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是哪一天

杨晓东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不能准确地记起，只记得入冬后一个静谧的晚上，油灯上的灯花瘦了又长，长满了又瘦；火妒里的火苗一闪一闪，温暖舒适。我趴在简易的饭桌上，歪歪扭扭地在本子上写下当天学的生字。母亲衲着鞋底，油灯在偏我的方向放着。突然，她停下了手中的针线，轻声地问我：“我的名字怎么写？”我刚随手在语文课本上写下一个“黄”字，母亲就连忙说：“怎么在课本上乱画，找个用过的本子，在背面写。”于是，我找了个用过的数学本，在背面一笔一画地写下“黄定秀”三个字。母亲眼盯着三个字，慢慢地放下手中的针线，拿起铅笔，在本子上一遍一遍地模仿着。母亲拿笔的姿势真不如拿针线的娴熟，但母亲极为认真，写了很久。这恐怕是母亲一生能写的三个字。母亲识字三个，却用一生写下了无尽的文字。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还是记不太清楚，只记得阴雨连绵的初夏，子规声声，烟雨满川。放在房檐下的木盆，一会儿就接满了屋檐水。在吃水靠挑的当时，接雨水洗衣服是每个家庭主妇首先想到的，母亲也不例外。木盆里泡着的是我的黄帆布书包，时不时散发出一股腥味。母亲边洗边说，这是哪条野狗跑到门上来了？因为雨淋在狗身上，常常散发出一种腥腥的味道。我便默不作声。直到晚上，我才给母亲说了实情：我上学时偷偷拿了家里一个鸡蛋，准备卖给学校附近的商店，换取两毛钱，去买包“月亮牌”方便面。我把鸡蛋装在书包里，没到学校，鸡蛋被压破了，书本连同书包都沾满了蛋液。母亲说：“我早就知道了，故意说是野狗子串来的腥味，妈是怕让你爸知道，你少不了一顿打。你以后千万不要自己悄悄拿东西，更不能拿别人的东西，这是最不好的习惯。”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仍然无法记起，只记得早饭后雪花漫天飞舞，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深冬风厉，家家户户都掩门闲户，围坐在柴火炉边拉着家常。我和弟弟在雪地里开始忙乎着堆雪人。刚刚堆起雪人的身子，弟弟喊我：“哥，哥，有讨米叫花子。”我顺着声音望去，门前走来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头发乱蓬蓬的，驼着背，身上背着一个大破背包，上身穿着一件破棉袄，腰间用一根大拇指粗的布条捆着；两只不一样的解放鞋，用稻草绳缠了两圈，走路有点瘸；嘴巴微微张开，像是要说什么又没有说。这时，母亲出来了，问他是哪里人，他就咿呀咿呀的，原来他是个哑巴。母亲对我们说：“他肯定又冷又饿，快让他到屋里火炉边，给他热碗米饭。”他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母亲给他找了一双父亲的旧棉鞋。他小心翼翼地放进背包里，眼含热泪，不住地点头。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真的记不起来，只记得那是一个燥热的初秋，知了还在聒噪地喊叫。母亲被几个亲戚送了回来，走进屋，我连忙上去搀着母亲。母亲脸上毫无血色，一张灰土泛着蜡黄的脸瘦小无比，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双腿浮肿，走起路来显得僵硬和吃力；语言也显得迟钝，很想说但是又好似骨鲠在喉。那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和我们亲戚一块儿去河北武安的煤矿上，给工地做饭。或许是因为水土不服，或许是身体早已有了问题，短短的十几天就病倒了。送回来的那一刻，妹妹和弟弟边烧水边小声哭泣。我也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潸然落泪。

那一天是哪一天……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农历2000年7月29日。母亲突发脑溢血，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一天就是这一天，在这个世界上，我、妹妹和弟弟再也没有妈妈了。

（选自《散文百家·下旬刊》2017年第1期）

①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以理性的力量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迷信和愚昧的阻碍，建立了一个个向未知领域深处挺进的堡垒。科学的历史无疑就是人类智性进步的历史。那么科学普及的历史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呢？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伯纳姆在他的著作《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中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出人意料的科学普及史图景：起先科学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但在逐渐兴起的美国消费文化中，科学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科学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伯纳姆并不是在故作危言。在书中他引述了详尽的史料和众多当代研究成果，展开了详尽的论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书中对上述结论获得一个更全面深刻的印象。

