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的建立是法家学说在实践上的成功。比较而言，秦国的改革在当时各国中进行得相对较晚，但却最彻底。东方的齐国改革较早，在春秋中期齐桓公的时候就开始，所以国家较早强盛起来。晋国、郑国在春秋时期也进行了政治改革。但是，在所有诸候国家的改革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改革像秦国的改革那样系统和彻底，那样具有革命性。为什么较早改革的国家没有较晚改革的国家成功，先驱者反而被后来者战胜？这曾经是一个历史之谜。我们认为谜底可能有三：一是改革越早历史包袱越重，受到的阻力越大，越不容易彻底；二是改革越晚可借鉴的经验教训越多；三是有了系统化改革理论的指导。在社会变革时代，在外部环境你死我活的条件下，法家学说是走向成功的理论利器。

秦帝国建立以后，继续推行了先前的法家政策，几乎把法家学说发挥到极致。秦帝国的君臣们没有理由改变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因为过去的经验已然证明法家学说的成功。也正因如此，秦帝国时期焚书坑儒，

确定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基本国策。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秦帝国做出了统一文字、修驰道、筑长城、建宫殿、抗击匈奴等前无古人的事业。所有这一切都在帝国建立后十几年时间内完成，政治、经济的建设成果令人叹为观止！正因如此，秦始皇信心满满地向世人宣布他的赢姓帝国将传承千秋万代。

然而事情的结局出人意料。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匹夫群起响应，庞大的帝国大厦轰然坍塌，秦帝国存在了不到二十年光景便灰飞烟灭，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人们彷徨困惑：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这是困惑汉初思想家的难题。人们最初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求真务实、富国强兵有错？但事实无情，答案摆在那里，不容置疑。错在哪里？痛定思痛，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反思，终于得出了答案。西汉前期贾谊的《过秦论》是这一政治反思的理论结晶。顾名思义，《过秦论》的宗旨就是论述秦帝国错在哪里，为什么错。贾谊告诫人们，打天下和守天下策略不同，打天下需要法家学说和孙子兵法，守天下法家的学说不行，它激化社会矛盾，是亡家亡国之学！

为什么法家之学是亡家亡国之学？贾谊的回答并不彻底，他还没有看到后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带来的社会长治久安。为了揭开秦帝国成败的真相，在《秦帝国政治模式分析》一文中，我们采用政治模型分析的方法，归纳总结了秦帝国的政治环境条件、秦帝国政治模型的要素、秦帝国政治模型的效应，得出了两个层面的结论。第一个层面是具体的，指出秦帝国的一统强化了法家政治意识，这导致了极端的权力专断，极端的权力专断引致双重效果：行政的高效率与政局的不稳定。大规模工程建设的完成是行政高效率的体现，国家的迅速崩溃是政局不稳定的恶果，而这一切的直接原因是国家的统一，间接根源是法家学说。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得出了第二个层面的抽象结论：政治意识的唯物化与国家的富强成正比，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成反比。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经验事实。

（摘编自张荣明《中华国学》）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经常两度出现。令后人惊叹不已的是，历史竟可以有如此之多的相似处。有的相似只是外在形式，有的则是因为同一或类似的本质规律在起作用的原故。之所以应该重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正在于中国近百年来的许多规律、因素、传统、力量等等，直到今天还在起着重要作用。

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如果没有韦石之变或当时全军北伐，太平天国革命本可成功。如果慈禧和袁世凯都短寿早死，辛亥前后的局面恐怕也将很不一样。然而即使那样，在有着数千年封建重压而又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要迈进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富强，也决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笔直平坦。所以，太平天国尽可挥戈直下北京，但仍脱不掉农民战争历史规律的制约，而终于没有全力去打，也正是由这一规律所支配，是眼界狭隘，满足既得胜利，停滞、腐化、分裂、争权夺利等等封建的东西必然浮现的结果。谭嗣同不去找袁世凯，袁世凯不去告密，情况确乎将有不同，但改良派软弱无力，最终只好依靠封建势力，而封建反动派决不会轻易容许变法改良，在新旧势力悬殊的关键时刻，“有维新之名”的政客、军阀必然背叛，如此等等，又是必然的。可见，一切个人的素质、性格、教养，事件的偶然、巧合，骤变，尽管可以造成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严重影响，远非无足轻重，但如果与这历史必然的途程比较而言，也就相对次要了。从《资政新篇》和改良派“向西方学习”，要求实行近代化以来，一百年过去了。对几代人是如此漫长的苦难历程，在历史却不过是一瞬。然而，为了使曲折的瞬间尽可能缩短一些，则个人或偶然就有其极为重要的意义，必然论所以不是宿命论，客观历史规律所以要与主动创造历史相统一，关键也在这里。历史的偶然一瞬间可以是一代人的几十年。从而通过种种偶然去理解和把握必然，促使偶然更多地和更充分地体现历史前进的必然，就应该是一件很重要的学习任务，也应该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首要课题。偶然与必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哲学的最高范畴，如同它们也是艺术和生活中的最高哲学范畴一样。

偶然不仅是必然的表现形式，而且还是它的“补充”，也就是说，并非每一偶然都一定是必然的体现。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也应注意各种不同性质的偶然，它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和对必然的影响和关系，这样历史才能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所创造的历史，而不是些呆板的公式和枯燥的规律，也才不是宿命论或自由意志论。但是，思想史和政治史毕竟有所不同，如果说，政治史更多是在大量的事件、人物活动和各种机遇中展现出历史规律和阶级斗争的必然和偶然，思想史则将以更直接更赤裸也更枯燥的逻辑形式来表现出必然。非必然性的许多东西，从人物的生平活动，直到某些不相干的思想、学术，以及思想本身无关宏旨的某些细节的探讨考证，等等，都可以摈除在描写论述之外。黑格尔曾认为，哲学史和政治史相反，在后者中，个人的品格、天赋、气质的特性是行动和事件的主体；在哲学史中，则完全不是这样，无个人特性可言的思维本身才是历史的创造性的主体。除掉其唯心主义，黑格尔这观点是正确和深刻的。

（选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