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确立文化自觉观念正逐步成为国人的共识。一般来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基础部分，哲学的发展对于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我认为文化的自觉必先做到哲学的自觉。

②哲学    没有华丽的外表和富贵的身份，    因其追求朴实的真理和阐发深邃的思想而散发出迷人的光辉。哲学与时代水乳交融，任何哲学都不能脱离它所处的时代，任何时代都不能缺少哲学的精神境界。哲学是时代的窗口，是一种社会生活。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所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③高品质的人生不能没有哲思的陪伴，健全的社会不能没有哲学理念的导引。哲学是思想者的事业，哲学是行动者的头脑，哲学是社会的灵魂。哲学离不开火热的生活，也离不开冷静潜心的探索。学习和研究哲学需要耐得住寂寞。哲学徜徉在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理想与现实之间。它既超越神学的虚幻思辨，又突破具体科学的实证局限。人们在哲学思考中究古今之变，穷天人之理，寻精神家园。在哲学园地，一代又一代学子和哲人默默耕耘、无怨无悔、上下求索。哲学也有自我放逐或被边缘的时候，也有魅力消减或深陷尴尬的时候。然而，哲学只要与时代同行，与生活为伍，与思想同伴，它的价值和魅力就会永驻。

④哲学家是社会中独特的思者和智者，他们为社会奉献的是思想和智慧。哲学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例如，有的哲学家把“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痛苦的难以承受的怜悯之心”当作自己的精神动力。我们面对的世界充满矛盾，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现代化进程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许多传统价值观念被颠覆，而新的信仰和价值观念未能确立；到处都呼唤人文关怀和诚信，可现实中却又充斥着冷漠和欺诈；倡导以公平正义理念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却与悬殊的贫富差距和城乡鸿沟并存；急功近利的发展换来了自然环境的破坏。哲学家需要面对现实。一些学者不满哲学的现状，发出了“哲学究竟离我们有多远”的疑问，并呼唤哲学回归现实生活。当代哲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拯救社会，拯救信仰，拯救诚信，已经成为自己的重要使命。

⑤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思想事件，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民族、国家和政党。新中国成立伊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成为人们解析中国国情、激发攻坚克难精神的重要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典范***哲学思想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哲学名篇为人们耳熟能详。在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岁月，“学哲学用哲学”的倡议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念得到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得到系统解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各国各时代哲学发展历程的著述蔚为大观。

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哲学研究筚路蓝缕、启发民智、锐意创新，对纷繁复杂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富有现实感的哲学解答，反映了时代发展进程中的价值诉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功不可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以哲学语言表达的改革号角。改革的哲学与哲学的改革相伴而行，改革开放为哲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中国的哲学学者们面对现实的社会和现实的人，审视和反思现实问题，探讨实践哲学、价值哲学、主体性哲学、人的哲学，深切关注人的地位、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人的解放、人的幸福；他们以开放的胸怀面向世界，充分吸纳世界文明成果，重视对外国哲学名著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他们尊重历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深入开掘中国传统学术典籍中的哲学思想；他们以哲学的方式反思时代，促进科学认识与价值目标的融合，提升理论研究的现实维度，实现学术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⑦我们处在文化发展多样化的时代，应该继续坚持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化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在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在思想文化、道德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等方面，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和回答各种挑战和问题。

（选自2011年10月2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邂逅霍金

自从《时间简史》在中国翻译出版后，知道霍金的人越来越多。青年学人争读《时间简史》，一时颇有洛阳纸贵之势。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一则太忙，二则有自知之明，未必看得懂。但我对霍金以高度残疾之身能写出如此经典著作的精神和业绩，却是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我知道霍金是剑桥大学的，想不到在来剑桥的第二周就见到了他。

7月15日下午，一位青年朋友约我一起去那家有百年历史的ORCHARD（果园）茶室，走过剑河边时他告诉我，傍晚霍金常在这里散步，有时可以遇见他。于是霍金成了我们的话题，我问这位学西方哲学的博士生是否看过《时间简史》，他说看过，但也没有看完。这使我颇感自慰，我的选择看来是明智的。

六时半，当我们从茶室回家又经过剑河边时，忽然我见到前面缓缓驶来一辆轮椅车，上面坐的正是霍金——和以前在照片上见到的完全一样。

车驶近了，我却呆滞了，是敬仰，是震惊，是凝视，是沉思；都是，或许都不是——在他经过我身边的那段时间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目送着他静静地过去。

