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对联

米兰

冬日里总是有些寂廖的。一场小雪过后，情形有些改变，“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文人的古意相跟着来了，再念及王子猷雪夜访戴之雅意，便起身拿了围巾和手套下楼，推上自行车出门——去漏月轩看看吧，又是六个月过去了，“翰墨因缘旧，烟云供养宜”^①，老先生以行楷笔法书写在自家门上的红对联褪尽颜色了吧？那字儿还能瞧出些眉目来吗？

外面的世界依旧熙熙攘攘。路两边灌木丛上残雪点点，像一朵一朵洁白的莲花。骑着自行车猛蹬几步，转往鹤伴二路。

与郭连贻相识十年，在他始终平静如水的表情里，跌宕人生消失无形，我每每感觉流离时光背后，他那不着一才的隐士之风发载而来的大气象。得其沾溉既久，我的性情业也随之多了些天高云淡，再不喜铿锵之音，更愿意聆听对面坐着的人，无言传递过来的那些话。亦由此，当丙申年春花开过、先生“走”了之后，面对铺天盖地的纪念文章，我保持着沉默。我以为面对极具个人色彩的一位乡贤而不作个性化的表达，是不太有趣的，信手而来的溢美之词对他也是不够尊重的。郭连贻生前抑或明白，他眼前这位“米兰女史”依稀仿佛与他的灵或有些微相通之处吧。别人看到的，他的笔默文章，就在那里，我也看，只是对此未曾作过只言片语，想起来也是惆怅。

郭连贻的村庄就在印台山脚下，周围植有大片果木，每年春天花开时节，踏春的人接踵而至，人声嘈嘈，全然不见他当年为生产队看守果园时的那份清静。郭连胎长子郭宪明犹记得小学时代，每天放学后跑进果园，扔掉书包，拿起父亲尤头上的书，《契诃夫小说选）或者《聊斋志异》，随便哪一本都是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屋前一架丝瓜，几只蝈蝈飞来瓜架上支支叫着；雨天里坐在门口听雨声，着黄黄的些瓜花落满一地，望着父亲穿着蓑衣，从朦胧雨中的小道上走来……”在郭宪明笔下，果园里的童年就是这么美好。只有一点，每天被父亲规定着写十张大仿，实在是额外的负担，端的不如在果园里跑来跑去，偷偷摘个果子吃好玩。每年春节前，庄邻乡亲拿着红纸来让父亲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不到除夕不作买，令人烦不胜烦，写一手好字有什么用，自找麻烦。写一手好字有什么用？当郭宪明自己悟到答案的时候，老大徒悲，，悔之已晚。人生的季节哪能颠倒呢。

丙申年十月十五之夜，据说是六十八年来月亮最大最圆的一次。那天晚上，我在鹤伴二路明丽的清辉里散着步，想象郭家院子里那片青青翠竹飒飒有声，像青年郭连胎风樯阵马，下笔疾走。我觉得他一定还有想说的话没说，把它们留在什么地方了。郭连贻一生磨难并不是我能会意的，对于他的书法艺术，我一个外行更无资格做高低品评。老先生一点一刻横竖撇捺，在我眼里加此天真稚拙，所谓“儿童乃成人之父”，先生下笔复归本真，其中的缘由与秘密藏匿于岁月深处，无形滋渥，无由言表。想至此，仍是惆怅。

雪后初睛的景色很不错，印台山北麓雪光闪闪。薄雪覆盖的麦田扩展了视野，成群的麻雀在行道树上明喳觅食。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生风，呼与吸凝成的白雾团团向后飘去。用不了一刻钟，就能再次见识郭家那片竹林了，那可是北方院落少有的景致。以前每次去，老先生都会站在门口迎着，我们也不拿自己当外人，像回家一样踏进门去。这次我一个人悄悄地去，只是因为想念。我谁也不打扰。甚至他家后面那座文昌阁楼顶上古老的青瓦以及瓦缝间漂亮的松花，我也不打算再拍照，看看就走。

郭连贻家在碎楼村街最北端。六月份的时候我来过一次，看到两扇门上各粘了一张小小的白纸，盖住了对联末尾那个字，翰墨因缘、烟云供养，郭连贻的影子在淡红的对联里沉默不语。我对着门拍了一张照片，记录下那一刻我内心的悲伤。半年后再次过来，门上纸张已然残破，颜色已然褪尽。忽然想起雷恩·寇伯音乐特辑《心灵秘境》中的一首“暗夜”：当夕阳西沉，路易斯岛上的石头送走的不是光明，而是迎来满满一屋子的宁静……翰墨因缘旧，烟云供养宜。

