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边

朱以撒

春潮带雨，暮色渐渐压了下来，这条从夹峙的两山间穿出的江流，越发显得急了起来。

我坐在高高的岸上，闲看流水浮动着泡沫，捱搡着枯木朽株向前。没有航标的江流，它一以贯之的流动只是惯性的作用，或直前，或转弯，就看两岸的笔直或者弯曲。我不太愿意乘船外出，缘于不愿投身于激流的颠簸之中，在岸边的时光静止着，以不变观万变。

自然之岸成形的巧妙非人工可比。常常是两边高耸的巨石相接，断岸千尺，江流无法逾越，这使许多巨石成为规划江流走向的标志。这些巨石是上苍安放停当的，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的面貌。我们听说的变与不变，就是从某一种物来证实的。岸正是不变之物。如同易变的一样，我看到了岸边的树林，那是一片杂树林，种类繁多，长相迥异。挺拔者接收了大量的阳光云霓，横撑者占据了大量的湿气，而更多的则是斜的、歪的，暮色中更暴露了随意和无人管束的野性。现在我居住的城市已经不用这类杂树绿化了，树的品种明显得到了改良，种在两边街道，更不至东歪西倒。每过一段，有园林工人持电动剪刀前来，修剪伸出的枝桠。远远看去，是无数把一律朝天的乒乓球拍。这和岸边野生的形态，是一种极不相称的悖反生长规律。树的种植，原本就是为这个平庸无奇的城市增添天然之趣的，生机被不断地压抑着，如果观者在深夜被惊醒，一定心存惋惜——这些横生出来的原始生态，传递着自然气息的前锋，被刀斧手们扼杀了。

分辨两种事物或现象的差别，简易的办法，那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不动的岸与永动的江流，启迪了人最原始的认识——动与静、行与止、存在与流逝。千百年间有过许多不动的东西，岸就是最突出的一种。这种无从飘流的物质，嵌在一个位置上，几乎就是永生。消耗极少，变化无多。可靠，就是由这种不动而生发出信赖。岸边坐定，坐享入眼的动荡之美而不须耗费自己的能量，即便多年之后，在许多江流由盛而竭，再也寻不到当年的簇拥之势，我们要寻找屹立不移之岸，还是轻而易举。

暮色苍茫的岸上，可以眺望到遥远星星点点的灯火，只是耳边一片静寂。没有被人开发成景点的岸是寂寥清冷的。幽暗使岸变得绵长而朦胧，只有下面的江流在泛动着寒光，即将穿过灯红酒绿的都市。不可移易的岸，有点像一个世代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家族，最终对这个城市的评价就是无声。爱品头论足的倒是那些外来者，夸张地比划着一些皮相的感受，好像他们太了解这个城市的原委了。那些知根知底的人躲着记者的镜头：“不讲不讲。”再说讲了也没用。这和岸的冷峻有相通之处。我们喜欢用长江大河来比喻某一种行进中的气势，同时包含这种气势下发出的咄咄逼人的煽动声响。人间有什么像江流这样，由涓滴而积聚，脱离岸的规划，变得动荡不安不可收拾呢？那就是记忆中各种典型的飞流激荡。潮水浸湿了每一个边角，触目的都是冲刷留下的伤痕。我们形容“泛滥”，说明已经无法捉控了。人被冲撞着，失去了站稳的根底，许多人性的本质也在这些潮水中翻开着，让人吃惊地看到绝然相反的部分。失去了秩序的日子除了让人不习惯之外，也打破了那些平民只想规矩木讷过好日子的美梦。当变动幅度远远超出他们具有的生活经验，于是茫然无措，甚至恐慌起来。我不喜欢“席卷”这个词，席卷意味着残酷的深度——没有谁可以幸免。许多良好的初衷，并没有因展开获得良好的结局，我的判断就是——在汹涌流动的过程中，许多变质的成分恣肆地膨胀起来了。

许多的岸继续它的沉默和稳固，让许多的飘零过眼，成为虚无。与之相反的是越来越多带着探险气味的举动刺激着我们的心灵。对此，我只是旁观，绝无仿效之意。从不动的长城上飞车的好手、从不动的雪山攀援的学生，有的就一去不回头了。没想到有人还在赞赏着这种精神，不痛惜脱离了精神的肉体开裂。许多静止中观察的迹象表明，流动的确能引起关注和喝采，可是千万谨慎，生命宛如一件易碎的陶器，持抱不紧，比生命刚硬的东西四处皆是。

我倾向的是，如岸一般静止不动中，它的美感更易持守久远。

（《岸边》有删改）

从自卑亭往上走

王跃文

岳麓山脚有自卑亭，始建于清康熙年间。“自卑”二字典出《中庸》：“君子之道譬如远行，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意思是说君子修身立德，好比长途跋涉，必须由近及远；又好比登临高山，必须自下而上。自卑亭原处登山要道，欲上岳麓必过此亭。

