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湖北的竹子

龙应台

五月初回到欧洲的家。孩子们争相报告季节的消息：“快点来看，妈妈，竹子开花了，好漂亮！”

竹子开花了？

放下行囊，我们走向花园西角的竹丛。啊，真的开满了花穗，鼓胀地包在红褐色的苞瓣里。我摸摸那仍旧滑绿的竹杆，发现地上已经落了一圈枯干卷起的竹叶。

孩子们不可置信地听我的解释：怎么会，怎么会呢？这竹子怎么会开了花就死？

我也不明白。竹子不是每九十年或一百二十年才开花死亡吗？这丛与玫瑰比邻的竹子才来我们家三年，来时还是一丛年纪轻轻的嫩竹。

翻看前两天的报纸，完全没有预料到，一翻开就是竹子的新闻：欧洲竹子全面开花，濒临死亡。

原来欧洲的竹林来自一根竹子。1907年，英国人威尔进从中国湖北用船运了一株竹子回到英国，并且以他钟爱的女儿之名为竹子取名：Muriel。原本无竹的欧洲从此就有了竹子。德国大约就有五百万丛竹子分散在大大小小的花园里头，在九十年后的今天，默默地开了花。

千万丛的竹子，在我驻足凝视的此刻，点点滴滴绽开了花穗；每一粒花穗里埋藏着种子，每一粒种子里埋藏着时间，回走的时间里埋藏着1907年湖北的土壤和雨水。谁又能向我解释所谓基因的哲学意义？三年前我自园丁手中买下的嫩竹，虽然年纪极轻，虽然竹叶新绿，竹杆初挺，但是它已经承继了1907年以来的岁月，一日亦不稍减。即使是昨日培植而成的新枝，今天也已到了开花的时辰。原来每一粒种子里不只埋藏着过去，还隐藏着未来。

剪下几枝竹花，插在瓶里，放在案头。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声音随着风飘进来，使五月的春光明媚又增加了天真烂漫的欢快。孩子与竹花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关系；让我在这竹花前坐上几分钟，我可以听见极其细微的遥远的声音。

 1907年的中国。五月，黄花岗之役失败；六月，七女湖之役失败。七月，徐锡麟、秋瑾在安庆起事，壮烈牺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庆革命的蒋梦麟没去安庆却到了日本：“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绩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客……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

蒋梦麟“孤零霉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07年的蒋氏正值二十二岁，但是他的眼泪有几岁？往回走，1904年有日俄战争，1900年有八国联军，1895年是甲午战争，1885年，蒋氏出生的一年，是中法战争。蒋氏在上野公园所流的眼泪，无数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流过，是感时忧国的眼泪。那些眼泪，原来早就埋藏在他出生当日的啼哭里。或者更老：1874年日军犯台、1860 年英法联军陷北京、1840年鸦片战争……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蒋梦麟、鲁迅、秋瑾等流下的眼泪其实那样苍老。

也是1907年，二十六岁的台湾人林献堂在日本奈良遇见梁启超。闽南语与广东话不能沟通，两人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新，不知如何可以？”梁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

不，当然不是偶然的。台湾林家的优秀子弟和来自广东的进步分子会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发抒共同的感叹，诚非偶然。他们的感叹里深深埋藏了背后整个世纪的痛苦和挣扎。

星移物换，我们走到一个世纪的尽头，和蒋梦麟、鲁迅、林献堂、粱启超仍是同一个世纪。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北京、上海来的，那台北、台南来的，走在纽约、东京、墨尔本的街上。当他们在某一个公园里独自流下眼泪时，那世纪末的眼泪是否早已深埋了世纪初的淡淡的轨迹？

所谓基因啊，不过是文化和历史的宿命吧。

世纪末的时辰到了，千千万万丛竹子同时开花，死亡。但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称为死亡？花穗中蹦出种子，种子落在肥厚的土壤中，将衍生出另一片千千万万的葱绿竹丛，在另一个世纪之初始。