②这样一部有点令人沮丧的美国科学普及史，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科学普及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前中国的科学生长环境不容乐观。虽然“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这样的标语几乎张贴在了每一个居民小区的宣传栏里，但是由于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科学素养相对缺乏，所以迷信有额外的生存维度。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迷信没有被真正破除干净过。至今走在居住区内和附近的马路上，还经常遇到泼洒在路面上的一团团药渣，这种乞求药“倒”病除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一种无害的民俗——至少在污染环境这个层面上是有害的，它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力。

③譬如体现着数字神秘主义的古代术数系统，原本是一个很复杂、精致的系统，在古代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来掌握，而现在则退化为只通过某种方言对数字的发音来附会吉凶宜忌，如“4”谐音“死”是不吉利的，“8”谐音“发”是吉利的，等等。于是电话号码这种八位或十一位的自然数就有了吉凶之分，人们选择号码时纷纷避凶趋吉。某省甚至把认为是不吉利的车牌号人为地删除，以便避免用得起小车的富人们化钱买不吉利。而把重大活动的开幕时间定在8月8日8时之类，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个人和政府的行为，无疑直接、有力地推动了迷信思想的流行，与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培养一种科学、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④伯纳姆在书中提到了导致在大众层面上“科学失败、迷信胜利”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剥离了具体知识背景，采用新闻、广告宣传模式支离破碎地介绍科学的产品或成果，往往同时还伴随着追求轰动效应的煽情主义和商业利益的追逐；二是科学家撤出了科普阵地，把科学普及的任务拱手让给了媒体从业人员和初等教育人员。这两个问题在当前中国也同样存在。

⑤在当今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对孤立科学事实的强调和对科学产品的推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航天技术的报道。媒体放弃了向公众普及有关飞船的飞行动力学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环境的科学知识。航天活动基本上被看作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媒体对飞船搭载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贵性大肆渲染，似乎发射飞船的物质代价都被附加到了这些物品上。如果说是搭载植物种子，希望在高能环境中诱发基因突变，以改良品种，这还有一点点科学的味道——实际上由于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载种子以改良物种的效率和科学性往往被夸大；而一些搭载的纪念品、会徽、会旗等被赋予的价值和神圣性，则纯粹是巫术色彩的，是毫无理性基础和科学意义的。

⑥在美国科学普及史上出现过一些既从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又热心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的视野看待科学，他们出版科普书籍，为杂志撰写科普文章，把理性带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的科学家从科普阵地上撤退了。反观中国的情形，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现在有人呼吁，前沿科学工作者应该参与科学的普及，但应者寥寥，学术界远离科普的现状没有改观。

⑦以上是从《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获得一点启示，并对中国科学普及现状进行的一点反思。伯纳姆的著作犹如一剂清醒剂，帮助我们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也就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科学毕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科学活动也占据越来越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现在有一种说法：“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通过科学普及让公众理解科学尽管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值得并且应该去做。毕竟，人们对他们要参与并要发表决策性意见——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东西，应该先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是最起码的。

文学批评的平常心

李美皆

①当文学创作可以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技术分析，文学批评可以进行火候时长的测量控制的时候，其实文学创作和批评已经被消解了。所以，面对技术当道的评论话语，我不能不发问：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②文学首先是感性的、通往心灵的东西，一部作品出现了，它或多或少打动了你内心的某个点，你对它有感觉，你对它有话说，才能形成批评。没有这一基本前提，批评家的技术再精湛，都是不适用因而无效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首先具备读者的审美水准，再来着眼复杂深奥的批评。如果没有前者却强行切入后者，那就好比还不会走就想跑。真不能想当然地断定批评家都具备了一个合格读者的水准，有的或许懂文学，但转头去写评论又是另一回事，好像一个死魂灵附体，所操持的话语体系令其离文学骤然远去。这样的批评和批评家是没有灵魂且毫无魅力的，甚至蹩脚或自欺欺人，很难与作品和作家形成声气相通或彼此激发的良性互动。文学创作是灵动的，文学批评也不该是一张死硬的驴皮。评论家自身懂得人心和人性、具备文学的审美和评判能力，是真正好的批评产生的前提。