世人知有岳麓山的，必知岳麓书院；知有岳麓书院的，必知书院门联。湘人历来也颇好以此联夸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从自卑亭的谦恭笃实，到岳麓书院的踌躇满志，相距不过一箭之遥。湘人的狂傲，似乎不屑掩饰。又因外人对门联中的发语词“惟”字误读，似乎湘人真是自大。

湘楚自古固多狂士，而真狂士应是狂而不妄。那位“凤歌笑孔丘”的楚狂接舆籍贯本无详考，不妨把他认作湖湘第一位狂士。不管是孔门圣经《论语》，还是颇有些抑孔的《庄子》，里面写到的这位狂人都可敬可爱。他看破世道沦落，方才隐而不仕，佯作狂狷，笑讽夫子。这位狂士孤高超尘，一直被有些史乘奥典尊为神仙。

楚狂接舆之后，湘楚大地代有狂士。只不过后来的狂士们，多不甘于林泉寂寞，而是抱负鸿鹄青云之志。同为楚地狂士，风骨襟怀颇为异殊，与自卑亭西的岳麓书院大概深有渊源。岳麓书院草创于唐而盛大于宋，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当年与之齐名的白鹿洞书院、嵩山书院、应天书院如今仅存残垣，只有岳麓书院仍薪火相承。一座文脉千年不绝的书院，自会出狷介高古的狂士。遍访岳麓书院旧联古碑，自会知晓历代诸多狂士的掌故。晚清与岳麓书院有关的狂士尤多，从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到王先谦、郭嵩焘，他们身上无不带有狂狷之风。孔子有道：“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些狂狷湘人，虽讲究用行舍藏，可他们最重的心念却是行而不是藏。晚清以来家国天下多危难，容不得湖湘的真学子们扮隐士。近代登高振臂多湘人，应者影从遍天下。

岳麓书院虽地处湖湘一隅，而其学统流布超越三湘四水，气接华夏九州。正如清代山长罗典亲撰长联所言：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王闿运虽无岳麓书院游学经历，而此处与他曾经主持过的衡山书院实为气脉相通。岳麓书院有一名联趣闻，后人多把它附会在王闿运身上。说的是王闿运曾去江浙讲学，颇受当地读书人轻慢。江浙千古繁华，文人骚客向来自负。王闿运恰恰其貌不扬，苏杭士人仙裾飘逸，对他很有些不敬。于是，王闿运撰联高挂堂上：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江浙士子见了，再也不敢孟浪。咸丰年间，王闿运曾为权臣肃顺幕宾。一日咸丰读到肃顺的折子，惊叹其文采，问是何人所草。肃顺奏对：“湖南举人王闿运。”咸丰问：“为何不给他官做？”肃顺说：“此人非衣貂不肯仕。”咸丰说：“可以赏貂！”王闿运因会试不第仍是布衣，而依制只有入了翰林方可衣貂。只因皇上偶然宠幸而赐官，王闿运仍耻于出仕，傲骨可见一斑。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王闿运应邀出任国史馆长兼总统顾问，不久他便看出自己尴尬之境，作联道：顾我则笑，问道于盲。联嵌“顾问”二字，明里自嘲，实则狂傲。他调侃袁世凯的对联更是有趣：民犹此也，国犹此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袁世凯为独夫，而将“民国总统”暗嵌于联讥讽之，非王闿运这等狂士不敢为。后人多以王闿运助袁世凯称帝而诟病之，自然无人敢替他辩白。然而狂士谋国心鲁性直，书生用世难免迂阔，终不能笼统以一己之私而论之。

自岳麓书院援木依藤而上，沿路可见许多高冢大墓。从黄兴、蔡锷到陈天华、禹之谟，许多近代仁人志士都长眠于此。累累墓葬装订成册，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湘人之狂，狂在遇事多不惧死。埋葬于此的陈天华愤恨蹈海，只为警醒国人自救自强。陈天华之前欲以身死醒国的湘人，还有葬在浏阳的谭嗣同。谭嗣同、陈天华他们在俗人看来，不但是狂，几近于癫和傻。禹之谟墓不太起眼，位于半山腰之小径旁，几乎快要没于芜草。这位湘人竟敢在清廷眼皮底下聚集长沙民众公祭反清志士陈天华，今人观之简直胆大包天！禹之谟之不畏死亦近于狂，而当时的长沙民众更是义薄云天。蔡锷之墓规模宏大，庄严肃穆，配享墓庐。蔡锷将军为了讨袁拔剑南天，以一隅而抗天下，自言明知无望，亦不为争胜利，只为争四万万同胞之人格。这等义举，非有狂气，断不敢为。

登岳麓山必经自卑亭，而自卑亭的精神实为岳麓山的根柢。岳麓书院固然有许多大气磅礴的联语，也更有诸如“实事求是”等朴真至性的箴言。自古湖湘狂士无不从“自卑”而入门径，又以“敢为人先”、“经世致用”而纵横天地。没有狂气，不成湘人；只知狂傲，亦非真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