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微笑曲线，即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是IT产业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在1992年为了“再造宏碁”提出的理论。

材料二：

几乎全球每生产十部智能手机中就有一部由昆山制造，全世界每两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一台产自昆山。当前昆山正围绕“强芯亮屏”大做文章，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往高端走，使“老树开花”花更艳。

友达光电昆山有限公司，是目前全省单体投资量最大的外资项目。2017年，昆山友达光电更是成功研制出针对笔记本电脑的超薄超轻液晶面板，不仅在清晰度和厚度上做到了极致，还能比传统面板省电40%。友达光电还拥有一条可以将电视与电竞电脑大型屏幕的“清”与“薄”演绎到极致的生产线。在手机上，虽然目前市面上还是以带边框为主，但友达昆山2017年全部出货都是无边框的手机屏幕。据了解，某款曾引起轰动的国产品牌的全面屏手机采用的屏幕正是来自友达光电。

曾经的“缺芯少屏”一直是昆山信息产业创新的薄弱环节。2017年9月21日，昆山与中科曙光签约，中科院安全可控信息技术产业合作项目花落昆山高新区，首期建设年产100万台的安全可控服务器自动化生产线，给昆山集成电路产业链补上重要一环。这个基地形成了中国第一条智能无人工厂，自主创新研制的处理器将用于高性能服务器中，为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提供支持。同时为昆山补上电子信息产业“缺芯”短板。

（节选自2018年11月 《现代快报》，有删改）

材料三：

连续多年位列全国百强县榜单之首的江苏昆山，如今已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县域经济中的“模范生”、“领头羊”。其经济总量高达3500亿，相当于西部宁夏一个省份的GDP，与福建厦门、贵州贵阳、河南洛阳等知名城市的总量相当。人均GDP达21万多元，已超过张家港、常熟等苏州市的其它强县。

早在30年前，昆山还是一个血吸虫猖狂的农业县，甚至在苏州6县中屡屡排名老末。虽坐拥临近上海、苏州的地缘优势，当时昆山人却有着安于现状的想法。

1984年至1988年，国务院批准在我国沿海12个城市设立14个国家级开发区。昆山作为农业县，自然不在此列。但苦于昆山“穷”到叮当响现状的昆山领导层，硬是在外界不解的目光中，出乎意料地在昆山自辟一块地，拉起了自费建设开发区的大旗。这一举动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此后，昆山人在一片蛙声阵阵的农田上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开发区建设，拆迁、修路、建厂，一个个项目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开发区所有的建设都是自掏腰包。“富规划，穷开发”，这是当时开发区对外喊出的口号。

其背景是，那时候的沿海经济开发区，均有国家成亿投资。但蹉跎多年的昆山人，要不来这钱，也不愿等下去。在没有国家投资扶助的情况下，昆山县政府通过自筹、贷款、征收土地开发费等途径，筹集了1200多万元。最终，昆山的首创精神和务实作风得到了认可，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级开发区。如今，这个开发区在中国国家级开发区综合实力评比中位列第四，世界500强有20多家在开发区兴办项目。不仅如此，它也成为拉动昆山经济腾飞的最重要的“龙头”。

而如今，昆山面临的新时代命题是：怎么使高质量发展在昆山落地？

从“高速度”到“高质量”，昆山正处在新一轮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昆山正力争在全国率先建成具备县域特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昆山科创中心，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人才创新创业首选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节选自2018年7月《人民网》，有删改）

材料一：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主要有三类：物理类、数字类和生物类。物理方面的技术大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由于这些技术看得见摸得着，最容易被人们所了解：无人驾驶交通工具、3D打印、高级机器人、新材料。

数字革命正在彻底改变个人与机构之间的互动与协作方式。比如，常被称作“已分配分类账”的区块链就是一种十分安全的交易协议。在区块链中，任何交易在获得记录与批准之前，都必须先由一组电脑进行集体核查。区块链采用的技术无须寻找保管人或中央分类账等中立部门作为中介，通过促成互不认识（没有信任基础）的人进行协作，从而建立信用。从本质而言，区块链是一种可共享、可编程、安全、可信的分类账，任何单一用户都无法控制它，但是所有人都能监督它。

生物领域尤其是基因方面，近年来，从一开始的降低基因测序成本和难度到最近的基因激活与基因编辑，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随着计算能力的提高，科学家们再也不需要反复试错，他们可以直接测试特定的基因变异会引起哪些症状和疾病。下一步是合成生物学的发展。通过编写DNA（脱氧核糖核酸），合成生物学将赋予我们定制有机体的能力。暂不考虑这一做法可能引发的深刻伦理问题，这些技术进步不论是对于医药、农业还是生物燃料的生产，都将产生深远而直接的影响。

（编选自《中国经济导报》2018.09）

材料二：

第四次工业革命重构人们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也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大部分简单问题正逐步被人工智能解决，大部分非创意性的工作将会被人工智能所代替。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越来越走向综合，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多学科、多领域大跨度、深层次的交叉渗透和跨界融合，复杂问题越来越凸显。在这种背景下，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在工业时代，这种能力通过反复、标准的专业训练就可以实现。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简单问题已经被智能技术过滤掉，复杂问题成为真正的考验，解决复杂问题成为创意创新创业活动的常态。进入21世纪，我们更要强调能力问题，因此要打造“能力为重”的教育。我们的学生既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知识，也要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摘编自《杨宗凯：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人才面临哪些挑战?》2018.10）

材料三：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除了进一步补短板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制度建设谋远略。首先是要建立新技术应用的社会预见机制。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背后的选择涉及伦理问题、涉及价值观念的问题，有些技术甚至可能涉及巨大的社会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需要有一种社会预见的机制，来探讨这些技术未来的发展有哪些可能的选择，这些选择背后的社会影响是什么。

第二个关键叫作同步设计。我们应该吸取前几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其他国家的教训，把很多对于伦理道德的思考，对于社会风险的分析，以及对社会影响的分析，在技术系统设计过程中就提前考虑进去。

还有一点，就是适应性治理。当我们的很多科技创新发展面临风险时怎么办?如网约车、共享单车等。如果简单行事，一下子从政策和制度上把企业卡住，风险是没有了，但技术创新也无从谈起。对于这些新兴产业，一方面需要鼓励创新，鼓励其健康发展；但另一方面对其产生的各种风险、对社会不利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有效的规制。

（编选自薛澜《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中国准备好了吗》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