质。

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经典对一些读者也只是被知晓，或只限于了解书名和主人公的名字，对作品本身却知之甚少。即使读过，有时也只是浅尝辄止。而重读或深阅读却绝非“再看一遍”，那可能是无用的重复。重读的境界应当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所言：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新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他用这种体会来解释何谓经典，同样道出了阅读经典的感受。它启示我们，初读也好，重读也好，都意味着把经典名著完全置于新的阅读空间之中，即对经典进行主动的、创造性的阅读。而这需要营造一种精神氛围，张扬一种人文情怀，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一种期望之外的心灵激动。

一部经典名著，当然不是给一个人看的，无数人都会读它，这就会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读法、不同的心灵体验。在阅读这个领域倒不妨借用这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以，应当跳出传统阅读的思维模式，开辟多元、多层次的思维格局，培育自身建设性的文化性格，面对经典时必须要有的一种健康的阅读心态。

作为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的经典，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对它的核心价值应深怀敬畏之心。经典资源除具有愉悦心灵、培养审美力之功能以外，还葆有借鉴、参照乃至资治的社会文化功能。对于每个公民来说，经典名著在以科学的现代意识观照下，有启迪当代公民明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功能，并使我们从中汲取力量，有所追求，有所摒弃。我国一位当代作家谈到阅读名著的感受，认为阅读进入了敬畏，便有了一种沉重和无法言说的尊重，一种超越纯粹意义上的阅读的体味和凝思，进而有了自卑，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文明竞那么缺乏了解。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7月3日《为什么经典值得反复品读？》）

知识产权的终结

①知识产权是为了推动艺术与科学发展（版权、专利等），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商标、商业秘密等），这是官方的说法，也是相关法律设定的初衷。然而，现实世界中，知识财产主要是“以财产形式使重要的抽象客体为私人所占有”，如是，它就同现代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并证明了随之而来的面对面竞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正当性。

②可是，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制度化进程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被称为外包业务的宏大产业运动。这些因素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共同开启了一系列有助于知识产权衰落的深刻社会变化。

③用商业研究者的话说，互联网和外包都属于某种“破坏性创新”的范式突破。一般而言，破坏性创新在起步阶段很简单，因为它们只是想通过为那些几乎别无选择的人（即当前的非消费者）提供简装产品或服务来占有市场——即便以旧的标准衡量，它们可能也相当原始粗糙。但是，当主流消费者流向这些新产品或服务时，他们因如此简单易得、优质低价的解决方案而兴奋。于是可以预见，破坏性创新会逐年改进，最终改造整个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不断的破坏浪潮将逐渐重塑市场。

④如今轮到知识产权产业了。它们无法逃脱破坏性创新，而且在当前的数字时代尤其脆弱。这是因为，知识财产若真是一种法定的无形财产形式、一种以注册或是国家强制力为法律拟制的垄断，它就存活于复制和模仿手段受到严格限制且成本高昂的社会当中；否则，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竞争中，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就只能是免费的，是被随意假冒。

⑤复印机发明之前，复印一本书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复印的高成本和低质量使得知识产权在印刷材料（书籍、杂志、报纸等等）上有效地取得了特权。但是包括计算机网络和互联网在内的数字技术改变了这一切。今天，无论是下载电影还是分享书籍，对版权材料进行未经授权的使用和复制仅需点一下手机、笔记本电脑或任何一个数字终端。侵犯知识产权已经以最低的成本成为消费社会的一种必要的生活方式以及所有问心无愧的人们都来参加的一个仪式。

⑥同样，假冒商品充斥市场；成本极低，质量有时却挺高。没有任何成功的品牌或驰名商标可以免遭侵权与淡化使用，一切有利可图的专利、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也难逃被模仿的命运。原因很简单：西方知识产权出口国和新兴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技术上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而且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量人才都外包到了新兴经济体——经验丰富的经理人、华尔街分析师、会计师、电脑工程师、汽车设计师、制药科学家、前沿产业研究者，一个都不少。

⑦随着工业和商业外包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产品与服务正在向中国、印度、巴西等国转移。按照西方的标准衡量，这些新兴经济体一般都处于低“法治”状态，知识产权保护观念相对淡薄，因而，知识产权产品与人才的大批外包必然意味着新世纪的全球竞争将会放松知识产权的严格落实，也同一般意义上的高“法治”状态相去甚远。中国的情况最能说明这一点。

⑧凭借知识产权的执法不力与低“法治”状态，中国经济自1980年代以来迅速腾飞。中国大小企业的竞争优势都与“友好”的投资环境有关，这其中就包括一个规制较少的市场，即法律执行并不严格，在知识产权法上尤其如此。这就使得人们更容易模仿与创新——包括假冒。由于金砖国家正在占领更多的市场、实现更大规模的生产，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高“法治”国家即使不在法律体系中的其他部门做出让步，至少也得放松知识产权法律的锁链，以便在同等效率、成本和质量的水平上竞争。

⑨所以，借玄学派诗人邓恩的不朽诗行，“永勿打听丧钟为谁敲响，它在为你敲响”——为你，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