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代勇将张自忠

张秋铧

1940年5月23日，10万军民聚集在湖北宜昌城内外，为一位殉国的将军送行。就在前一天，将军的灵柩被抢运到宜昌，本想用汽车将将军的灵柩运到长江码头，然后乘船溯江前往重庆安葬，但宜昌的军民不肯，坚持要用十里长街相送、人工抬棺材的方式，送将军走完这抗日战场上的最后一程。

这是一位连最残酷的敌手、凶暴成性的日军，都为之脱帽致敬的绝代勇将：在湖北战场上壮烈殉国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上将张自忠将军——二战时期，盟军军衔最高的阵亡将领。

战火仍在延续，日军的飞机反复在宜昌城上空盘旋，随时有轰炸人群的可能，但10万军民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哀送将军。日军似乎也很配合，尽管战机几次低空盘旋，但他们并未轰炸送葬的队伍。

那是1929年，张自忠升任西北军第六师师长，有一次一个营长侵吞士兵存款，张自忠查实后，立即集合全师干部，当众责打了这个营长200军棍，并撤职镣押。张自忠经常在深夜巡视士兵寝室，帮士兵盖被子，每逢星期天，他还经常拿钱和吃喝的物品，给军队里受伤的士兵。平日里，他和士兵们穿着一样的军服，吃着一样的大锅饭。为了磨练官兵意志，他在冰天雪地里自己带头脱掉大衣，要士兵们跟着他一起进行雪地行军训练。由此，张自忠的部队以“将不畏死，兵不惜命”而著称。

1937年，在卢沟桥抗战后，二十九军决定战略转移离开北平，军长宋哲元在撤退之际，要求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留下担任北平市长与日军进行周旋。外界并不知张自忠奉了密令留下，当时国内的报纸，纷纷责骂张自忠是无耻汉奸，将其称为“张逆自忠”；为了洗刷这个罪名，张自忠秘密潜逃离开日军监控，南下向蒋介石汇报北平战守经过。

1938年返回部队后，张自忠面对部队官兵痛哭失声：“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乃与大家共寻死所！”

1940年，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退守重庆，日军为了进攻重庆，连续进攻襄阳、鄂西一带。

5月1日，张自忠亲笔给三十三集团军的各部队和将领写信昭告：“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5月16日，日军获悉国军有高级将领正在南瓜店一带指挥作战，随即调集飞机和重兵，猛烈轰炸我方阵地，三十三集团军属下的七十四师主力弹药将尽，部队电话询问张自忠可否先行退却，张自忠回答道：“现在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正是军人杀敌报国之时，子弹打完了，要用刺刀杀，刺刀断了，要用拳头打，用牙齿咬。”

上午11时许，三十三集团军的警卫团阵地被日军突破，激战到中午时，张自忠手下的2000多官兵几乎全部战亡，他身边仅剩下几十名警卫人员，将士们也仍然誓死保卫着他，并一面高喊：“司令快走，司令快走！”

张自忠的副官马孝堂，向来救援的国军讲述着：“总司令猛然前扑，旋又立起，右肩后流血了！很显然是被炮弹碎片炸伤了。到了十里长山，还在指挥，接着左臂也在流血！但是总司令仍然站在那里，怒目圆睁，大声呼喊着，指挥着。”“他的腿上也流了血，血湿透了袜脚。我见总司令突然向后一歪，右胸就往外喷血，总司令脱了上衣军装，让我给他裹伤，血如泉涌。我刚包扎完，敌人就一窝蜂上来了！”

对于张自忠将军的阵亡过程，侵华日军在《231联队史》中也有记载：“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站起来，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从他射出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此时，藤冈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心起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这个高大身躯再也支持不住了，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噩耗传开后，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张自忠将军的尸体，最终经增援的38师官兵浴血奋战，张自忠的遗体被抢运回后方，因此也就有了宜昌十万市民为将军送行的感人场面。

不久，蒋介石为张自忠题词：“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宜，终换得马革裹尸还！”

***为张自忠题词：“尽忠报国”。

（节选自《捍疆卫士张自忠》，有删改）

散文写作中，最有兴味的或许就是笔调了。笔调，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现代散文中，有一种甚为风行的笔调，就是闲话笔调。胡适曾说：“白话散文很进步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可见所谓闲话笔调就是谈话风格的，或者说用谈话方式来作文。

此种笔调经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提倡，便有了以性灵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之说。此种谈话风格的小品文笔调，林语堂甚为醉心，并在许多文章中反复申说。林语堂因甚为欣赏谈话风格的行文，还力主扩充散文的篇幅，但要以此来挑战古文的简洁，就不足为训了。用谈话方式来作文自然是很好的，但作文毕竟不完全等同于谈话。若是真将那种谈话过程记录下来，也够拉杂，更不用说话题的游移了。梁实秋先生力主行文的简练，就要明智得多。呼应于周作人的说法，林语堂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但又格外地张扬了幽默。幽默可为行文增添风趣，但若过分大张旗鼓地提倡，则本身又可能成为一个幽默。

闲话笔调是散文中一种较为自然的言说方式。此种笔调是用说话来交流的，心中存有一个交谈的对象，如此即可展开交流。至于所谈的题目并未限制，照林语堂的说法，正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不过，作家的言说仍不离心灵或性情，因而所谈的题目也是有喜恶的。但不妨假定读者那方面也有同好，如此即可达成沟通。此种笔调虽说有一种涵盖作用，但并不碍于各人的谈论，并非千人一面，可各有面目。比如周作人的创作以闲适为主，从而讲求所谓生活的艺术。但在退隐的心态下，也不无书斋生活的苦闷，于是于闲适中渗出一股苦味来。林语堂虽说倾心幽默，倒也率意而谈，不无名士作风。至于以幽默见长的，或许要算梁实秋。但梁实秋也是心存雅致，幽默只不过是用来抵斥种种不雅的，所谓相反相成是也。而老舍，为幽默而幽默，则并不见佳。他显然是过于着重幽默了，并以之作为作文的主旨，却有可能落入油滑。其实，幽默表现于文中，多是一种点缀，可为行文增添谐趣，但若要从头到尾地幽默下来，就往往吃力不讨好。

因而即便同是闲话笔调，也可各有不同的，这才是真正的个人笔调。但个人应当以自我说话，而自我又处于大我与小我之间，这就得把握其中的分寸。比如周作人将载道与言志对立起来，从而将写作完全地由载道转为言志，却又囿于个人的性情，所得就小了，因此小品文也就沦为小摆设。其实，言志与载道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社会生活的特点就是形成了各种观念，也可谓各有其道。文中若尽是载道口吻，实则就是充当了各种观念的传声筒，这就在文中丧失了自我。但若想将自我完全游离于各种观念之外，恐怕也不现实，正如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一样，各种观念或道理对人也有一种约束作用。郁达夫曾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换言之，重个性，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若抹去个性，从而充当某种观念的传声筒，仍又是载道之文了。在散文中，笔调确乎是个人的。而所谓的个人笔调，就是要在散文中形成独具个性的言说方式。

（选自吴永福《散文中的闲话笔调》，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