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眼

高鹏程

（1）在鄞州参观博物馆，同行的一位女诗人站在正在熨烫西服的红帮裁缝雕塑前，装作要帮他熨衣服的样子。老裁缝慈眉善目，年轻的女诗人衣袂飘飘，笑靥如花。初夏的阳光正好从背面穿过来，均匀地涂抹在他们的眉梢、眼角以及等待熨烫的衣物上，那一瞬间的画面，让人忽然想起了一个词：熨帖。的确，在那样的场景里，这是一个再恰切不过的词了。

（2）记得之前参观一家金银彩绣的博物馆时，主人指着墙壁上的一幅大尺幅的作品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曾经拿过某个国家级的大奖。据说是由10余位技艺娴熟的绣娘历时三年才得以完成。相对那些展出的绣品，我更喜欢看正在刺绣的绣娘。因为只能一针一针地累积，她们在每一件绣品上消耗的时间几乎都可以算得上是旷日持久。但奇怪的是，在她们脸上几乎看不到厌倦，反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安祥与专注。在窗帘压低的光斑里，她们灵巧的手上下翻飞，竟然有了芭蕾舞蹈般的轻盈，带动的仿佛不是丝线，而是光线，或跳跃、或凝滞，落在丝绸底面上，似乎不是在刺绣，而是在弹奏，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质感。看着看着，我忽然明白，刺绣，其实是一件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艺术。

（3）在鄞州西部高桥镇，我参观过的另外几家博物馆，其中有一家，名字叫作耕泽博物馆。那是一个石头的世界。 有石刻的鼓：坚实。厚重。但都不再被敲响。有石头的猪槽，长满了碧绿的铜钱草。有石刻的字：仁、义、信、忠、孝、礼之类的碑文漫漶，但隐约可辨。我知道，它们同样已经被被镌刻在另一些地方。有石头的拴马桩：根基深埋于土。据说跑的最快的马，需要埋得最深的石桩才能拴牢。有石刻的碾子和磨盘：无论物质还是精神，粮食要成为粮食，都需要经过反复的碾压和磨砺。有石头的墓碑：一生的苦痛不过是石缝里，几个不曾刻出的字。

（4）除了这些，馆里最多的藏品就是各式各样的石狮子，汇集人间百态，嬉笑怒骂，都是人的表情。据说最能代表江南石雕技艺的狮子，都长着一张哭脸。我感叹于这匠心的隐喻：即便再吉祥的寓意里，动人心魄的艺术往往都源自于生活的一场又一场悲剧。而这，这众多长着哭脸的狮子，是以时光中凝固的泪水，以沉默，在向我们诉说着流逝的生活里某些本质的东西。

（5）还是在鄞州，我还参观过一家名叫王升大的粮油博物馆。据说，这家百年米铺几经浮沉，但总能够起死回生。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几代人从米粮买卖的舍与得中累积的口碑。“给多一点。再多一点，不让顾客吃亏”。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一个小地方米店的小老板同样告诉我们，一粒米中，也藏着生存的辩证法。一粒米，可以和汗珠，可以和世道良心互为砝码，维持着这个失衡的世界不多的平衡。

（6）从最后一家博物馆出来，一行人来到了一座叫做高桥宋代石桥上面。它恰恰和新建成的城市铁轨构成了一个并不相交的十字道口。头顶是极速而过的城市快车。身下是随桥下流水缓慢消逝的古老的时光。两个不同时空和维度的事物在此相汇，却并不相交。茫然于桥上的人，仿佛又站在了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上，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诸如此类的问题再一次盘踞了人们的脑海。

（7）“博物馆被挤在城市的角落，我们庞大的城市和事业，最终只占它展馆里微小的一角。”这是我很多年前参过一家博物馆后写下的句子。现在看来，它并不过时。当我们面对今天庞大的城市和纷繁的当下生活而无所适从时，参照博物馆里的那些展品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从纷乱的世相里去择取自己的需要和行走的方向。

（8）既然这是一个任何时代我们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既然前面并不一定有一个可以预见幸福的未来，那么何妨让我们也在自己的体内安放一座微型的博物馆。让记忆在向前的道路上始终伴随着我们。当今天乃至将来的事物都远去之后，我们依然可以相见那个站在博物馆前笑语盈盈的女孩，那同样是博物馆的一双时光之眼、记忆之眼。