这是一个弱小的身躯，稍向右侧倾斜地靠在——或者说是被安放在——轮椅车背上。除了他的目光，似乎见不到他有其他动作。他的目光显得异①hū寻常，可以看成极度冷漠，也可以视为显示着超常的魅力。我想走上前去，又下意识地摸着照相机，但我既没有移步，也没有拍照，连拍一下他的背影的念头也很快被自己否定了。

或许是霍金独特的形象震②hàn了我。对于这样一位随时面对逼近的死神却依然像超人那样奋斗的人，对他的任何干扰都是一种罪恶，更不用说任何好奇的举动或过分的热情表现。

或许是周围的人感染了我。当霍金经过时，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毫无异样，就连照料他的老护士也不靠近他的轮椅，只是默默地跟随着，大家都尊重他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生存权利。

霍金的轮椅渐渐消失了，就像路上无数过往的行人一样。

霍金是不幸的，他在风华正茂时遭遇了罕见的疾病，要不，凭着他的才华和毅力，他完全能为人类作出更杰出的贡献。

霍金是幸运的，他生活在一个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的时代，他也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要不，他如何能完成他的著作，如何能继续他的生命和工作？他的轮椅上装满了大大小小的机械和电脑，他的身前就有显示屏和特殊的键盘，这是IBM公司专为他设计制造的，所以他才能自如地操纵轮椅，才能传达自己的思维，才能延续他的生命。

我更庆幸霍金生活在剑桥，他完全可以像常人一样生活，不必随时面对镜头、鲜花、握手和掌声，不用应付集会、宴请、报告和表彰，因为大家都懂得个人的价值和时间的可贵。

愿霍金在平静中度过他不平凡的一生，更愿世界上其他“霍金”能像他那样幸运。

王羲之创作的《兰亭集序》被盛赞为“天下第一行书”，不仅因为整幅作品精美绝伦，更因这篇手书序文中，字字独具风采，同字异写更是变化无穷，其中二十个“之”字无一雷同，竞有谚语“之字最多无一似”流传。

分布在原帖中的二十个“之”字，因语境、句式和书写布局呈现出的不同笔法、空间结构和内在韵味，究竟是书法家对艺术创作原则的主动遵循，还是临场发挥随机的、自然的结果，历来众说纷纭。我们姑且将此争论放在一旁，单从结果上看，《兰亭序》中二十个形态各异的“之”字，客观上贡献了书法创作上从形式到内容层出不穷的新意，王羲之对书法变革的贡献，是书法家“内生”（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革命性的变化”）变革的典范。他十二岁经父亲传授笔法，“语有大纲，即有所悟”，先师从卫铄（卫夫人）学习书法，之后博采众家之长，正书师法钟繇，草书师法张芝，最终做到了“真书胜钟，草故减张…增损古法，裁成今体”，开辟了书法艺术的新天地。这种艺术革新，首先是跳出了当时的窠臼，引领了书法体式上的“革命性”发展。王羲之将行楷二体向前推进，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使其便捷易识，在继承钟繇楷书古朴精简、张芝草书数意兼包的基础上大胆变化，完美兼顾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以一种全新的文字书写体式形成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笔法观念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更是对传统程式进行大胆变革，以不断变化的手法和笔态，避免千篇一律，做到随类赋形，因势生形，字字相生，而面对同样的一个字，则照顾其所处环境、位置，保持该字独立个性的同时，做到与周围和谐统一。《兰亭集序》中二十个神态各异的“之”字，就是这种笔法的代表性应用。

人们谈及创新，往往更多着眼于“发展”（即质变）的结果，而忽略“增长”（即量变）的前提，王羲之的书法创新则是量变基础上水到渠成的结果。古语“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说的是汉代著名书法家张芝，在水塘边上练习书法，天长日久，洗笔竞把整个水池洗黑，后人称之为“墨池”。《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这种态度，可以视作王氏对增长型“量变”的肯定。“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现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具有相关语义的“笔秃千管”“秃笔成冢”等成语流传甚广，也说明书法家群体对量变积累的集体重视。

在临池水墨的基础上，王羲之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做法，是对同时代书法技艺、要素进行的重新组合。伴随其阅历的增长，特别是看到李斯的《峰山碑》、蔡邕的三体石经、张旭的《华岳碑》以及钟繇的《宣示帖》真迹后，王羲之遂改变初学，博采众长的同时，尝试另辟蹊径，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

（摘编自王枫《之字最多无一似》，《光明日报》2018年12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