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别样的经典

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是作家在前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不断加工的基础上才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故事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的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的志怪小说以来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正确地说，和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对它进行了嘲弄。

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不与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认同，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加牟尼，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对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读者则同情于他受紧箍咒时的窝囊气而欣喜于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越，宗教的虚伪性也在很大程度被揭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转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

《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宾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行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以降妖伏魔赞美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它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节选自《西游记〈前言〉》）

天职

许行

海尔曼博士的诊所远近闻名，在布拉沙市没有不知道他和他的诊所的。这个倔老头子，像他那把用最好的钢材做成的手术刀一样坚硬、锋利。

一天夜里，一个小偷撬开他的诊所，将一点现金和几样珍贵的药物，放在提兜里准备带走。不巧，他在慌忙中撞倒了吊瓶支架，又被氧气罐绊倒，摔折了大腿，要跑也爬不起来了。这时，海尔曼和助手从楼上下来，助手说：“打电话让警察把他带走吧!”

“不，在我诊所的病人不能这样出去。”

把小偷抬上手术台，海尔曼连夜给他做了接肢的手术，并打上了石膏，直到在诊所里把他彻底治好才交给了警察。

助手说：“他偷了您的财物，你怎么还如此给他治疗呢?”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又一天，一个女人护送一位在车祸里受重伤的人来到诊所。   

海尔曼一愣：“呵，是她!她早已徐娘半老，怎么还这般漂亮?”这是他被人夺去的爱妻。直到今天她在他的眼里。仍然具有不可代替的魅力。

女人泪流满面地说：“海尔曼，亲爱的海尔曼，你还恨我吗?……为了拯救他的生命，我不得不来求你，你是全市唯一能给他做手术的人。”

受重伤的人是他原来爱妻的后夫，就是这个人把她夺去了，当时就差未同他进行古老的决斗。

海尔曼曾经受过他们的侮辱。现在这种场合的重逢，使他不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始终一言未发，只冷冷地反问一句：“列夫斯基夫人，你忘记我常对你说的话了吗?”    

“噢，你是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一个修补头颅骨的手术，让海尔曼站了十个多小时，最后晕倒在手术台旁。

列夫斯基在伤愈后，夫妻俩在海尔曼面前忏悔地说：“如您不嫌弃，我们愿意为服侍您而献出余生。”

“这是上帝的安排。医生的手术室里记住的只是他的天职，忘记的是个人的恩怨。"

这件事更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这年，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了布拉沙。一个盖世太保头目，被波兰地下战士一枪打中了胸部。随军医生没人能给他做开胸这样的大手术，便把他化了装送到海尔曼的诊所。海尔曼一搭眼就认出了这个最凶残的德国刑警队警官，在这个城市里不知有多少波兰人丧生在他的枪口下。他心中猛然一震，暗自喟叹，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呵!

海尔曼支走了所有助手和医护人员，他洗手，刮脸，重新穿好上教堂才穿的那套西服，罩上一件最新的白外套。然后拿起他最大的那把手术刀，一下子剖开了他的胸膛。他没有去找子弹，而是把手术刀插在他的心上……

审判海尔曼时，德国人说：“你玷污了你的手术刀。”

“没有，它用得其所。”

“你忘记了医生的天职。”

“没有，此时此刻反法西斯就是最高的天职!”他一字一顿，字字千钧，全市人都听到啦。

海尔曼牺牲了。可城市到处都张贴着“天职”两个大字，不用再加其他文字，它就成了一条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反法西斯标语。时至今日，布拉沙还在最高的楼宇上，挺举着“天职"两个大字，谁都明白人们赋予了它更深远的含义。 

    (原文略有删改)

诗歌应有对生活现实的深切抵达

中国诗歌有着悠久而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要求诗歌产生一定的现实功用，介入、改变外部现实，一直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了光辉而灿烂的中国诗歌文化，使诗歌不断走入人民大众的内心之中和生活之中。近年来，诗歌中的现实书写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打工诗歌、乡土诗歌、城市诗歌也是各有其问题。

“打工诗歌”写作现象将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和写作群体呈现到了社会大众面前，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打工诗歌的写作贴近生活、“接地气”、有真情，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但是，如果深入地、大量地阅读作品，便会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打工诗歌”作品数量很多，但却大同小异，“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在艺术上存在粗糙、直白、重复等问题，文学性不强。从深层次来讲，诗首先是诗，应该用诗的方式说话，评价其成就的最终尺度只能是艺术水准和品质。在打工诗歌的写作中，有一部分是跟风的、人云亦云的写作，所书写的现实是想象的、观念的、概念化的，而与真实、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并不搭界。

乡土诗歌的写作资源是广袤的乡村。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农村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也遭遇着挑战，这对于写作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但就现实之中的乡土诗歌创作而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乡土诗歌写作的群体很大，但写得好的、有特色的还不多。很多诗人的观念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一味把乡土、乡村写成桃花源、乌托邦。个别这样的写作并无不可，但是如果风靡一时、大行其道，无疑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样的写作，前人早已写过无数遍了，并无新意，而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早已发生变化，再用那种封闭、单向度的抒情方式来呈现乡村，无异于刻舟求剑甚至是掩耳盗铃。

城市诗歌的相关话题近年被广泛谈论。关于城市生活、现代生活的诗歌很多，有两种主导性倾向，其一是热情的、浪漫的倾向，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其二是排斥的、无奈的倾向，体现出“后现代性”特征，且以第二种所占比例更大。城市诗歌问题也同样很突出。大多的写作给人的感觉是形式大于内容、姿态大于实质，很大一部分是表面化、观念性的写作，并无真正去发现、介入城市生活，并没有表达出对城市的真情实感。城市更多是作为景观、作为他者而存在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客体。当今社会的浮躁之风在诗歌中不无体现，在城市诗歌中更为集中，许多的城市书写被大众文化所同化，成为了流行文化的推波助澜者，而缺乏诗人应有的价值立场和反思精神，消费化、快餐式的写作，沉迷于欲望、好勇斗狠的写作，缺乏底线和标准、过度追求“丧文化”的写作，哗众取宠、口号式的写作……问题不可谓不多。

所以，就当前诗歌中的现实书写而言，诸多问题值得深思。很多人写的“现实”只是徒具其表，貌似现实的“伪现实”，与复杂而精微的当代人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现实基本无涉，而是从先入为主的概念、粗疏的印象、偏狭的趣味、人云亦云的跟风出发，是对现实的生吞活剥。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04月03日14版）