（选自《散文》2016年第一期，有删改）

西方传统节日万圣节的气息颇为浓烈，在不少学校、商场、超市里，万圣节早就预热了。尤其是一些小学校和幼儿园，家长早早买了南瓜用来做雕刻，孩子们更是兴奋不已。想必接下来的平安夜、圣诞节也是每年学校的重头戏——洋节崇拜成了另一种“时尚”，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真是要仔细掂量掂量轻重了。

节，表面是庆祝或祭祀，实则是以仪式来强调和重复精神特质。因此，节日包含了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的要素，其形成依赖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政治、文化等因素。

从这个角度说，洋节崇拜是有着其自身局限性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节日于商业宣传，之后经过层层包装，嫁接成为一个“节日”。这首先就丧失了人的主体性，将自己的生活娱乐交付给了商业行为。更为深层次的局限在于，多数人消费了表面的节日，只复制过来一个“南瓜头”的形式，忽视了、也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实质层面的文化底蕴。看似是“过节”，实际只是在娱乐罢了。

辩证地看待洋节崇拜，也许结论就不会这么逆耳。首先，过洋节是世界经济破壁发展文化跨区融合的产物，唯有开放的、发达的城市和国家，才有可能不斜视、至少是允许其他文化形式的存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56个民族能够和谐发展，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有示范意义的。其次，即便是过洋节，我们也更应该关注其对美德的强调，而不仅仅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吃个苹果，转过身后仍然我行我素。而更为关键的是，在崇拜洋节的同时，我们是否过好了我们自己的节日呢？除了吃吃喝喝，打打麻将，传统节日敲黑板强调的精神特质，我们传承好了吗？可以说，坚守传统节日是一种从容的生活态度，是一个触及精神层面的厚重的仪式，更显露着充分的文化自信，一旦我们舍弃了这沉甸甸的传统文化，而去对洋节洋文化趋之若鹜，才真的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话，写于抗战胜利时期后。今日我们的文化自信，有着更为铿锵有力的理由：除了悠久的历史根基，我们还拥有坚实稳健的发展现实，这提供了成就的根基；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依旧灿烂辉煌，更是说明中国找到了符合自己文化传统的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制度根基。

放着底蕴深厚的传统节日而不顾，只是在商业宣传的鼓动下迷恋洋节，甚至在幼儿园、小学的课堂上崇拜洋节，真真是没掂量好分量，比较对轻重。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于个人生活是如此，于学校教育、社会风气更是如此。

（选自《光明日报》，作者李祥）

酒 摊

夏天敏

日子漫不经心地把一切熏旧，熏得斑驳、残败、开裂、焦黄，人也不能幸免。昔日的戚爷早已被历史的风烟卷走，不留一点痕迹。现在的戚爷，是地道的戚爷了，头发枯白，满脸皱纹，眼睑下垂，两眼暗淡无光。几十年的光阴，他在这个小酒摊上把自己坐成了一尊颓败、松烂的雕像，但他依旧坐着，直到生命终结。

儿子出落成当年的自己，身材挺拔，相貌端正。他终归是成才了，读完大学，留在省城的大机关。果然不负心血，没几年，成为最年轻的处长。女儿呢，花样的美丽，诗样的空灵，有体面的工作，在小城医院做医生。

为了不让他再去摆摊，家里和他产生了诸多矛盾。儿子休假回来，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接待小城的体面人物。现在，他们的庭院明丽芬芳，花儿常开不败……隐藏在儿子内心中的，是爹的粗鄙，是那个小城深处癞疮一样的摊位。

戚爷誓死守住他的摊子，耐心的劝导，真诚的谈心，温馨的话语，痛苦的眼泪，统统无用。戚爷像坚贞的烈女，为了心中的那座牌坊，对任何威逼引诱都无动于衷，因为他心中有个梦。

年龄越大，那个信念越强；年龄越大，守望越坚。这么多年，戚爷为了那个约定那份守望闹了多少笑话。他去追过女人，多少次都是又尴尬又失落；他随时瞟女人，以至于大家都认为他是花痴，是好色之徒……

戚爷还有个怪癖，隔三岔五，他要到那面围墙下睡一夜。他用破披毡盖住了头，耳朵却支棱着，一有脚步声，立即掀开张望。戚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年在隆隆的枪炮声中，他和新婚不到半年的前妻走散了。那时，天才蒙蒙亮，黑暗在小街里幽灵样徘徊，东方的一抹曙光，才轻轻吻住关帝庙前大槐树的末梢。

