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王阳明语)不论是“心即理”还是“致良知”，从字面上看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可表现为自我生命活力的释放，也可能表现为随心所欲、恣意妾为。所以，在心学体系里，王阳明对个体的主观意念做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修养功夫论，这里的“知行合一”具有明显的道德内省标准，心有邪念，即是行恶。此外，“知行合一”作为一种自我要求更是为了避免知而不行，只满足于训话条理和口舌之争。“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耳!”(王阳明语)日本学者冈田式唐认为：“阳明学是培根之学’，偏重实行和事上磨炼，是其精神要旨所在，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企业家立“知行合一”之旨，便意味着严格自我要求的开始。

“知”有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与“良知”相近，知行合一即表现为我的“良知”须化为真切实在的行为，而我的所作所为又都符合我的“良知”。这里有着怎样的境界寓意？知行合一的状态又具体化为“致良知”的过程，“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语)“归于寂”不是客观上的不存在，而是个体主观觉知的灭寂，即主观之间的隔绝，它表明一种我与万物相“绝”的状态，“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语)王阳明所说的“天下无心外之物”意味着使万物皆得吾心之理，也就是个体德性向客观事物的迁移，与之相对，这表明的是我与万物相“通”的状态，良知是个体的内在本质力量，“知行合一”就是把这种内在的本质力量，体现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体的中正向客观性的迁移，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性存在。

在企业经管中，这意味着辩证理性的利他精神，企业有了这种利他精神，就能同时实现企业发展与员工幸福、企业盈利与顾客满意的目标。超越“小我”而观“大我”，人的视角和世界观都会随之发生变化，企业家收获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收获人格成就。企业家的最高形象如同“企业图腾”般存在，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自我修养达到第二个层次，也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言传身教，从而影响到每一个企业成员，“无为而民自化”。企业家的个人境界与企业的卓越发展同步并行，企业家的价值追求与员工的价值实现同道相益，这样的企业一定是长盛不衰、基业长青。

(摘编自《经营与管理》2019年第二期《“阳明心学”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

青少年时期对一生健康至关重要。许多家长认为运动影响学习、耽误时间，却没有意识到青少年时期不仅是学习的黄金期，更是体质养成的关键期。家长的不正确认识，造成很多孩子在本该生龙活虎的年纪成了快走几步都要喘的小胖墩，长大后很容易成为“三高”以及心血管疾病的“猎物”。

事实上，为推动全社会重视青少年体质问题，近年来各地推出了不少政策措施。例如，江西省明确2019年中考体育科目分值增加至55 分,2020年增加至60分;云南等多地把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

国外的经验做法同样值得借鉴。美国政府通过奖励定期开展体育活动的青少年，有效改善了这一群体由于身体活动减少导致的健康问题;加拿大对青少年子女开展适当运动的家庭给予税收优惠等。

(摘编自《近视、肥胖、耐力差，好日子为何没换来青少年好体质?》，半月谈网2019年4月8日)

短短一年时间，已经有10万多名青少年成为全国小篮球联赛的参与者,这一新兴青少年联赛颇受欢迎。但与很多人关心的如何从中选拔优秀运动员的想法不同,篮协主席姚明呼吁做大基数、降低门槛、避免筛选,这些思路显然更有助于中国篮球的长远发展。诚然，一个国家篮球水平如何，很大程度要靠竞赛成绩来体现。但向更深层次溯源，竟赛成绩只能从强大的群众基础中来。

其实不只是篮球，足球、羽毛球等竞技体育水平提升，都建立在群众体育发达，尤其是青少年体育活跃的基础之上。搞好青少年体育的关键，在于搞好学校体育。一方面,要充分保障学生体育运动的时间，通过课程、场地、教练人员等软硬件的配备，让青少年在学校里对运动产生兴趣,并具备一定的运动能力。另一方面，对有条件的体育项目，要完善不同层级的校园体育联赛。体育的魅力就蕴藏在比赛之中，通过竞争磨炼技能、锻炼精神,这对青少年身心成长大有裨益。

(摘编自《发展青少年体育，重在普及》，广州日报大洋网2019年3月13日)

目前，各地中考招生时，体育考试分数占比越来越大。但是,到了高中和大学阶段，体育教育就开始被文化课挤压，学生体质开始下降。针对这一现象，许多高校都采取了体育教育加码措施。以浙江大学为例，该校对2018级起的本科生体育课程教学实行改革。除了将原来每学期36课时的体育课提升至54课时，还将每天下午的“第十节课”统一安排为体育活动时间。