死亡，竟是新生。那么文化和历史的所谓宿命，当新的种子落下，新的思想抽芽，难道宿命所埋藏的不也是民族的新生吗？

街上，孩子的欢声不断。

永远的巴金

［王蒙］

在这个星空之夜，巴金走了。

如果设想一下近百年来最受欢迎和影响最大的一部长篇小说，我想应该是巴金的《家》。

而等到我自己迷于阅读的时候，我宁愿读《灭亡》和《新生》，因为这两本书里写了革命，哪怕是幻想中的革命，写了牺牲，写了被压迫者的苦难和统治者的罪恶。我也读过巴金写的与译的《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还有《寒夜》《憩园》等等，我深深感到了巴金的热烈的情思，哪怕这种情是用无望的寒冷色调来表现的。甚至在他晚年以后，他写什么都是那样的充沛、细密、水滴石穿，火灼心肺。巴金的书永远像火炬一样地燃烧，巴金的心永远为青春、为爱、为人民而淌血。

作为一个作家他太老实，太朴实无华，对不起，我要说是太呆气啦。

他在关于《家》的文字中一次又一次地书写：“青春是美丽的。”所以他特别痛恨那些戕害青年、压迫人性、敌视文学艺术、维护封建道统的顽固派。他看到了太多的不应该不幸的人却遭到了不幸，他充满了感情的郁积。

巴金的作品其实一向直言不讳，拥护什么，同情什么，反对什么，都清晰强烈。一个爱国主义，一个人道主义，是他终身的信仰——这是他在迎接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说的。他甚至于讲得有点极端，因为在另一个场合他曾经说自己不是文学家，他拿起笔来只是为了呼唤光明与驱逐黑暗。他喜欢在高尔基的作品中描写过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有一个英雄叫丹柯，他为了率领人们走出黑暗的树林，他掏出了自己的心脏，作为火炬，照亮了夜路。所以他一辈子说是要把心交给读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一个用心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写作，来做人的人。所以提起历史教训来他永远是念念于心，他太了解历史的代价了，他不希望看到历史的曲折重演。在他的倡议下，世界一流的现代文学馆终于建成了，这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的丰碑，也永远是巴金老人的纪念馆。没有巴金就没有现代文学馆。他还想纪念与记住一些远为沉重的东西，那样的记忆已经凝固在他的晚年巨著《随想录》里，把记忆和反思镌刻在人们的心底了。

“我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但是我并不悲观，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在他年老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说。他像老母鸡一样地用自己的翅膀庇护着年轻人。他与女儿李小林主编的《收获》本身就是勤于耕耘、勇于创新、尊重传统、推举新秀的园地。“要多写，要多写一点……”他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在他还能行动的时候，每次我去看望他，他老人家总要边叮嘱边站立着……走出房门相送，而当我紧张劝阻的时候，他与女儿小林都解释说他也需要活动活动。我们握手，他的手常常冰凉，小林说他的习惯是体温维持较低，然而他的心永远火烫。他不怎么笑，有时候想说两句笑话，如说到张洁的一篇荒诞讽刺小说，但是他的神情仍然认真而且苦涩、无奈。他总是那样诚实、谦虚、质朴、无私。他永远踏踏实实地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他提倡讲真话提倡了一生，却遭到过诋毁，曰：“真话不等于真理”，倒像是假话更接近真理。现在，这种雄辩的嚼舌已经不怎么行时了，巴金的矗立是真诚的真实的与真挚的文学对于假大空伪文学的胜出。