戚爷爱做梦，尤其爱做和前妻有关的梦。这个梦，似乎是一个故事中的片断，总是不停地出现，每次都惊得他冷汗涔涔，惶恐惊悚；每次都让他心生悲冷，久久沉浸在梦的氛围中。

把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梦和关帝庙下算命解梦的刘半仙说了，刘半仙说，这是一个人在等你，在找你，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人家要苦苦找你呢？戚爷不敢多讲，刘半仙的话让他更加坚信，前妻还活着，前妻一定会来找他的，在这座小城，在小街的这座宅院的墙下。

不知不觉，小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戚爷摆摊的地方，是老城里的古城区，这里陈旧、古老、历史悠久，这么个地方是不能开发的，就像一个年龄很大的老人，有了病也不能动大手术，一动就没命了。

可是有一天突然说是要拆迁了，拆迁就拆迁吧，能住上新房子当然好了。也有反对的，多是老年人，他们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年轻人呢，他们巴不得离开这个拥挤肮脏的环境。

其实他们不知道，县长和书记并没有要拆迁这片城区的意思，一个连工资都发不了的县没有实力来做这事，开发商看不上这里。是省上的一个厅级领导，在一次宴会中对小城的领导说，你们是父母官，关心一下我的老家吧。他说了他的意思，县长说主要是钱的问题。厅长说，这个嘛你缩小点范围，就搞关帝庙下面那片，钱的事，我帮你们协调。厅长正是戚爷的儿子，厅长为戚爷死守在小街那面老墙下摆摊的事烦恼不已。

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这里就成废墟了。在这片废墟中，徘徊着一位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他孤独无助的眼里，流淌着无奈、凄苦、绝望。他顽强地寻找着，寻找那个他坐了几十年、守了一辈子的酒摊的位置。终于寻找到了，他搬了个小凳子坐在那残砖破瓦的土堆上。但轰隆隆的推土机响起来时，他还能坐下去么？

他要坐下去，他要坚守那个等待，那个排遣不掉的梦。

杭州巷10号

夏阳

幸福路作为一条商业步行街，每天人流密集，左边有一条非常不起眼的小岔路，叫平安街，顺着平安街进去百余米，一拐弯，眼前生出一条南北向小巷，便是杭州巷。

杭州巷狭窄细长，仅容得下两人并行，麻石板铺就的巷道，伴随着墙脚一线湿湿的青苔，一直延伸到尽头。巷子两边的建筑，古朴、荒凉，被圈在高高的院墙内。透过门缝，可隐约窥见一些雕梁画栋，当然还有断壁残垣。小巷里，渺无人烟，只有寂寞的风，顺着寂寞的巷道穿过，轻轻吹拂着墙头几株寂寞的茅草。步行在小巷里，抬眼望去，四周就像一幅油画，挂在墙上沉睡不醒。

我此行的目的地是杭州巷10号，那也是整个小巷唯一的住户。我去的时候，正值深秋，碧空如镜。上午的阳光嫩黄羞怯，在墙头瓦瓴上探头探脑，却无法照进小巷。行走在小巷里，头上是一片金灿灿的阳光，人却站在岁月的阴凉中。驻足10号门前，我感慨颇多，犹豫良久，那两扇厚重的木门还是被我轻轻地叩响了。

须臾，一个老太太站在门口。她的目光和善，完全没有都市人惯有的那种警惕。我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摄影发烧友，爱好用镜头来捕捉历史。老太太把我迎进院内。院子很大，里面种了不少花草。秋天的菊花开得正艳，五彩缤纷，白如雪，粉似霞，而黄的，则黄得热闹，亦黄得伤感。院内飞檐斗角，回廊石阶，曲径通幽。难以置信，在现代都市林立的高楼大厦脚下，竟然藏着这样的深居大院。

老太太说自己有八十高龄，有个留学海外的儿子，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明年也将花甲之年了……老太太说她姓李，从十八岁结婚那年起，已经在这院子里生活了六十多年。六十多年里，女儿夭折，儿子客死他乡，佣人被遣散，老伴过世，一个个亲人相继离去，昔日门庭喧闹的大宅子里，最后只剩下她一个孤老婆子了。老太太说这话时表情恬淡，似乎是在谈论别人家的事情，看不出有任何的悲伤。

我问：“这巷子为何叫杭州巷，和杭州有什么历史渊源吗？”

