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读，已有不少学者、批评家一再提出。可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拿时势说，我们无时无刻不面对大量蜂拥而来的碎片化资讯，如何保持稳定心态，清醒接受，就是个难题。而从事教学、研究的人，在一些量化评价标准之下，要是如尼采提倡的那样“缓慢地取得”，恐怕得做好舍弃许多实际利益的准备——你很可能被快速奔跑的其他人所抛弃。

障碍也来自认识上的误区。譬如说，有些人可能认为从事理论工作，把握宏大的文学、历史问题才是重要事务，仔细阅读、分析，属于次等级的雕虫小技。理论和文本细读的对立其实是一种伪对立。正如英国文艺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指出的，那些杰出的理论家无一不是“仔细的读者”。确实，读他们的理论著作，会深刻体会到他们对某一文化脉络的经典作品的熟悉，和他们在解读这些作品上的细致和深入。这一点，古今中外优秀理论家概莫能外。

慢读这个说法容易被理解为专指阅读速度，其实可以说速度只是个前提，更重要的是阅读者的心态与方法。不要过分执着于你事先设定的目标；开放你的情怀、心智以对待将要面对的世界；通过磋商、辩驳、思考和接纳获益，并将这一收获加入你阅读的记忆库中。

相较于普通读者，慢读更是对专业读者的要求。一个人长期阅读会自然形成记忆库。由于文学与特定政治、社会、经济、哲学等相连，记忆库里这方面相关的外缘性知识储备不可或缺。但文学也有自身的经验、模式、成规的历史，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在主题、情节、语言上的关系，作品细节背后的原型、模式、成规，以及如何从事物表象看出象征意涵，凡此种种，需要调动记忆的辨认能力和联想能力。因此，有效的阅读者不仅要有历史文化视野，也要对文学各文类的特质、它们的演变脉络、它们带有原点或准则性的经典文本形态，具有超越普通读者的深入理解和把握。达到这一目标没有速成的路好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慢读——作为一种方式，作为一种阅读能力——将是一辈子的事情。

（摘编自洪子诚《谈谈慢读传统》，《人民日报》2019年1月16日）

西方传统节日万圣节的气息颇为浓烈，在不少学校、商场、超市里，万圣节早就预热了。尤其是一些小学校和幼儿园，家长早早买了南瓜用来做雕刻，孩子们更是兴奋不已。想必接下来的平安夜、圣诞节也是每年学校的重头戏——洋节崇拜成了另一种“时尚”，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真是要仔细掂量掂量轻重了。

节，表面是庆祝或祭祀，实则是以仪式来强调和重复精神特质。因此，节日包含了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的要素，其形成依赖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政治、文化等因素。

从这个角度说，洋节崇拜是有着其自身局限性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节日于商业宣传，之后经过层层包装，嫁接成为一个“节日”。这首先就丧失了人的主体性，将自己的生活娱乐交付给了商业行为。更为深层次的局限在于，多数人消费了表面的节日，只复制过来一个“南瓜头”的形式，忽视了、也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实质层面的文化底蕴。看似是“过节”，实际只是在娱乐罢了。

辩证地看待洋节崇拜，也许结论就不会这么逆耳。首先，过洋节是世界经济破壁发展文化跨区融合的产物，唯有开放的、发达的城市和国家，才有可能不斜视、至少是允许其他文化形式的存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56个民族能够和谐发展，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有示范意义的。其次，即便是过洋节，我们也更应该关注其对美德的强调，而不仅仅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吃个苹果，转过身后仍然我行我素。而更为关键的是，在崇拜洋节的同时，我们是否过好了我们自己的节日呢？除了吃吃喝喝，打打麻将，传统节日敲黑板强调的精神特质，我们传承好了吗？可以说，坚守传统节日是一种从容的生活态度，是一个触及精神层面的厚重的仪式，更显露着充分的文化自信，一旦我们舍弃了这沉甸甸的传统文化，而去对洋节洋文化趋之若鹜，才真的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话，写于抗战胜利时期后。今日我们的文化自信，有着更为铿锵有力的理由：除了悠久的历史根基，我们还拥有坚实稳健的发展现实，这提供了成就的根基；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依旧灿烂辉煌，更是说明中国找到了符合自己文化传统的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制度根基。

放着底蕴深厚的传统节日而不顾，只是在商业宣传的鼓动下迷恋洋节，甚至在幼儿园、小学的课堂上崇拜洋节，真真是没掂量好分量，比较对轻重。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于个人生活是如此，于学校教育、社会风气更是如此。

（选自《光明日报》，作者李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