事实上，劳动也能培养学生的体魄，锻炼其意志品质。“可以通过校园劳动、学工学农、志愿服务等方式，为中小学生开设劳动教育的内容和提供劳动锻炼的机会。”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还表示，可以倡导在家庭中进行劳动教育，通过家校合作，通过学校对家长的引导，推动劳动教育润物无声地进入每一个家庭。

(摘编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 近视眼、肥胖等成为青少年常见疾病》,上海教育新闻网2019年月9日)

正在热播的青少年运动竞技节目《运动不一样3》，以全新升级的内容和形式，将竞技体育和网络游戏结合在一起，引导青少年参与到全民运动中来，成为收视热点和网络热门话题。

《运动不一样3》设有“应战吧冠军”“超能标杆赛”“三方抢位赛”“终极对决”四个环节，前两个侧重向运动名将请教，后两个则侧重于团队竞技的配合。其中，又以“应战吧冠军”最吸引人眼球。在这个环节中，青少年选手将挑战体操、蹦床、击剑、羽毛球、田径等多路世界冠军。邢傲伟、史冬鹏、郑洁、郭跃等体育名将，不仅会做出“榜样展示”，传授体育运动专业知识，还将按规则增加“冠军难度”应对孩子们的挑战。比如史冬鹏要在“泡沫障眼法”下跨栏；邢傲伟要挑战1.8米的“最强跳马”，并必须落点在一个半米见方的区域内。

除了向冠军请教、挑战冠军，节目还结合青少年的力量和技能，设定了考验策略制订、团结协作和智力分析等的趣味挑战。如与时间赛跑的“穿越大风车”考验敏捷度和反应力，“算数插旗”考察计算能力、集中力与爆发力……这些精心设计的项目不仅调动了孩子们参与运动的积板性，更让孩子在运动中学会了不畏挫折，团结合作，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精神。

(摘编自《青少年体育节目可以更有趣》，《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4月6日)

与庄子和屈原一起飞翔

朱以撒

①商丘是一座文化古镇，历史上产生过许多杰出的文化名人，他们曾经在文化领域创造过辉煌。深秋，在商丘的土地上走动，抬眼便可望见脱光绿叶的枝条。这时便可以看到挂在树杈上的一个个空巢。巢的主人都往南方过冬去了，它们有着矫健的翅膀，随着时节的转凉，毅然起飞，抛弃当时辛劳筑就的巢。巢无法跟着飞翔，随着黄叶落尽而暴露无遗，秋风秋雨扑击着它，空巢就日渐一日地残破了。

②这时我想起商丘的一个古人———庄子。庄子和远行的鸟一样，善于飞翔。

③我接触庄子的文字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把他的作品和老子、孔子、孟子、韩非子的作品比较起来读。老子的文字词约义丰，简练过了头，就让人恍兮惚兮一时摸不着头脑；孔子的文字要比前者生动一些，有的形象性足以令读者倾倒；孟子学说虽说是孔学的发展，但在描述上走向更精美细腻的刻画；至于韩非子的文字，善以寓言出手，挥洒轻松里，笑后颇寻思。我一直觉得这些文字如与庄子的文采相比，毫无疑问是素了些。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只大鸟如何地飞翔。

④飞翔的庄子是因为他极少牵绊，以至于他的思绪上九天下九渊无所不达。他的笔墨华章，我一直以为是梦境行程中的记录，那么窈兮冥兮，总是染上一层梦幻般的色彩，创造出超现实的幻觉氛围来。读他的《逍遥游》，首句突兀而起：“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啧啧，真让人叫绝。那时候的人，自然属性那么浓郁，科学的利器离他们那么遥远，却居然生出这样的浪漫情调。

⑤像庄子这般心灵善飞的人，是那个善于表现的时代的硕果。那个时代是“百家争鸣”、思想之花竞相绽放的时代。庄子是那时的一首诗，一首自由磅礴灵气冲天的长诗。庄子异于常人，他的笔墨里，不时就出现一系列怪状错落的意象，姑射山神人、浑沌、水、镜，都成了超时空的象征，这是常人难以理喻的。