老太太说：“现在知道这巷子来历的人应该不多了。说来话长，早在清朝末年，有一批杭商集体迁移来此，他们开茶庄、丝绸店和当铺等。买卖做大了，赚钱了，在这里扎根，抱团买地置业，于是就有了这杭州巷。你可别小看这巷子，它可是当年这座城市的心窝窝呢。巷道之所以修得这么窄，就是为了减少闲杂人员的进入。无论多大的官来访，文官落轿，武官下马，就是皇帝来了，也得老老实实从巷子口步行进来。”说到这里，老太太得意地笑了。

我吃了一惊，没想到杭州巷在当年是如此的尊贵显赫。望着老太太一脸甜蜜而略带羞涩的回忆神情，我依稀看到了当年一个情窦初开的妙龄女子，被浩大的迎亲队伍捧进了这杭州巷。

在杭州巷10号，如置身于山野的一处宅院里，都市的喧嚣和车流的嘈杂似乎远去。空气里，有花的阵阵清香，在明朗的阳光下，微微发酵。和老太太坐在一块儿喝茶聊天，真是一种享受，仿佛在翻阅一本厚厚的历史书。

我拍了几张照片后，告别老太太，告别杭州巷10号，重新回到巷子里。我默默退出杭州巷时，一个磨刀师傅正挑着担子站在巷子口，高声叫喊着：“磨剪子嘞，戗菜刀！”他抑扬顿挫的叫喊声跌落在小巷里，溅起一巷子清脆的回音。磨刀师傅喊了数声，站了片刻，却没有走进小巷。

我回到单位。主任问我：“老太太同意拆迁了？”

我默默地望着主任难看的脸色。他的身后，悬挂着这座城市的规划蓝图，上面一条条粗大笔直的线路，纵横交错，气势凌厉。

我向主任建议道：“按照老太太目前的身体状况，是很难熬过这个冬天的。要不，我们等到明年开春再说，如何？”

主任沉默不语。

（有删改）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读小说就是为了读故事？故事与叙事是不同的，叙事才更接近小说的本质。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小说家既要通晓现实，也要通晓魔力。故事所描述的是一种现实，而叙事则是一种语言的魔力。应该说，从先锋小说发起叙事革命开始，小说写作就不仅是再现经验、讲述故事，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语言的创造。写作再也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了，只有建构起自己的叙事方式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可是，这个经过多年探索所形成的写作难度上的共识，开始被文学界悄悄地遗忘。更多的人，只是躺在现成的叙事成果里享受别人的探索所留下的碎片，或者回到传统的叙事道路上来；故事在重获小说核心地位的同时，叙事革命也面临着停顿。

这种停顿，表明艺术惰性在生长，写作和阅读耐心在日渐丧失。讲述一个有趣而好看的故事，成了多数作家潜在的写作愿望。然而，文学一旦丧失了语言冒险的乐趣，只单纯地去满足读者对趣味的追逐，它还是真正的文学吗？说到底，文学的独特价值，许多时候正是体现在语言的冒险、叙事的探索上；这样往往能开辟出一条回归文学自性的道路。可是，在这样一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有谁愿意去做那些寂寞的叙事探索？

短篇小说艺术在近年的荒芜，或许可以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旁证。以前的作家，常常将一个长篇的材料写成短篇，现在却恰恰相反。如今，长篇小说盛行，短篇小说则已退到文学的边缘，核心原因还是故事与叙事之间的较量。长篇小说的主题词是故事和冲突，读者对长篇的毛病是容易原谅的，篇幅长了，漏洞难免会有，但只要故事精彩，就能让人记住。对短篇，要求就要严格得多。叶灵凤说，现代的短篇小说“已经不需要一个完美的故事”，写短篇就是要“抓住人生的一个断片，爽快的一刀切下去，将所要显示的清晰地显示出来，不含糊，也不容读者有呼吸的余裕”。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没有生活的丰盈积累，没有在叙事上的用心经营，再好的断片，一些作家也是切割不好的。因此，在这个长篇小说备受推崇的时代，中短篇其实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叙事功底和写作耐心。

如今，翻开杂志等出版物，举目所见，艺术、叙事、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读者也慢慢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单一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英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伍德才有了这样的论断：“小说正在面临危机，而故事开始得到解放。”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小说的主要任务不就是讲故事么，为何要将小说与故事对立起来？按照德国文化批评家、哲学家本雅明的说法，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而故事的则是生活在社群中、有着可以传达经验的人——故事的旨归是经验和社群，所远离的恰恰是“孤独的个人”。故事并不一定就是小说。但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

（摘编自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