③我不认为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有那么重要的作用。这两个行当，其实经常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批评远远当不了创作的家。有时甚至是鸡同鸭讲，那就不如不讲。有哪个作家是看着批评的风向标去写作的呢？那他可能不是一个好作家。中国文学的高峰，都不是由于批评的先遣而出现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甚至还不明确小说是个什么东西。由于审美趣味和能力的差异，批评家对于作家作品误判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当下批评主要的误判不是批判错了，而是表扬错了。有人担心批评家批判错了挫伤了作家积极性的严重后果，但我认为更需要担心的是表扬错了的严重后果。即便真是批判错了，也大可不必恐慌，想想看，既然再怎么拔高的赞美都不会使作家愤怒，就说明他们抗赞美的能力是很强的，心态是不错的，内心是坚强的，那么，略微有点假以辞色的批判，也不至于使他们瞬间脆弱下来以至于一蹶不振吧？拿出五分之一抗赞美的能力来抗批判，绰绰有余了。既然错误的赞美不会使作家愤怒，错误的批判理应不至于使他们不快。

④文学批评与创作一样，也在经历着大浪淘沙的考验，不必担心，是金子，终究会留下来的。关于如何批评以及如何引导批评，太多急于找出真理的探讨反而可能导致迷失“本心”，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不必焦虑。

（选自2017年5月10号《文艺报》）

丝绸自古就是重要的书画材料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帛书帛画用的就是丝织品。唐宋之间，丝织品是文人绘画的主要材料，传世唐宋绘画中大多数是绢本。到明清之际，绢本逐渐减少，纸本增加，但仍有不少书画以丝绸作底，称为绢本或绫本。约从宋代开始，丝绸还成为书画的装裱材料。宋元时主要使用缂丝和织锦做裱材及包首，明清时较多地用锦绫来装裱书画。因此，丝绸与美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丝绸与美术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丝绸生产场景作为常见题材频繁出现在古代美术作品中。

商代青铜器上已见有蚕的纹饰，战国时期则有许多带采桑场面的青铜壶，采桑图反映了当时采桑女劳动、欢爱、歌舞、祭祀的情景，十分生动。汉魏六朝至隋唐，丝绸生产场面经常出现在画像石、画像砖、壁画、木板画上。

最为有名的反映丝绸生产过程的绘画作品是南宋初年于潜县令楼俦绘制的《耕织图》，以当时的农业和丝绸生产为题材，共设耕图21事，织图24事。其正本进呈宋高宗，被翰林画院摹绘成彩色绢本，收于宫内，成为皇室成员了解蚕织生产的参考和欣赏品；副本留在家中。现传宋元时期的《耕织图》版本有吴皇后题注本、梁楷本、程棨本等。其中吴皇后题注本绘有最早的脚踏缫丝车和提花绫机，生动而详尽。

明清各朝，《耕织图》摹本纷纷问世，尤其是清代特别重视。康熙三十五年，皇帝命宫廷画家焦秉贞仿楼图绘成《御制耕织图》，并亲自写序作诗，刊发各地，劝谕农桑。后来雍正、乾隆各朝也予以效法，一时间摹刻《耕织图》之风大盛，一些农书、方志上也印有《耕织图》，连许多石刻、窗户木雕、瓷器彩绘、年画纸币、墨砚上都有《耕织图》。《耕织图》的盛行，还导致相同类型《棉花图》的诞生。

丝绸与其他装饰艺术的关系也很密切。丝绸曾是室内装饰的墙布，因此在建筑图案中经常模仿丝绸的纹样。青铜器、陶瓷、漆器、金银器等装饰纹样也都曾跟随丝绸装饰之风，或与丝绸风格互相影响，体现着共同的时代特征。例如，从青铜时代中期开始，各种礼器上出现的动物纹样的周边和间隙之处填满了各种小几何纹，如回纹、雷纹等，可能正是由于几何纹暗花织物上加以动物为主题刺绣的影响所致。宋元之后的设计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锦地开光图案，以小几何形的琐纹如曲水纹、锁甲纹、球路纹等作地，上布带环的窠状纹样作主题，无疑也是于丝绸图案设计，并大量出现在瓷器、金属器、漆器及建筑等几乎所有的艺术中和生活用品上。

丝绸与艺术的关系还可以在音乐领域中找到。据史载，野蚕丝一直被用于制作琴弦，由此看来，作为中国器乐主要形式之一的弦乐也离不开丝绸，中国古代的器乐也因此被称为“丝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