可是郭连贻已经沉寂到了远方，只把一副对联留在门上，等着远远近近过来看他的人。

（选自2018年第4期《北方文学》，有删改）

（注）①翰墨因缘旧，烟云供养宜：清朝书法家伊秉绶所撰伊姓宗祠通用联，意为与笔墨结缘，受云烟之洗涤。

孤独的普希金

肖复兴

来上海许多次，没有去岳阳路看过一次普希金的铜像。忙或懒，都是托词，只能说对普希金缺乏虔诚。似乎对比南京路、淮海路，这里可去可不去。

这次来上海，住在复兴中路，与岳阳路只一步之遥。推窗望去，普希金的铜像即收眼底。大概是缘分，非让我在这个美好而难忘的季节与普希金相逢，心中便涌出普希金许多明丽的诗句，春水一般荡漾。

其实，大多上海人对他冷漠得很，匆匆忙忙从他身旁川流不息地上班、下班，看都不看他一眼，好像他不过是身旁的水泥电杆一样。提起他来，甚至说不出他哪怕一句短短的诗。

普希金离人们太遥远了。于是，人们绕过他，到前面不远的静安寺买时髦的衣装，到旁边的教育会堂舞厅跳舞，到身后的酒吧间捧起高脚酒杯……

当晚，我和朋友去拜谒普希金。铜像四周竟然了无一人，散步的、谈情说爱的，都不愿到这里来。月光如水，清冷地洒在普希金的头顶。由于石砌的底座过高，普希金的头像显得有些小。我想，更不会有人痴情而耐心地抬酸了脖颈，如我们一样仰视普希金那一双忧郁的眼睛了。

此时，教育会堂舞厅中音乐四起，爵士鼓响得惊心动魄。红男绿女进进出出，缠绵得像糖稀软成一团，偏偏没有人向普希金瞥一眼。

我很替普希金难过。我想起曾经去过的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在普希金铜像旁，即便是雨雪飘飞的日子，那里也会有人凭吊。那一年我去时，正淅淅沥沥下着雨，铜像下依然摆满鲜花，花朵上沾满雨珠，宛若凄清的泪水。有人在悄悄背诵着普希金的诗句，那诗句也如同沾上雨珠，无比温馨湿润，让人沉浸在一种美好的诗的意境中。

而这一个夜晚，没有雨丝、没有鲜花，普希金铜像下，只有我和朋友两人。普希金只属于我们。

第二天白天，我特意注意这里，除了几位老人打拳，几个小孩玩耍，没有人注意普希金。铜像孤零零地立在格外灿烂的阳光下。

朋友告诉我，这尊塑像已是第三次塑造了。第一尊毁于日军侵华的战火中，第二尊毁于我们自己手中。莫斯科的普希金青铜塑像屹立在那里半个多世纪安然无恙，我们的普希金铜像却在短短的时间内连遭劫难。

在普希金铜像附近住着一位老翻译家，一辈子专门翻译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亲眼目睹普希金的铜像被红卫兵用绳子拉倒，内心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地震。有人劝他搬家，避免触目伤怀，老人却一直坚持守在普希金的身旁，度过他的残烛之年。

老翻译家或许能给孤独的普希金些许安慰。许多人忘记了当初是如何用自己的手毁掉了美好的事物，当然更不会珍惜美好的失而复得。而年轻人漠视那段悲惨的历史，只沉浸在金庸或琼瑶的故事书里，哪里会有老翻译家那份深厚的情怀，涌动老翻译家那般刻骨铭心的思绪?据说残酷的沙皇读了普希金的诗还曾讲过这样的话：“谢谢普希金，他的诗触发了善良的感情!”而我们却不容忍普希金，不是把他推倒，便是把他孤零零地抛在街头。

我忽然想起普希金曾经对于春天的诅咒——

啊，春天，春天，

你的出现对我是多么沉重

……

还是给我飞旋的风雪吧，

我要漫长的冬天的幽暗。

有几人能如老翻译家那样理解普希金呢?过去成了一页轻轻揭去的日历，眼前难以抵挡春日的诱惑，谁还愿意去在凛冽风雪中洗涤自己的灵魂呢?

离开上海的那天下午，我邀上朋友再一次来到普希金的铜像旁。阳光很好，碎金子一般缀满普希金的脸庞。真好，这一次普希金不再孤独，身旁的石凳上正坐着一个外乡人。我为遇到知音而兴奋，跑过去一看，失望透顶。他手中拿着计算器正在算账，很投入，他的额头渗出细细的汗珠。

再到普希金像的正面，我的心像被猫抓一般难受。石座底部刻有“普希金(1799—1837)”字样，偏偏“金”字被黄粉笔涂满。莫非人们只识得普希金中的“金”字?

我们静静地坐在普希金塑像旁的石凳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阳光和微风在无声流泻。

我们望着普希金，普希金也望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