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长期以来，中国流行的几乎所有法学理论教科书都把法律上的“义务”解释为国家通过法律强加给法律主体的负担和不利。这种对“义务”做出的负价值定位是武断的，因为根据自然法学传统，法律上的义务并不能由国家随意规定，而是源自于自然法的义务，即源于道德义务。源自于道德义务的法律义务是远比“权利”重要得多的正价值概念。

②与“义务”一语准确对应的概念是“应当”。“应当”是一个表达精神现象的用语，是指社会群体对某种行为的看法——正确的且必须的。当社会群体用“应当”这一概念把某主体同某行为具体联系起来时，就意味着，该主体负有作（或不作）某行为的义务。义务就是主体作（或不作）某行为的应当性。

③“应当”并不是社会群体随意的看法，而是群体的每一个个体成员依据自身的良心体验形成的对外界行为的看法。一个人在外地听说自己的爷爷生病了，他的第一感受就是“我应当回去照顾爷爷！”这里的“应当”完全产生于主体自我良心的内省式要求。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由自我良心自发地产生这种原始的义务要求。但是，如果某A比较另类，在听说爷爷生病之后毫无反应、沉迷于各种娱乐活动，与其相处的群体其他成员就会告 他：“你应当回去照顾爷爷！”群体成员对A提出的“应当”，就是赋予A一项义务。社会群体成员们之所以对 A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该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从自我经历的爷爷生病时的良心感受出发认为：回去照顾爷爷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④人类社会实践中，在国家这种组织出现之前很久，社会群体成员就通过对一个一个行为的评价形成规定道德义务的道德规则。由于社会群体成员绝大多数人的良心、理性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以至相似，   ，     ，即能形成基本共识。譬如，对于杀人行为、盗窃行为，人们一致认为“不应当做”；对于赡养老人、抚养孩子行为，人们一致认为“应当做”，等等。人们用语言将这些共同判断表述出来，就形成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口口相传的道德规则：不应当杀人，不应当盗窃，应当赡养老人，应当抚养孩子，等等。人类社会通过道德规则向社会每一个个体成员提出道德义务要求，使每个个体成员赋有道德义务。

⑤人类社会的道德规则包括4个不同层次的规则：禁止损他类规则；倡导利他类规则；劝导自善类规则；引导入圣类规则。其中以不应当杀人、不应当放火、不应当抢劫等规则为 主要内容的禁止损他类规则最为重要，它们通常被认为是道德底线规则。这类规则赋予每一个体的道德义务是必须履行的。履行这类义务是维系人类最低限度文明、保持社会最低限度秩序的要求。换句话说，没有对这类义务的履行，人类就会处于丛林状态。所以说，义务是人类文明维系之根。

⑥道德规则自身并不具有保证规则赋予的义务得到履行的手段，以致一旦有人违反上述底线道德规则赋予的义务，道德规则自身并无有效应对手段。为了确保人们履行底线道德规则赋予每一个体的义务，人们将道德底线规则加以强化、改造：在底线道德的每一具体义务性规则之后附加针对违反义务的制裁规则，并由一定的社会权威机构对这些制裁规定加以执行，这就使道德底线规则演变为法律规则。

⑦人类超越野蛮状态跨入文明门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引导。人类在进入文明状态之前相当长时间内就形成了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的习惯法。在国家组织形成之后相当长时间里，国家作为执行制裁的权威机构，其适用的仍然是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的习惯法。只是在国家适用习惯法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由国家组织将习惯法成文化的做法，以致最初的成文法主要源自于习惯法，其义务规定部分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

⑧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农耕文明时代法律规则的义务规定部分主要来自于底线道德义务规则，但是，由于农耕文明各国普遍实行全权君主制度，君主拥有立法权，这使君主代表的国家立法很容易在法律中混入大量的不合理、不适当的义务设定。从农耕文明国家立法到商工文明国家立法都存在大量的国家片面强加给民众的限制。我们把这种国家武力基础上的强制视为“伪义务”。我们不能把“伪义务”视为义务本体，不能因伪义务的存在而否定义务的真正价值。

材料一：

近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简称“中制协”）法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明确将浙江卫视《美人私房菜》被停播归结为“制作方没有购买收视数据，结果这个一直在全国排名前5 的优质播出平台，一夜间掉到了第22名”，并进而声讨“收视率俨然成为评价中国电视剧优劣的唯一标准。收视高不论真假就可以领奖杯、拿奖金，获得高收益、高赞誉；否则便一败涂地。”

这份声明对收视率造假黑手的痛揭并未止于此，而是进一步揭示了 “黑产业链”各个环节都是“共谋”的事实。据调查，目前购买收视率的价格已攀升至每集30万至50万元人民币。以全国排行前20家卫视频道每年播出13000集电视剧计，全年有40多亿人民币被这股黑势力非法窃取。

(摘自2016年1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二 ：

近日，中制协发表声明表示，针对我国电视剧市场上购买、播出电视剧业务中存在的收视率造假假象，将坚决打击造假行为，努力打造电视剧播出新环境。

收视率调查原本是为广告商向电视台投放广告服务的，并非电视节目优劣的评价标准。但是在我国，一些电视台广告部为争夺广告资源，开始收视率造假行为，之后愈演愈烈。

(摘自201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电视剧收视率作假现象由来已久，主管部门多次开会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但收效甚微，该现象依然呈不断蔓延之势。

本着“打铁先要自身硬”的原则，中制协在《关于坚决抵制收视率作假的自律承诺书》中说:今后凡我会会员单位参与收视率作假，一经查实立即列入企业信用黑名单，通报全行业。情节严重者依据协会章程给予开除会籍处分，并报告政府主管部门，建议取消其电视剧经营制作资质。承诺书要求全体会员坚决与收视率作假现象作斗争，有责任向法务委员会提供线索和证据，全力配合调查。与会的会员单位均表示响应协会倡导，并在这份承诺书上签了字。

中制协会长尤小刚表示，“我们也同时希望，国家尽快建立收视率调查的大数据系统，采用统一的、合理的、有效的收视率调查方式，让中国电视剧制作者能一门心思地提高电视剧的质量，真正让电视剧用质量说话!”

(摘自2017年1月4日《光明日报》）

材料四：

收视率仅仅是一项效果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多少人看了某节目或频道、看了多长时间等情况。然而，除节目本身因素外，收视率还受时段、编排等因素的影响，仅凭收视率高低无法判断节目质量优劣。况且，观众的观看感受多样复杂，收视率的冰冷数字无法判断观众是“身心愉悦”还是“边看边骂”。其实，业界对收视率能否真实可信地反映电视台和电视节目收视情况的质疑由来已久。收视率造假一事只是再次提醒我们，不应将收视率当成判定电视台和电视节目优劣的唯一标准，业界亟须出台更专业、科学的电视评价体系，引入多方面的评价机制，在收视统计领域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更多的收视统计机构加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维护客观公正的收视评价体系，建设科学完善的评价机制。

收视率造假的问题关键不只在收视率这个衡量标准本身，还在于电视从业者的态度。电视行业片面追求收视率的不良风气，导致明星价格虚高、内容同质化、审美价值取向低俗等问题屡见不鲜，已经伤及电视产业的肌理。与其饮鸠止渴，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不惜破坏行业规范，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钻空子进行收视率造假上，电视从业者不如潜心研究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在市场容量下降的情况下开拓综艺节目、电影和网络剧等新空间，提高好剧、好节目的收看效率。

(摘自2017年1月25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