⑥在我记住庄子的这个深秋，也记起了屈原。从生命的状态上说，屈原也算是一个能够飞翔的人。由于这个相似之处，放在一起比较才更有兴味。

⑦不同的是屈原不象庄子飞翔得那般轻松自如，他的牵挂太沉重了，他的心灵带着镣铐在飞，短暂的忘忧之后，又是深深的痛苦。后人看得比较痛心的是他对昏聩的楚怀王的痴迷和幻想，在他眼里，楚怀王、楚山楚水楚民都是连为一体的。屈原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肩住那已经走向衰败的楚国车轮子。可是谁来顾念他那逝水流年呢？

⑧屈原是在远离朝廷后开始心灵飞翔的，洞庭、沅水、辰阳、溆浦、湘水还有汨罗江，那时是这么地水天相接或地广人稀，他的心境变得阔大起来。朝廷是回不去的，思路却异常发达和奇诡，他的腕下涌现出许多神灵仙人、虬龙鸾凤、香草美人。他让自己也生活在这个由自己想象编织成的意象世界里，自己也能饮朝露、食落英，浑身佩带着江蓠、辟芷、芰荷、芙蓉，散发着清香，宛若神仙一般。这个时候，应该是屈原最快乐的时候，他远离了龌龊，亲近了美好，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

⑨如果说庄子的处世有一种怡然自得和自由不羁的平民气味，那么屈原的处世则很有几分英雄主义的色彩。

⑩庄子和屈原是那个时节令人瞩目的人物，又是耐得住今人慢慢咀嚼的。而今人翅膀上牵绊越来越多了，浪漫地飞翔真有些为难。因为，那种岁月深处的古典浪漫已经被现代的潮水浸湿了翅羽，成了一道遥远的梦影。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打开书本，随便一瞥就能望得见《逍遥游》和《离骚》，不由自主地，心回到那久远的神秘里，和他们一道飞翔。

（摘自《庄子文化》）

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史料出发。与传统儒家哲学研究有所不同，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过去研究儒家哲学，史料范围一般是《周易》经传、四书系统以及历代哲学家文集等。研究儒家生态哲学。史料范围必须扩展到《尚书》《春秋》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周礼》《仪礼》《札记》、二十四史等。两汉时期除董仲舒、王充外还需扩展到郑玄经学，何休《春秋》公羊学、《白虎通》等。对于宋明时期哲学家如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黄宗羲、戴震、王夫之等，则须从生态的视角作出新的理解。例如，朱熹的“豁然贯通”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神秘主义直觉，但是现在放在生态视角下去理解，它就是对人与自然、物理与人心的联系性的领悟。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哲学受西方哲学范式的制约，后者对中国哲学具有“预言”性，即采用哪种西方哲学作为方法论，哪种西方哲学的结论就会在中国哲学中得到“发现”。采用生态范式的研究如何避免这种现象，使得儒家生态哲学具有“中国”特点，与当代西方生态哲学开展深度对话，成为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难题。为此，须采取“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视界移置融合的诠释法”两种新方法。

“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的目标是显示概念、命题或思想在原语境状态下的意义，从而回归到儒家哲学本身，即从根源出发，确立儒家生态哲学的话语体系。这种方法要求尽量摆脱各种方法论框架的影响。以呈现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凸显儒家生态哲学的特点，为建立生态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中国哲学研究大体是笛卡尔以后主客对立的思维框架。生态哲学研究应把材料置于固有的语境之下进行理解。以朱熹生态哲学为例来说，可采用这样的步骤逐步还原其原貌：由哲学至理学(狭义的)、由理学至道学(包括心学)、由道学至经学、由经学至儒学，这样可以不失其特点地展示诸子哲学的内容。前述“豁然贯通”就是语境还原的结论。

诠释学在西方一直存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其进行了新的发展。伽达默尔继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认为“理解”也是“对话”，是理解者和被理解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真理即产生于这一融合过程。诠释学对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是“视界的移置融合”。古人有生态体会，但其关注的重心或者说他们的“视界”并不一定就在生态。孟子以牛山之木容易被毁来说明人心善性培养的不易，他的“视界”在性善论。可是，他借用的例子表明他对于林木的生态性生长也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可以把“视界”离开性善论，而注视于生态论，从而发现孟子的生态思想。这便是视界的移置融合。

(摘编自乔清举《儒家生态学的史料与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