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诗书礼乐到钟鼎彝器，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素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一谈及传统建筑，多数人不是一脸茫然，便是心怀遗憾。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本就不多，往往还被岁月剥去了光彩，有几分“土里土气”，相形之下，欧洲古建筑遍地开花，如风光片里古堡的坚固伟岸、教堂的华丽炫酷，让人如何与之一较高下？此言差矣。

以中西古建筑最显著的对比，即材料上的土木和砖石为例。乍看之下，木质建筑简朴，易朽，扁平，似乎很难与巍峨高耸的石头教堂一争高下。有人把这归咎于古人的技术不行或材料短缺。但事实上，中华大地并不缺石材，古代冶金技术世界领先，石料开采加工的器具也更先进。同时，老祖宗们并非完全不用石料修筑，譬如陵墓，在他们看来，才是该用石头堆砌的。而从秦汉陵墓的空间布局、工程结构之精炒来看，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砖石建筑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因此，对于砖石建筑，古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像中国传统绘画对散点透视的情有独钟一样，形式和质料上的偏好，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

追根溯源，审美偏好的出发点，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欧洲建筑多以石砌，呈竖向耸立之势，以求“飞升天国”的不朽。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基本是横平舒展，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在中国古人心中，石头冰冷坚硬，缺乏生气，太过疏离自然，至于寻常起居，则一定要置身于“生生之气”的土木之中，以求“天人合一”的居住理想。

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绘画之，雕刻之，咏叹之，幕写之，以图将其打造为“高大上”的永恒纪念碑。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就不这么看了；文字才是千古之承载，不朽之盛事。相比于文字上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实用主义”态度。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在传统文化里，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即便建筑，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自然生灭。儒家倡导“卑宫室”，往往把“大兴土木”等同于“劳民伤财”，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

纵观世界历史，宗教信仰对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至关重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这样的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只能是为神而非为人服务的。中国则不然，“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连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渐渐演变为以殿堂为重，似乎暗示着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营造佛国净土；中国的重楼式佛塔，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逐层登临更显亲近；到后来竟至“此心即佛”，已无需以建筑或其他物质的渲染来吸引信徒了。

由此观之，中国古建筑的貌不惊人其来有自，完全不必妾自菲薄。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

(节选自周飞亚《建筑的“中国脸”与“中国心”》)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礼仪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华夏文明持续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这种文明载体的独到之处就是把仪式和精神融为一体，使之成为系统的礼仪，而祭祀又成为中华礼仪文明的重要方面。

考古发现，山顶洞人已经形成了祭祀礼仪、祭祀文化和图腾观念。古代先民早期的祭祀对象十分广泛，包括天地、日月、星辰、四季、风雨、山林、江海，都是自然神。祭祀的对象都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紧密相关。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农耕国家，因此从事农业生产的先民们就懂得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对于能左右农业生产的自然力和自然神，如天神、地神、社神、稷神、风神、雨神、农神、蚕神等是敬重的；对于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中国的先民们是感激的，是要回报的。这里除了包含一些神话色彩外，更多地体现了支配中国先民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体现，代表了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内涵。

到了西周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宗法制度的完善，祭祀活动逐漸转移到以人为对象，包括人文始祖、本族祖先、古圣先贤。这种祭祀的对象后来扩大到诸子百家、各行各业的祖师爷。

早在周朝，周礼就被分为五礼，即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和凶礼。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汉唐宋金元明清诸代的正史都把祭祀郊天、朝日、夕月、风师、雨师、方丘、杜稷、山川、籍田、先蚕、天子宗庙、先代帝王、孔子祠、太公庙等列入吉礼。《光绪顺天府志·祠祀》则将古代吉礼中的祭祀历代帝王庙、先师孔子庙、先医庙，以及关帝庙、文昌帝君庙、都城隍庙、东岳庙、真武庙、火神庙、玉泉山龙神庙、雨神庙、风神庙、云神庙、雷神庙等列入祠祀的范畴，皆为常祀，遣官致祭。而佛教的“寺”和道教的“观”，《光绪顺天府志》不载入祀典之列。