想一想他，我们刚刚有一点懈怠轻狂，迅速变成了汗流浃背。

（有删节）

凤凰一去不复返

赵川

好些年前，我跟亲戚开了一辆大车，穿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沙漠地带，进入亚里桑那州，再绕道内华达州，看过各种奇怪的人类不宜生存的地貌──那样子，我们以为快要到达火星了。然而，穿过一大片亲戚称之为鸟不生蛋的荒凉地方，最后我们突然就抵达了车水马龙、灯火通明的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对于去过的人已不必细述。对于没去过的，你就想象吧。它像一个普及版的欲望幻象，在购物商厦到处开花的今天，其实已不那么令人惊诧。那里有包裹了大量赌博设施而搭起的威尼斯水城、埃及金字塔墓道，那里要热带有热带，要未来世界有未来世界。但是，种种舞台布景似的主题景观，堆砌起来，不是为了传递文明，也不是出于景仰之心。山寨版的奇观和异域情调是欲望的景观，让人们陡增自信，打开了胃口和征服欲。同时，它们也是项混淆视听的基础工作，将声名狼藉的赌，藏匿在游乐的花花表皮之下。盖在原本印第安人土地上的拉斯维加斯，骨子里的真正文明是赌业，其他大都只是晃动起来的贩售幌子，而且绝对是美式快餐口味。

去年金秋十月我在湘西，因为靠得近，与几个朋友去了趟凤凰古城。车从怀化一路开去，在青绿的山色树影间，山水重叠，层层叠叠，蜿蜒而进。那样的路途算不上辛苦，但也有些远离尘烟的感觉。在那个下午的汽车颠簸中，有关“边城”的种种描述，总像是要在下一个山路拐角后面，陡然落为现实。

然而早已成了“景点”的凤凰出现时，却让人像从内华达沙漠一下子冲进了拉斯维加斯。那晚下着雨，一排排灯红酒绿的食肆商铺，忙碌吃喝的游客，做各种兜售的商贩，着急却又堵在那里的汽车，沈从文家乡的旧事，在那种现场里当然无从着落。后来，落脚的一家腾姓苗家的姑娘跟我讲，当地人多数以出租房子为业，闲着几乎都在搓麻将。如果这时上天有一只手，同时揭开当地人家的屋顶，可以看到家家几乎都在玩着“围城”的游戏。我倒并不是因为凤凰的人都在搓麻将，才将它与拉斯维加斯并提，而是看到这小城，终于人声鼎沸地突兀在万山丛里，煞是奇观。它极尽所能，描红画绿，形态夸张，硬生生山寨了自己，为的是能够便利当场消费。

晚一些，酒吧街上夜店的巨大霓虹灯幌子洋气十足，成排耸起在山前，倒映在沱江里，看起来美轮美奂。想起伊拉克朋友讲，巴格达城边上的底格里斯河，平日里也就是一般的秀美，那阵子美军夜夜来轰炸，爆炸时腾空而起的焰火，倒映在河里，她说那景象也有人欣赏的，那些夜景图片网上便能找到。凤凰城酒吧街每晚发出震耳欲聋的强劲节奏，声声如雷，想必也震动着对岸不远处坡上沈从文的墓石和尘土。

其实，隔了几月，我几乎忘了那个因“市场”了、空间拥挤、甚是无趣的凤凰“古城”。但春节从一位朋友那儿，随手翻到本讲中国重要旅游景观的书，翻到介绍凤凰，那里仍刊印着沈从文的旧话：“若从一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寻找，当可有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一个名为‘镇竿’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里，安顿下三五千人口……”看看书里，再没有那地方的其他“真相”，我心里有点儿无名恼火。

那天离开凤凰，在道口塞了个把小时的车，看到沿了山叠了江，成片新的“古城”楼盘正整齐地向城外挺进。招商或正开始，商机已经到来。拉斯维加斯也是文化搭台，商业唱戏。回到我生活的城市，哪儿不都不容争辩地在日新月异？也是在春节里，读到拉贾·舍哈德在《漫步巴勒斯坦》中讲，以色列在西岸山上的开发，“永远摧毁了贫瘠土地和丰饶居民区之间的戏剧性对比，正是这种对比规定了圣城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作为人类文明面对荒野的最后边区，耶路撒冷的独特性就于此”。是呀，沈从文先生，如今让我们怎么还能理解那些经济之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