中国古代凡国家各种祭祀，皆属于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机构，而综于礼部或兵部等，属于官祀。“列入祀典、遣官致祭”的官祀，用通俗的话表达即国家“公祭”。这种“公祭”又分为大祀、中祀、小祀、群祀，由于祭祀者的身份不同，又分为帝王亲祀、摄祀、代祀、遣官致祭、常祀和非通祀。如果再配以祭器、祭乐和适当的仪式，便构成了完整的祭祀文化了。坛庙是中国古代祭祀的场所。祭祀的形式与坛庙的规制也是礼仪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坛的主要作用是祭祀自然界的天地百神，拥有天下的帝王应该祭祀百神，他率领百官对天地日月社稷风云雨雷岳镇海渎表示敬畏、祈祷、感恩、报恩，为天下百姓祈求天地日月社稷风云雨雷岳镇海渎降福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江山永固。“庙”在先秦时的本意指太庙、祖庙、家庙、诸神庙，是祭祀祖先、前代贤哲、正神的祠庙和神庙。

（有删改）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言简意宏、掷地有声的名言，被后儒尊为“横渠四句”，其作者，正是北宋张载。张载，横渠人，世称横渠先生。

《礼记·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学者之事，最紧要的就是识仁求仁，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

“仁者，人也”（《中庸》），张载创造性地批判和吸收佛学，创立以气论哲学为基础的关学学派，并以此参与奠基理学，这是“为往圣继绝学”，目的也正是“为天地立心”，挺立天地中人的精神，重建国人的心灵世界。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儒者立志，须令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或少数君子安身立命，有如此气象乃是“为生民立命”。

张载哲学思想最受推崇的是“民胞物与”的博大情怀。“民胞物与”是张载在《西铭》一文中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与我、物与人，同生天地之间，皆秉天地之性，所以，每个人都应当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西铭》的价值正在于对人的精神家园即立命之地做了全面而生动的描绘。

宋代理学家普遍认为，尧、舜、文、武、孔、孟所传圣人之道，自孟子之后便学绝道丧了，他们的使命就是努力续接和开拓这个道统。张载反复强调“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为学者要以圣人为目标，如此气象乃是“为往圣继绝学”。

继承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儒家的创新往往是在创造性的继承中完成的。后世弘扬横渠之学最为有力的王夫之就明言，张载思想学说中有不少内容是“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不言”的。

吕大钧等在老师张载的指导下发起实施的《吕氏乡约》，便是关学“经世致用”精神的表现，也是关学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突出体现。伦理道德规范是乡规民约的核心，西周就有这种思想了，但一直没有用文字将其系统表现出来，而制度必须成文才可能行之广泛。《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乡贤领导地方民众主持和起草的乡民公约法则，被后世尊为中国乡约之祖，影响极大，各时代仿照《吕氏乡约》的乡规民约很多，甚至还被传到朝鲜、日本等国。

程子说过：“王者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这是对历史的针砭，也是对现实的指引。后来朱熹说得更清楚：“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不仅要重建心灵秩序，还要重建社会政治秩序，以圣人之道引领天下，实现有序、永续发展，如此气象乃是“为万世开太平”。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说“为天地立心”是“己立”“己达”，那么，“为生民立命”就是“立人”“达人”，这是空间维度的推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是在不忘本来中为中华乃至人类开辟未来，这是时间维度的推扩。如此一纵一横，方能可大可久。

（摘自肖伟光《读史：张载及其“横渠四句”》）

目前关于数宇经济最权威的定义是6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该倡议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 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一书认为，数字经济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数据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 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数字素养成为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新要求； 供给和需求的界限日益模糊； 人类社会、网络世界和物理世界日益融合。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近年来之所以突飞猛进，至2016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主要是因为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了数字技术与传统经济的创新融合。马化腾指出，对于数字经济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国家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摘编自牛禄清《数字经济革命》）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会催生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继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腾讯研究院《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2017）报告》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在2016年大致带来280万新增就业，占2016年全年新增就业人口的21%。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迈向2035：4亿数字经济就业的未来》报告中，用下图显示对2015-2035年中国数宇经济的规模、渗透率以及就业容量做出的测算和预计：

（摘编自纪雯雯《数字经济与未来的工作》）

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 数字红利》预测，中国目前55%-77%的就业岗位容易在未来因技能含量低而被取代，印度的比例为43%一69%，经合组织国家为57%。可见，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技术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将一直持续。数字经济对就业的现实挑战还表现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各阶层之间的数宇鸿沟（数宇基础设施、软硬件环境、数字素养层面的差异） 有扩大化趋势。另外，原有的国民经济和就业统计体系、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产业就业政策以及经济社会保障体制已经难以造应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

（摘编自牛禄清《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